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由郭沫若题写招牌的百年书画老店，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并称为中国书画市场“三大家”;这是一个曾两遭大火而又浴火重生的重庆老字号，是重庆文化最重要的地标之一，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百鸽图
“当时在重庆这个凼凼头，傅抱石先生的辈份算是小的了，因为老先生还多，那阵张大千、于右任这些人都不太老，更莫说前头还有杨沧白这种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了。他们都是书画中人，也想在重庆找一个最资格的堂口，就看中了淳辉阁，一来二去，淳辉阁也就把招牌整大了。”
重庆书法家协会理事、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唐肇新先生是淳辉阁的老朋友了，他像说评书一样和我扯起淳辉阁的家底渊源。他说抗战陪都人文荟萃，是淳辉阁兴起的灿烂背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西迁重庆，文化也随之而至，秀才人情纸一张，民国文人都讲究一个书画往来，所以淳辉阁就墨香四溢了。
1941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三连任，蒋介石送了一个大人情，委托沙坪坝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大画家张书纾画了一幅大画《百鸽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份厚礼送给美国政府，长期悬挂在白宫，号称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
话说那《百鸽图》太大了，高1米6，宽3米5，差不多是两张五尺宣纸镶起来画的。画好要装裱，无店敢接，最后，还是淳辉阁的师傅凭着一手绝活，接了这幅巨画。
1949年后，淳辉阁是重庆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专业文物字画商店。四川的文化中心迁到成都，但淳辉阁这爿传统书画名店，还留在重庆民生路，就是现在七星岗银河大酒店那一线，书店画廊多的是，中正书局、龙门书局都在，是当时重庆的文化一条街。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有时也爱来淳辉阁转转。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担任左联秘书长，跟鲁迅过从甚密，也好书画这一口;当时川剧团的编剧和一些名老中医，都好书画，也是淳辉阁的常客。淳辉阁的伙计早上起来取下门板，就烧一大壶开水，等着这些老先生上门来喝茶，听他们“前三皇后五帝”大摆龙门阵。
后来重庆书画界的几大名手晏济元、苏葆桢、岑学恭，也是店里的茶客。苏葆桢、岑学恭都是当年画《百鸽图》的张书绲牡茏印４净愿蟮笔被古煞20个“特别通行证”给副市长级别以上的官员，可直接到库房挑选书画。一些从北京来的路过重庆的高官如陈伯达、韩念龙等人，也来店里看过。
竹帘画
当时淳辉阁还有一个大业务，就是把梁平那边的外贸竹帘画批发过来，再打给清贫的画家们画，帮他们挣一点生活费。可以说，川渝两地没有画过淳辉阁竹帘的画家，几乎没有。老先生们都很可爱，没有画到的，还要跑到淳辉阁来“踢馆”：为啥子你们给他画而不给我画呢？他那几笔，我又不是不晓得！他都画得，为啥子我就画不得呢？
2004年，淳辉阁曾在解放碑地王广场举办阎松父百年诞辰画展。重庆江津的阎松父是以画虎闻名的著名画家，曾画过很多淳辉阁的竹帘画，唐肇新说：“当时传统书画属于封资修，不提倡了，幸好淳辉阁的竹帘画，还找到和保留了一点传统文化的口感，也帮一些老先生度过生命中最难熬的岁月。现在要是还找得到老先生们当年画的竹帘，那都是珍贵的文物了。”
“文革”期间在重庆抄家没收的书画，都存放在七星岗若瑟堂、小什字罗汉寺、小米市的基督教礼拜堂和较场口的少儿图书馆。“文革”后期，上面特令淳辉阁去选一些出来卖，“字画堆积如山，但淳辉阁的人没选，因为也不好卖，封资修的东西还容易出事，只好把一些画轴抽出来卖，这个实在，好卖一些。”
“文革”后，早已并入市美术公司的淳辉阁迁到群林商场旁边（现美美百货），成为重庆最早特许接待外宾的画店，当时的外贸公司都没有开门设店，只有淳辉阁可以。
80年代初，一个由11名书画家组成的日本书道代表团，来淳辉阁参观买画。大家都看中了一张用吴昌硕多方印章钤印的“寿”字，但又不能分成11份，“他们就用火柴来抓阄，只有一根留了红头，哪个抽到哪个要，这样也不伤和气。结果，团长的女婿抽到了。日本人看上去本来都有点稳重，但这个女婿当场就激动得在店里跳来跳去。”当时的字画也不贵。90年代初，一幅郭沫若的字，也不过1000元左右。
纯手工
淳辉阁现任经理程建生，站在书画雅洁的较场口淳辉阁门店的柜台后面，谈起父亲程国华的一生，正是一部淳辉阁的装裱史。淳辉阁的装裱大师程国华是安徽人，“苏葆桢、岑学恭他们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学美术时，就认识我父亲。父亲出徒后，先是住在陈立夫家里裱画，陈老先生是非常喜欢书画的。后来父亲进入淳辉阁，抗战爆发后，又随淳辉阁迁到重庆，一直干到了1976年退休”。
解放后，四川美协一直在重庆，美协几位巨头李少言、吴凡、宋克君都跟淳辉阁关系很好，成都搞画展要裱画，都指定淳辉阁派人去，“我父亲就和几个师傅去，我也跟着去玩。从小就熟悉苏葆桢、段虚谷、冯建吴、赖深如、钟道泉、沈福文这些艺术家。”
“文革”后期的年轻人就业，儿子可接老子班。正在云南支边的程建生，就顶替父亲进了淳辉阁，一直干到现在。他不但顶替了父亲的名额，还顶替了父亲的手艺。裱画是一个很辛苦的工种。对身高也有要求，个子高一些，要好点，因为有些丈二宣的大画，宽大得好像丈二和尚都摸不到脑壳，于是像程氏父子这种人高手长的裱画师，把宣纸一提就上墙，不用搭板凳。
1980年代程建生过手的画最多，他也开了眼。“改革开放”后，淳辉阁收的书画多了起来，有的太破旧，就要重裱再卖。裱的过程，也是最好的学习。各派风格，一目了然：如岭南风格，大红大绿;北方调子，朴实厚重;江南一带，华丽而不俗;我们重庆呢，则是综合各地，因为抗战重庆文化大融合，各地画家都云集这里。”
差不多在中药业引进韩国熬药机时，书画业也引进了日本裱画机，但淳辉阁没有引进，淳辉阁拍卖公司总经理周炳清说：“我们全是纯手工活路。画在墙壁上自然晾干最好，最好的画，在墙上都有撑3个月之久的，而机器裱的画，高温烘干，宣纸经过高温后，纤维就要受损，保存不久。” 周炳清有一次收画，看到一幅徐无闻的字，正想下手，但一看是机裱的，就算了。他说：“可惜了徐聋子这幅好字哟。机裱和手工裱的，我们一上手就感觉得出来。”
范涌泉先生在他的《书画真伪鉴定》一文中，说起和淳辉阁的缘份：“记得10年前，我有一幅郭克的《山丹》，在南坪一位著名的装裱师手里揭裱。取货时见外观的整齐和切线的准确，在重庆是绝对一流。只可惜不及数年，画心及天地衬的背托都出现断迹。而我一幅盖有‘淳辉阁装裱’印章的郭克的《芙蓉》，十多年来都没有出现断迹，至今品相完好无损。透光而看，其背托用纸全为整纸。而南坪那幅画，背托有几处短接纸，让我心痛不已。”
拍卖槌
至今淳辉阁的老人们谈起1996年那场毁家大火，无不浩叹。当时是老字号群林商场着火，越来越大，殃及旁边最怕火的淳辉阁，百年老店险些毁于一旦。大家拼命从火中抢出了郭沫若题写的那块金字招牌，才保住了淳辉阁的文脉。
在程建生的记忆中，当时店里有一个两米长、高60公分的樟木箱子，全放着自清代以来的镇店之宝，其他的就放在画架上。起大火时，库房在顶楼，大家冒险冲上危楼，只抢出一些残片。
郭沫若题写的招牌，和淳辉阁的大火之间，冥冥之中也许自有关联，这位大诗人写过的诗剧《凤凰涅》，说的就是凤凰浴火而重生的惊艳。
重庆市美术公司掌门人齐东是这样看待淳辉之火的：“我们淳辉阁先后经历过两场大火，96年一场，98年一场，非常不幸，但店烧得垮，品牌和招牌烧不垮。听淳辉阁的老先生们说，70年代他们去北京出差接洽生意，先拿出重庆市美术公司的介绍信，人家爱理不理;又拿出淳辉阁的介绍信，就对上“暗号”接上了关系，对方立马变脸，热情接待。这就是老字号品牌的能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擦亮淳辉阁这块金字招牌，现在国家也在喊我们发展文化产业，所以我们淳辉阁决定在重庆的书画拍卖开一个先。”
说起重庆书画市场的档次，淳辉阁拍卖公司总经理周炳清心中不平：“我们重庆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不敢跟北京、上海比，就是跟离我们最近的成都比，也差得太远。成都有一批中青画家，差不多跟重庆知名书画家毛峰、钟纪明同一辈的，也是重庆冯建吴和苏葆桢的学生，但他们现在的书画价位，有的比他们的老师还还高几倍。老师卖不过学生，这有点喜剧。就是同辈的学生的价位，重庆的也要差一大截，这跟我们的市场培育得不好有关系。”
2002年，淳辉阁近现代保真书画在市政协礼堂首次开拍，既有清代司马钟的《柳荷长卷》、郑板桥的《竹》，还有一幅嘉庆年间的圣旨，也有冯建吴、周北溪、苏葆桢、许伯建、岑学恭等不同风格的重庆名家佳作;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淳辉阁收藏的张大千、沈尹默、徐悲鸿、李可染等书画名家的墨宝现身拍卖。其中张大千一幅《花鸟》起拍价达18万元，李可染的《牧牛图》起拍价为16万元。
但这些拍卖，都是淳辉阁委托别的拍卖公司进行的。周炳清说：“我们捧着淳辉阁这个金饭碗，为什么不自己拍呢，所以，有百年书画收藏史和收售史的淳辉阁，将开创自己的拍卖史，2012年6月10日淳辉阁首拍开槌，川渝两地的书画界和收藏界闻声而动，从此，槌声年年响起。
这正是：两场大火淳辉阁，一声新槌巴渝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