与毛泽东是忘年之交
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他“毁家兴学”，于1904年在自家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政府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朱剑凡和毛泽东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的童年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更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当年，毛泽东正酝酿成立新民学会，有一次来到她家，找她爸爸谈事。小仲丽天真地望着他问道：“毛叔叔，你为什么要取一个怪名字，叫二十八画生呢，真不好听。”
毛泽东笑着回答：“我是喜欢来新花样，用数目字代替名字，节约呀，省事呀……”
小仲丽插嘴道：“是不是还有保密呢？”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真聪明！”
朱仲丽怎么也没想到，10多年之后，当她去延安参加革命时，被大家称为“毛主席”的就是当年的“毛叔叔”。
1938年初春，朱仲丽来到自己向往已久的革命摇篮延安。
不久，朱仲丽就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见她。听到这个好消息，朱仲丽既高兴又紧张，心里想：见到毛主席应该怎么称呼呢？是叫毛叔叔，还是称毛主席？是鞠躬，还是敬礼？她的心突突地跳着，眼前不时闪现毛泽东当年去她家时的情景。
在一间极为普通的窑洞里，朱仲丽见到了毛泽东，激动之余，一句长沙土话脱口而出：“毛叔叔，你健旺？”一想不妥，又忙抬起右臂，两腿不熟练地并在一起，喊了一声：“毛主席，敬礼！”
看到朱仲丽笨拙的动作，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他伸过手，紧紧握住她的手，笑着说：“来，坐在这儿。”一口浓重的乡音使朱仲丽感到格外亲切。
毛泽东打趣地说：“你长大了，好！我在长沙见到你的时候，你刚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成了大姑娘，并学会向我敬礼了！”
朱仲丽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傻笑着。
毛泽东拉家常似地问：“你读了几年医学院？”
“读了5年，实习两年，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就到了南京中央医院。”
“噢，一共7年，是硕士、博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经验不多。”
他们交谈的时间很长，谈得很多。朱仲丽一直很兴奋，不过，她并没有忘记医生的职责。在谈话的最后，她向毛泽东提出了3个请求：第一，请多多散步，这样可以使身体健康;第二，请少吸烟，最好戒掉烟，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三，请您马上吃早饭，马上休息！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啊，这细妹子还挺会照顾人喽！”
为邓中夏当联络员
姐姐翻译的材料由邓中夏的爱人李瑛负责取送，朱仲丽以大学生的公开身份掩护姐姐的地下工作。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恶劣，由于有一份材料急需翻译，李瑛送材料时，被特务跟踪。当时李瑛不仅来送文件，而且还要代表党组织给朱仲丽送来一个重要的信函：经党组织和邓中夏同志批准，发展朱仲丽为列宁主义小组成员。
就在她们接头时，敌人破门而入，把李瑛、朱仲丽和她的姐姐一起抓走，当时朱仲丽才17岁，但她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面对敌人的审问，她很勇敢，不承认姐姐和李瑛是地下党，也决不透露肖劲光到哪里去了。敌人威胁她：你如果不说就枪毙你。但她没有屈服。
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姐姐和李瑛被敌人判刑。朱仲丽由于不满18岁，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最终无罪释放。
做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
1938年，朱仲丽到延安后，被安排在宝塔山上的边区医院工作。这所当年红军最大的医院，只是一排排不起眼的土窑洞。虽然工作条件很差，但医院的工作效率却极高。那时，一个医生每天要做两三个手术，看50个门诊，管三四十张病床。虽然朱仲丽的工作十分劳累，心情却非常愉快。
边区医院来了这样一位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年轻漂亮，确实引人注目。有一次，朱仲丽在手术室里为一位患者做眼科手术，她全神贯注，剪子、刀子、镊子在手中灵巧地飞舞。做完了手术，她才发现有几位首长正脸贴着玻璃往里看。再仔细一看，原来是邓小平、贺龙、关向应、杨尚昆等，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笑眯眯的。朱仲丽连忙与他们打招呼。
第二天，朱仲丽遇到了贺龙。贺龙笑着说：“你真有本领，这么小的年龄就拿着尖利的刀子在病人眼睛上开刀，不简单哟！” 朱仲丽笑着说：“贺师长，这是小手术。”
不久，朱仲丽就担任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她深知这个工作责任重大，因此，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时，毛泽东由于每天长时间伏案工作，手臂活动太少，患了肩周炎。为了治好毛泽东的病，朱仲丽缠着他打麻将，并教他跳舞，收到了很好的康复效果。朱仲丽多年以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我教主席跳舞》的文章，里面这样写到-----
“延安时代，紧张的工作之余，为了让中央首长松弛一下脑神经，于是，利用既做食堂又做小会议室的平房，每星期六的晚上组织一次跳舞晚会。为了请毛泽东同志学跳舞，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起初他对跳舞毫无兴趣，我们就以锻炼身体为由请他参加。记得我初次带毛主席跳舞，他是那么高兴，而我却有些紧张。‘你的脚，要灵话些，别像士兵操练似的，要把脚尖抬一点点，擦着地板跳，就好看。’我用长沙话说，‘主席，你还要学会转圈子，朝左朝右。’ ‘啊，还有这么多的道理。’毛主席很有兴趣地说。‘是的，主席，这是跳交际舞的规律。’‘你的权力真大，叫我朝前我就得朝前，后退就后退，成为我头上的指挥官了。’毛主席这番话，逗得我和江青都笑起来。当杨家岭礼堂盖起来之后，每星期举行一次跳舞晚会，毛主席已学会了狐步舞，开始学跳华尔兹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也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时，他已经会跳好几种舞了。毛主席曾经和我说过，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场所。”
毛泽东为她的爱情牵线搭桥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作者注），您好！”
王稼祥热情地与朱仲丽握手，目光中闪烁着一丝喜悦：“小朱同志，认识你很高兴！”
毛泽东插话说：“王主任啊，别小看这细妹子，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3人寒暄之后，朱仲丽离开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问道：“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接着又补充：“我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就认识她了？”
毛泽东觉得有些奇怪，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异性的。他似乎又明白了什么，便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
毛泽东问：“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你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王稼祥记住了。
没过几天，王稼祥果真去找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肖司令自然也就心领神会，与朱仲丽的姐姐一唱一和地撮合。终于，1939年3月5日，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
婚礼那天，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细妹子啊。”
给刘少奇治病成了好朋友
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来敲朱仲丽的门：“朱医生，请你去看看病。”
朱仲丽听出是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立刻意识到，准是刘少奇病了。她急忙穿好衣服，带上听筒、血压表和体温计等，向刘少奇住的窑洞奔去。只见刘少奇正躺在一张藤织的长椅上，右手按着腹部，神情十分疲惫，面色苍白。看到朱仲丽进来，他点头微笑。
“很对不起，把你请来了，干扰了稼祥同志的休息。”刘少奇歉意地表示。
“不。你的脸色不大好，怕是过于劳累了，要注意休息啊！”朱仲丽关切地说。
经过检查，朱仲丽诊断刘少奇的慢性肠胃炎又发作了。她打开药箱，取出解除胃痉挛的药片给他服下。朱仲丽心想，如果有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给他喝该有多好啊！哪怕是一碗普通的挂面也好。可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朱仲丽只好要求刘少奇少食多餐。刘少奇听后，连连摇头说：“一天三顿还不够？还要吃四五顿？大师傅老陈已经够辛苦了。他为我做的饭菜很软和，又不油腻。在延安能这样已经够舒适的了。”
朱仲丽见状，又想了一个主意。她请大师傅把馒头切成薄片，在炭火上烘干给刘少奇吃。当她将烘好的干馍片装满一个铁盒子，送给刘少奇时说：“少奇同志，这是特地为你精制的一盒‘奶油饼干’。你夜晚工作的时候，吃上几片，对胃病很有好处。”
刘少奇打开盒盖很高兴地取出一片送到嘴里，连连夸奖：“不错，不错，又脆又香，真是山沟沟里的上等美味饼干。朱医生真有办法。”
刘少奇与王稼祥夫妇在杨家岭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时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一天，他们又一起在窑洞外面的黄土坪上漫步，边走边谈。刘少奇还提起了一段往事，他对朱仲丽说：“我是你的同乡，宁乡县道林人。我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听过一位有名的教育家讲演，受益不少。这位教育家就是你的父亲朱剑凡先生。”
朱仲丽没有想到，自己早已病故的父亲，一位普通的老教育工作者，竟在刘少奇的记忆中留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内心十分感动。 王稼祥是她永远的思念
王稼祥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曾被敌人的炸弹炸断肠子，躺在担架上进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夫人。
在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有记者问及朱仲丽此时的心情。她神情略显凝重地说：“我不能带着悲哀的心情去纪念稼祥，因为悲哀不能产生进步。我是带着鼓舞的心情、心潮澎湃的心情去缅怀稼祥。”
相濡以沫几十年，朱仲丽对王稼祥深为了解。她说：“稼祥同志是为人民谋利益、忠于党的人。他一生所做的那些事情，时时刻刻都是我的好榜样。”无论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出任驻苏大使期间，或是在事务缠身的重要岗位上，她眼中的王稼祥“不但谦虚、谨慎、而且非常好学，喜欢读书”。
她回忆说，“王稼祥博览群书，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是拿着书本在看，甚至有时睡着了，但书还是抓在手上，灯也没关。”朱仲丽心里一直怀念着王稼祥。据她的回忆，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王稼祥虽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康生之流别有用心地诬陷王稼祥推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1966年王稼祥和她被通知搬出中南海。1967年8月的一天，王稼样被一伙闯到家里的造反派拳打脚踢一番批斗后，神智突然不清，一个人在屋里大声喊叫“我没有罪！”她闻声急忙来到他的身边，一边安慰，一边给他服下一片镇静药。谁知，王稼祥躺下后，可能感觉睡得不踏实，自己又拉开抽屉，抓起许多安眠药，全部吃了下去。由于药量过大，等她发现时，王稼祥已经昏迷不醒。她急忙给王稼祥注射了一针强心剂，随后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经过两天两夜，王稼祥才醒了过来。
她一头扑在王稼祥的遗体上痛不欲生，作为医生，她也再无回天之力。
王稼祥同志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亲自致悼词。周总理眼含热泪，紧紧握住朱仲丽的手，惋惜地说：“唉，真没料到！”他为自己战友的早逝而痛心。朱仲丽说，周总理当时已身患绝症，身上带着尿瓶来参加王稼祥追悼会。
尤其难得可贵的是，朱仲丽撰写的长达百万字的3部自传体小说《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不仅讲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革命家庭的经历和命运，还记录了许多前辈革命家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在她的笔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国革命的决策者们一个个栩栩如生、可亲可敬。
书稿出版时，她特意把王稼样的“王”字，和自己的“朱”字合为一个“珠”字，取“珠珊”为笔名，寓意自王稼祥的精神始终与自己同在，实现超越生命的“白头偕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