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晚了些，但终究还是有人记着他们。
2014年10月16日，江西鄱阳县一酒店门口挂着一条显眼的横幅：“热烈欢迎马兰场站老首长前来参加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战友联谊会”。酒店会场里，汇聚着300余名曾经参与核试验的老兵。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
那里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发祥地，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50年前，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
曾经前前后后在这片戈壁滩上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这是一群沉默的老兵，极少有关于他们的报道。50年前的这份荣光，对于他们而言，不能为外人所道。75岁的杨天玉，从西安赶来参加这次老兵们的聚会。他坐在人群中并不显眼，静静地聆听别人的故事，也讲述了自己51年前前往马兰的情景……
最神秘的任务
1963年10月，在兰州军区空军第九军服役了3年的杨天玉接到通知，他所在的部队将被调至新疆一“特种部队”。彼时，杨天玉并不知道这特种部队要做什么。他随军起程，几经辗转，最后到达神秘的目的地――马兰。
就在杨天玉所在的空军第九军赶赴马兰的同时，沈阳、北京、济南等各大军区的官兵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短短两年时间，马兰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乡村迅速成为集结数万士兵的军事重地。随着队伍日渐壮大，部队先后组建工程124团、警卫团、546医院、后勤基地汽车修配厂、汽车36团，以及防化团等团部。这些集结在马兰的部队，开始了具体的任务――建造营房、站岗放哨、运输配给、日常训练。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似乎也没有人去好奇这个特种部队是做什么的。“不该知道的不问。”杨天玉从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该知道的时候组织会告诉你。”
到马兰后，部队随即开始了保密教育：对外只能提通信代号“永红”，不能提马兰;当兵只能说站岗放哨，不能说在执行什么任务;对于执行的任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死后带进棺材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写信不能封口，文书要统一检查过才可以发出……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些硬性纪律和处罚措施。这是在当时已经入伍三年的老兵杨天玉所经历过的最严格的保密教育。
神秘的任务在与保密教育同时进行的政治教育中透露了一些端倪：“世界已经进入核时代”，“帝国主义国家手握核大棒在耀武扬威”，“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我们手里没有，别人就说我们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也搞一点’。”
1964年3月，部队开始宣传“伟大的任务”之类的字眼，底下的人也渐渐猜到马兰跟这传说中的武器有着联系。此时，部队师团一级的官兵被组织观看了美国原子弹试验纪录片《十字路口》。杨天玉当时只是个班长，但因为是在培养中的干部，在1964年下半年也得以观看这部片子，这时他才意识到：神秘的马兰部队正在搞原子弹！
杨天玉此前对原子弹没有任何了解，只听说过美国曾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过两颗，想象中应该是威力很大，但并不知道原子弹长什么样。视频资料里，美国的海上原子弹爆炸掀起翻天巨浪，巨大的冲击波迅速扩散，吞没了数十公里外的战舰……杨天玉为片子里的一幕幕景象所震惊，与此同时，也对自己能执行这样的高科技任务感到光荣――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他竟与最高端的国防事业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不过，出于稳定军心的目的，当时《十字路口》并未被公映给基层战士们观看，“对下只传达任务”，战士们最多只隐约知道将执行的是一次核试验任务。
试验场区设立在马兰军部以东二百公里的戈壁滩无人区里。随着试验日期的临近，军营气氛愈加紧张，一拨拨技术人员和战士穿梭在试验场区。杨天玉收到的任务是把飞机等空军相关的试验品运送到场区的指定位置，有的相隔500米，有的相隔1公里，有些特殊位置还有工程兵事先挖好的被称之为掩体的坑洞，一些指定的飞机需要放置在掩体里。其他兄弟连也在安置各种火车、汽车、装甲等试验品。到临近试验的时间，让杨天玉奇怪的事发生了：猴子、兔子、老鼠等动物也被带进试验场。
1964年10月15日，原子弹试验前一天，部队要求每一个官兵坚守自己的岗位，以确保试验任务万无一失，至此，战士们才确认自己参加的是原子弹试验。
1964年10月16日，杨天玉最后检查了一次场区的试验品后，相关人员把动物和橡胶假人放进了场区摆放的飞机、汽车等驾仓里，之后撤到离预定试爆点80公里外的开屏机场。一切就绪，士兵们戴上漆黑一片的护镜，面向东方试验场区的方向，等待那颗传说中的原子弹。
下午三时，官兵们背对原子弹方向，捂住耳朵等待试验进行。在护镜前漆黑的视线里，忽现闪电一般的白光，随后，一声巨响从远方传来，这时大家才回头，透过护镜，看到一个火球在预定试爆位置上空炸开，“天空瞬间像多了个太阳”，待强光散去，摘下护镜，看到火焰不断地翻腾向上涌起一朵蘑菇云，空中的蘑菇云不断吸起地面的尘土形成长长的尾巴，“大得像一栋房子”。惊呆了的士兵们开始欢呼，跳起来，扔帽子，“胜利啦”“成功啦”“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跟着大家一起挥舞着拳头的杨天玉只觉得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天，很多人落泪了。随即大喇叭里响起周总理的慰问：“你们辛苦了！”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两小时后，大家还沉浸在喜悦中，杨天玉身着防护服载着技术人员驶向爆心，执行另一个任务――爆心附近取样。
驶向爆心的路上，戈壁滩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但是车一过，杨天玉才发觉原本坚实的土地变成了松软的沙土。离爆心越近，土质越松软。一路上，当初各个连队布置的掩体和试验品――飞机、汽车、火车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当车行至离爆心只有三十余公里时，电线杆也都朝爆心的反方向躺倒在地上，飞机、汽车这些坚实的钢铁制品已经烧熔，一辆汽车几乎已经化成了一坨黑铁，只能隐约看到一些框架。越往爆心方向走，情况越惨烈，试验品在掩体里的部分还能保存一些，不在掩体里的有的已然不见了踪迹，当这些曾经在空军里被视为珍宝的飞机一个个面目全非地出现在眼前时，杨天玉心里有些不忍。当看到驾驶室里快被烧没了的猴子时，杨天玉也终于明白了放置这些动物的用意。 余温未散的试验场区弥漫着死亡的味道。
闷热得快要晕厥的杨天玉，一心想着完成任务，但闷热难耐，他甚至打开防护面具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才打起精神继续工作。现在回想起这个细节，杨天玉仍有些后怕。
离爆心100米
自1964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地面试验、地下试验相继展开，官兵们的任务也愈加繁重。
试验前，空爆试验要完成投弹准备，地下试验要打出一两百米深的地下井，装弹回填;在场区建造用于试验的房屋、挖掩体、安置试验品;试爆之后，地面和空中要完成第一时间的采样、洗消清理工作。在试验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需要对一些埋得较深的试验样品进一步挖掘，最长的要三年才能全部回收完。试验场里，几乎每一项工作都要与核弹及带有辐射的效应物打交道，在自然环境恶劣和工具简陋的建国之初，官兵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不言而喻。
“这和地方上见到的煤矿打井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在参加过平硐试验取样工作的老兵冯立友（化名）看来，这两者是一样的，“两台风机一进一出，保持洞内通风，挖出来的石头用小车推出来。当时没有很现代化的机械参与，只有穿过爆心时才用钻机挖，其余多是半人工作业。”
“每次作业，1个班7个人，4班三倒，每班6个小时，不分昼夜地挖。”山洞里散不尽高温，常年在45摄氏度以上，原本要求每个进洞作业的士兵必须穿帆布防护服，戴防毒口罩，但防毒口罩一渗入汗液便堵死了气口，战士们工作不了，没多一会儿便全卸了防毒口罩。
冯立友至今脚下有一大片肉是没有知觉的，那是当时他在山洞里脚踩着高温的洞壁长时间干活而烫伤的。“如果不是服从命令，很难坚持下来。”那次平硐试验，冯立友和战友们整整挖了两年半，没有节假日。据说那本来是一个计划里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最后不但完成了，还比规定时间提前了27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提前27小时是什么概念，反正听说最后立的集体三等功还是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复。” 冯立友说。
任务结束，冯立友和战友们终于从离马兰军部外200多公里的试验场区撤回到了马兰总部附近美丽的博斯腾湖畔124团连队。此前的两年半，冯立友在场区一直睡帐篷。
马兰基地运行步入正轨之后，原子弹试验越来越密集，最多的时候一年试验四次，常常是一颗在试验，第二颗、第三颗已在场区内准备着，战士们不停地打井、挖掘施工，吃住等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核辐射的污染源。脱发、皮肤病成了战士们的普遍病症。“就是像个大炮仗，放完就完了。”在很多战士的心里，都曾以为原子弹的威力仅此而已。他们知道光辐射和冲击波，但对核辐射了解很少，在那里也极少有人会提到原子弹是有辐射的，大多数新兵对核辐射的了解仅来源于老兵们。
这些让人想想都觉得后怕的举动，几乎每个战士都有过。
不能说的秘密
和冯立友一样，曾在1976年参加中国最大当量氢弹试验的王福全，每次讲到亲眼看到的试爆景象，激动之后总会略带点失落，“见到这么壮观的景象，参加那么光荣的任务，高兴只能自己高兴，却没办法告诉家人，不能和别人分享这个喜悦。”告别马兰的退伍老兵，结束了在试验场的所有工作，却有一个任务永远无法停止――保密协定，从入伍开始一直到死，“保密”要伴随老兵们走完余下的漫长的人生。
“我没跟我爸我妈说过这些事，老婆孩子更没提过，”王福全说，“我甚至没想过有一天会再说起这些。”生性纯朴的老兵们大多复员后回归农村继续原来的生活轨迹，坚守着保密协定，甚至一些复员后的老兵出现相关健康问题时，他们仍不敢向医生言明自己过去的工作。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视上播出《东方巨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纪录片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那段秘密的工作，终于可以被世人所知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纷纷自发组成了战友联谊会，每逢纪念日、周年都要搞庆祝活动。一年一小聚，几年一大聚。战友们凑在一起回忆曾经在戈壁深处的时光。“戈壁滩三件宝，水壶风镜大皮袄。”曾是汽车36团的老兵李克海讲起这一句试验区里的顺口溜，随即引起大家的共鸣。“风一过，粥里都是半碗沙子。”“半盆水洗脸洗脚洗衣服。”……这些如今说起来像笑话一样的故事，曾是老兵们亲身克服的一个个生活难关。
马兰时光是每一个曾在那里服役的人最宝贵的经历，虽然他们作为核试验“大机器”中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并不懂什么是核聚变，什么是铀235，常常只听命令不问原由，在场区身临险境回收着自己看不懂的仪器和设备，但作为核试验不可或缺的执行者，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驱体和意志，连接了中国核武器梦想和现实之路。
“岁数越大，越怀念曾经当兵的日子。”77年老兵孟德伟说。2010年，他得偿所愿，又回到魂牵梦萦的马兰。
孟德伟深深地叹了口气：看着那破落的景象，心里凉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些老兵也会彻底被人们遗忘。
虽然晚了些，但终究还是有人记着他们。
杨天玉回身看看老伴，她正坐在轮椅里，电视机闪动的画面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她曾经是马兰546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在马兰相识，在马兰结婚，他们相处的岁月，几乎和中国原子弹的历史一样长。杨天玉想告诉老伴这个新闻，但她已经失智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