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秋天，我大约是十一岁或者十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个学生。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际的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演出歌舞、话剧和说双簧等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演出两个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的姊姊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是主角吴凤。姊姊一向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功课好，人缘好，模样好，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始终在当班长。她又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叫作“白雪公主”。
看见姊姊理所当然地扮演吴凤这样重要的人物，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因为很喜欢演戏，自己的老师却是绝对不会想到要我也去演出的。
说没有上过台也是不对的，有一年，也算演过歌舞剧，老师命我做一棵树。竖着比人还要大的三夹板，上面画的当然是那棵树。我笔直地站在树的后面直到落幕。
除了《吴凤传》，好似另外一出话剧叫作《牛伯伯打游击》。这两个话剧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姊姊如何“舍身取艺”。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很娘娘腔地叫了一声“啊――”。
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看了几天，那场指导打游击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本没有高潮和激战。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来演匪兵乙，上――来――呀！”
我被吓了一大跳，发觉变成了匪兵。这个，比演一棵树更令人难堪。以后的中午时间，我的工作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人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地经过布幔而来时，我就要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个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齐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回忆起来，那个匪兵甲的容貌已经不再清晰了，只记得他顶着一个凸凸凹凹的大光头，显然是仔仔细细被剃头刀刮得发亮的头颅。布幔后面的他，总也有一圈淡青色的微光在顶上时隐时现。在当时的小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沿途上学去的路上，准定会被人在墙上涂着“某年某班某某人爱女生不要脸”之类的鬼话。
老师在那个时代里，居然将我和一个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一同蹲在长板凳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天天一起蹲着，那种神秘而又朦胧的喜悦却渐渐充满了我的心。总是默数到第十七个数字，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于是便一起拉开大黑布叫喊着厮杀去了。
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演匪兵甲的人。
同乐会过去了，学校的一切照常进行。我的考试不及格，老师喝问为什么退步，也讲不上来。于是老师打人，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弯下腰偷偷擦掉了一点点眼泪。竹鞭子打腿也不怎么痛的，只是很想因此伤心。
那个匪兵甲，只有在朝会的时候可能张望一下，要在队伍里找他倒也不难，他的头比别人光，也比较大。
我的伤心和考试、和挨打，一点关系也没有。
演完了那出戏，隔壁班级的男生成群结队地欺负人，下课时间总是跑到我们女生班的门口来叫嚣，说匪兵乙爱上了牛伯伯。被误解是很难过的，更令人难以自处的是上学经过的墙上被人涂上了鬼话，说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恋爱。
有一天，下课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来了一大群男生死敌，双方在狭窄的泥巴道上对峙，那边有人开始嬉皮笑脸地喊，慢吞吞的：“不要脸，女生――爱――男――生――”。
我冲上去要跟站第一个的男生打，大堆的脸交错着扑上来，错乱中，一双几乎是在受着极大苦痛而又惊惶的眼神传递过来那么快速的一瞬，我的心，尖锐甜蜜地痛了起来。突然收住了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书包，低下头默默侧身而过，我背着不要脸呀不要脸的喊声开始小跑起来。
他还是了解我的，那个匪兵甲，我们不只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心里静悄悄地数着一二三四……然后很有默契地大喊着跳出去。他是懂得我的。日子一样地过下去，朝会的时刻，总忍不住轻轻回头，眼光扫一下男生群，表情漠然的，那淡淡的一掠，总也被另外一双漠然的眼接住，而“国旗”就在歌声里冉冉上升了。总固执地相信，那双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那一次，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甲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许多小水塘，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啪”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地划动着。那一刹，我几乎窒息死去，指甲掐在窗框上快把木头插出洞来了，而眼睛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经过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也是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苦苦的哀求在黑暗中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要做那个人的妻子。哀哀的求，坚定的求，说是绝对不反悔的。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了毕业的骊歌时，许多女生稀里哗啦又唱又流泪，而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字一句地喊，我们一次一次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跟着同学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围的一切，这，就结束了。回家的路上，尽可能地跑，没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拼命地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没有什么人在等我。进初中的那年，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下学，“总统府”的“国旗”一样升起。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也是在夜间要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的，那个哀求，仍是一模一样。有一次反反复复请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跟自己那么遥远的无能为力和悲哀。
“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个大圆桌吃饭。说起往事，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切，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了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要看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群群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地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真受不了！”一个男生说。
“原来你也偷看我呀？！”顺手拍一下打了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的。找到了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就在眼前出现了。连忙将眼光错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莫名其妙。“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散了，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了我，慢吞吞的：“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五块钱。”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开车走的时候笑着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话：“哎，老天爷，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