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成都市成华区马士弘家中
口述者：马士弘先生现年104岁，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语言流利风趣。在座的还有其弟96岁的马子超先生。
下面是马士弘先生谈话的实录。
一、我参加的淞沪会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已经合作了。蒋介石决心抗战了，他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动员军队全力抗战。
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是由三大战场组成的：一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展开的敌后游击战场；另一个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战线近3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三是西南、西北人民抗战和支援前两个战场的大后方战场。我参加的是正面战场。从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争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由连长、营长一直做到团长，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保卫武汉大会战、宜昌战役、长江石牌要塞保卫战、常德会战等重大会战。这些大的会战，双方起码都是十几二十几万人。小的战斗不计其数。
我当时在十五集团军42旅，参加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我们当时驻防在罗店到大厂一线，我当时是侦察连长，罗广文是旅长，我的父亲马玉之和罗的父亲罗宇涵是世交，就介绍我到他手下当兵。我开始在四川部队，也是连长，但是我看不惯川军。成天抽大烟，形象太差，我很不愉快，好歹我也是黄埔军校毕业，怎么能在这样的部队中工作呢？
后来，因为全师伤亡损失过半，我们奉命撤回四川忠县整补。日军自1940年攻陷宜昌后，一直意图攻占长江最后一道防线――石牌要塞。如这个要塞失守，日军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到重庆。蒋介石深知这一战关系到抗战最后的胜败与国家存亡，于是下达死守命令，少将以上军官立遗书，凡临阵脱逃者按军法处置，战至一人也不准离开要塞。白崇禧亲自到石牌来督战。
1940年夏，我所在的18师由坪山坝开赴鄂西前线，担负守卫长江石牌要塞及三峡地区任务。1943年5月，日寇向石牌发起猛烈攻势，敌我双方投入兵力达10多万人。我当时任18师53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有一天，我在柳林沟和日军一个大队打了一场艰苦的遭遇战，战况惊心动魄，我们打了一天。第二天，我的副营长下巴被子弹打掉了。日军在对面山上用机枪扫射，我没注意到。我正好扭头，嗖的一下，我自己都不觉得有子弹过去，当时的战斗是非常紧张的。那颗子弹从我额头擦过去，流血了，但我以为是汗水，我身边的卫兵说，营长，你受伤了。我一摸脸，手上全是血。我当时叮嘱卫兵，不要告诉其他人，因为我假如下去治疗就没人指挥了。于是在伤口上涂了点云南白药，经过简单包扎又继续战斗。
抗战胜利后，上级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整休，然后就开往湖南桑植，去攻打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只有两千多人。我当时不明白，共产党昨天还和我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共同抗战，今天就变成“匪”，要剿灭。我就去找罗广文，他已经是军长了，我和罗广文家是世交，又是忠县老乡，在外面我喊他军长，在他家里喊广文哥。我就跟他说，抗战八年都在一个战壕打日本，今天怎么让我去剿灭共产党？我想不通。后来我给罗广文打电话，就说“我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就说我不想干了，他说“不干不行”，我说：“我打了8年仗，打累了，打疲倦了。”我给师长写个辞职信就走了。
在家待了大半年，我父亲说，你30岁的人了，总在家也不是个办法，让我回部队去，我就到重庆找陈诚。他以前是我们军长现在是军政部长，认得我，我就跟他说，我还想回部队干，他说：“好！”我又回了部队。当时罗广文在南京任职，我在南京国防部当上校，罗广文跟我说还是到他的部队当团长，我跟他说，我还当团长，我当了几年团长了啊，后来就让我当副师长兼团长，陈诚当时想让我去台湾筹建国防部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不行了，后来罗广文回成都，我家家眷多，就跟着回到了四川。
二、我同事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我自己没有目睹南京大屠杀，但我的一个同事亲身经历了。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寇展开5天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垮。国民党88师、87师两个师，还有一些部队被打散后退入南京城。退入城内的士兵约有16万，纷纷换装便衣，分散杂处在居民家，有的进入难民收容所。
我的同事王鹤标，是88师264团少校政训员，部队被打散后换成便装，随难民进入南京基督教会设立的鼓楼街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得到收容所的管理员的帮助，有幸从南京逃了出来，他后来去了台湾。1995年，王鹤标回到大陆探亲访友时，将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
据王鹤标回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日本兵看俘虏右手的食指有没有凹坑（拉枪栓磨的茧坑），被屠杀的有茧坑的十多万士兵，大多数是国民党第88师、87师溃散后入城的。王鹤标就是88师的，为什么他逃脱了呢？因为他是少校军官，右手食指上没有茧坑。当时日本兵查验了他的右手食指，一看没有茧坑，就让他走了。他就扮成难民进入鼓楼街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有管理人员是山东人，王鹤标也是山东人，他就跟日本人说，这个是我们收容所里的职工，就这样逃脱了。他跑出来以后，看到日寇在采石矶杀人，将中国人一排一排地捆着，一排有30多人，然后用机关枪扫射，扫完以后，就将尸体推入长江，长江水都染红了。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被尸体填满了，一层一层的尸体叠压，时间长了都发臭了。日寇押着中国兵下去把死尸装到尸袋里，扔到长江中去。南京总统府有2万多的教导队，当时也没有走，就被日本人捆成一排排的，在中山路上用机枪扫射。在中山路附近有一座孙中山铜像，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脑袋都把中山像给堆满了。
两岸解禁后，王鹤标到成都拜访朋友，跟我讲了这段经历，我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并寄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对他们说，虽然没有图片，但事情真实，他们很重视这个信息。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7周年，习近平主席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前几天，我一个同学被邀请参加了公祭仪式，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那封信放在纪念馆最显著的位置，习主席都驻足看了很久，一直摆头，神情非常难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这两句话很重要。
三、殊途同归兄弟情
我和马识途是亲兄弟，我们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我们俩的友谊不仅是兄弟亲情，更是血与火铸成的。
新中国成立前，马识途在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1941年年初，中共鄂西特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马识途妻子刘惠馨和刚出生的女儿被捕，他不得不紧急撤离，逃到了重庆。在他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听从父亲的叮嘱，冒险犯难，前往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马识途，将他护送回忠县老家暂避。在父亲的保护下，马识途才安全渡过了难关。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何功伟也被捕，我到重庆监狱去看过他一次，他很坚强，后来被杀害了，我感觉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时候何功伟的妻子还藏在我家，后来通过秘密渠道把她送到延安，解放后她担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有一次，马识途被特务追捕，跑到我家中，因为我在卫戍部队，特务一看我牌子是18军，是卫戍部队，就没敢抓他，我把他藏在家中。
解放初，我在成都工商联工作，负责全市商业、税收等。由于我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我的房子被没收了，那个时候只要你是国民党，什么政治运动你都跑不掉。1950年，和我一起起义的一个同事回到老家去，回去后被区长枪毙了。1950年6月，老家坪山坝农会派三个武装农民来成都，要抓我回去受审。其时我在工商联军管办公室工作，按理不能直接逮捕。他们去成都市委联系，被拒绝了，市委批评他们不按政策办事。军管会知道后也斥责他们，因为当时马识途在军管会当组织部长，就把我给保护下来了，没有抓回老家挨斗。在解放初期，农会可以随便抓人，乡镇可以随便判刑杀头，不管起义不起义，只要你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抓起来就判刑，或关或杀。如果我不是在大城市或没有参加工作，要是没有马识途的保护，真的被抓回去，那时一个乡长就有生杀予夺之权，我还能活命吗？
如今我和马识途都百余岁了，我们俩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历经世纪风雨，一路互相搀扶，见证了中国百余年的风云沧桑，可谓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