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有感于现代通信便捷而爱情表达却迟钝，擅长说话之道的蔡康永在微博写下76条“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现代人有时候不懂表达。《非诚勿扰》某期节目讨论爱情语言，女嘉宾争相表现，用上了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但来来去去不过是对中文“我爱你”的直接翻译。上世纪60年代人黄菡补充了两个版本：如果表达I love you，张爱玲会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读《红楼梦》的刘心武会说“这个妹妹我见过”。
如今，“我爱你”的情境发生更符合愚人节而不是情人节。爱情的表达是千篇一律铺满鲜花和蜡烛的“十动然拒”（十分感动然后拒绝的网络缩语），是爱无能、情无趣。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白话文运动第七年，郁达夫借《沉沦》喊出一代人的情感需求。
白话文运动最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民国四大情书”经典。
当鲁迅与许广平异地谈情，这位正经的先生对前女学生、现女朋友表忠心：“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这些信后来结集为《两地书》，鲁迅在自序中称：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不外乎是对学校风潮、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信笔写来。
当徐志摩示爱陆小曼，最新潮的读者恐怕也会脸红心跳：“龙龙，我的肝肠寸寸地断了”;“我唯一的爱龙，你真得救我了！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悯悯的，只想着我爱你”;“龙呀，我想死你了，你再不救我，谁来救我？”
当朱湘隔着太平洋想念刘霓君，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也焕发崭新爱情的活力：“你说我的信很可爱，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我写给你的信也跟着可爱了。”
当沈从文苦恋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在“四大”之列的朱生豪，虽被朋友笑谑为“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言情起来却比谁都极致――“我是宋清如（朱妻）至上主义者”。
浪漫春光苦短，战争以不可控力洗劫爱情格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爱情模式不是我爱你而你恰好也爱我，而是先结婚后恋爱开展革命伴侣生活。当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被分配给一个胡子拉碴的“石光荣”，能够说的也只有“服从组织安排”。
60年代，政治强行介入爱情的表达方式，“一等姑娘嫁军人，二等姑娘嫁工人”成为主流爱情观。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上人开口是《毛主席语录》，出手是《毛主席诗词》，允许夹带的私货最多是在扉页上落一句积极向上的祝词。
70年代，当爱情随着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苞米地，爱情是冲破围栏的你侬我侬。但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回城的知青，多年后回头想想村里的小芳，爱情的缅怀只能是“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终于，挺进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爱情跟随政治、经济开展深刻反思。女作家张洁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掷地有声，宣告了婚姻必以爱情为基础，否则注定痛苦。
90年代，爱情是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歌曲，语言表达不再“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我和你吻别”，是“爱要说，爱要做……不要反反复复想得太多”。
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想得更少，做得更多，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一颗爱心、一张红唇、一朵玫瑰的表情符号，就取代了语言的丰富之美。快餐式的约会之后，如果发觉还有真爱，用尽搜索引擎，秀遍各国语言，表达的不过还是三个字：“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