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我“大师”没有必要。我现在觉得，其实我们之所以想创作一篇小说，是因为有一个题材在感动着我们，这样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说，把稿纸打开，笔握在手里面，好，我就来写一篇《看海的日子》或者《儿子的大玩偶》，不会有这样一个名称的意识，也不可能有很具体的目的性。写小说，就是要告诉人家有这么一些令人感动的人物，告诉人们他们身上发生的感人的故事。人有很多的机缘、遭遇，种种的事情，感动了，就把它写出来。所以文学呢，并不是写乡土的就叫乡土小说，写都市的就叫都市小说，写海洋的就叫做海洋小说，写高原的就叫高原小说。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写妓女的，是不是应该叫做妓女小说？显而易见，小说类型都不是这样区分的。我们这里的杂志是我们自己创办的，已经办八年了，我们认为文学只有好与坏，没有新与旧，所以也没有什么派系。我的观念就是这样。小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去叙述，去呈现一些事情，就爱听故事，听戏剧啊，听着这些故事慢慢地长大。长大后我还记得那些故事和戏剧，就这样在无形之中，我把这些东西呈现了出来。
当然，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贵人，比如说第一个影响我、同时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我初中二年级的一位老师，当时她随“国民政府”从大陆过来台湾不久，才二十六岁。在那个年代，本省同学跟外省来的同学的国语（或说普通话）程度很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发音，而且呢，如果我们的教员改变我们本身的一种文法，学起来就比较不顺利。但是我还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那一带的原住区啊，还租给外省人，我们会和一些外省的孩子们玩在一起，并没有很刻意地去区分外省和本省。那么玩在一起，虽然他们有他们的乡音，但是再怎么样，他们说的话也很接近普通话，较为流畅，那时候我们的沟通就自然也很流畅。因此在普通话各个方面，我算是我们班上说得比较好的。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在写作文时通常的内容会是秋天的农家。我的班主任也是国文老师，有一次她把作文本发还给我的时候，她说，春明，作文要好的话你不能抄哦。我说，我没有抄，可能就是通顺一点啦，没有好到哪里。她说，哦，不错嘛，老师给你甲下。本来乙上就已经不错了，她还给我甲下。当老师把作文本还给我，我还是愣在那里。她说，怎么啦？我说，老师你心里面一定以为我是抄的，我真的没有抄。老师说，你说了我就明白了。我说，老师这样子好啦，你让我再写一篇作文给你看。老师就说，你喜欢作文，这好啊，你尽管写，老师会帮你好好看的。可是我又站在那里等，老师说，又怎么啦？我说，老师你没有给我一个题目。老师说，要题目，好，写《我的母亲》。我又愣住了，老师说，怎么啦？我说，我的母亲过世了。哦，你几岁的时候母亲过世的？我回答，八岁的时候。其实虽然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但是那时我又有了一个继母，如果要写母亲的话，却让我感到很为难，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经常因为调皮而挨继母的打啊，所以我不想写这个，就故意说母亲过世了。老师就问，你还有印象吗？我说，模糊。因为我要摆脱这个题目嘛，所以就说印象已经模糊了。她说，模糊也是印象啊，你就把模糊的印象写出来好不好。我不能再讨价还价，回到家后，就很纳闷，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写一些继母打我的事情。于是在那一天晚上，我就想既然已经答应了老师的要求，那么想不交也是不行的，可是到底要怎么写呢？我就想起来，我爸说那一年母亲刚过世，底下比较年幼的弟弟妹妹就天天哭着要找母亲，奶奶被哭烦了，就说，你母亲已经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亲可以给你。我虽然没有像弟弟妹妹那样哭闹着要找母亲，但是我也会想起母亲，而且我一想起母亲呢，就会想到奶奶对着弟弟妹妹说的那一句话：你母亲已经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亲可以给你。想到这句话，我就把头偏向窗外看着天空。我说，有时候看到星星，有时候看到乌云，就没有看过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就这样写完了，但是我很没有自信这样的一篇文章能得到老师的肯定，因为文章的内容在我看来是比较抽象的。我第二天就把作文交给了老师。在当时，我还记得老师说，各位同学，今天外面有阳光，你们出去晒晒太阳，春明你过来。我一过去，远远一看，作文本上有很多红的圆珠笔做的批语，我心里就很纳闷，书本的红字批语有两个意思：一是批评某些地方写得不好;另一则是表扬某些段落写得很不错。我是觉得我是被做批评的。可是那时候，我看见老师头一抬起来，她的眼眶竟然是红的，她一边含着眼泪，一边又笑着说，春明，你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啊。她还说，作文要写得好的话，要多读一些好的作品。说完她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两样东西，那是她早就准备好的，一本是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集，一本是俄国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我有两个爷爷，一个是我爸爸的爸爸，一个是我文学的爷爷沈从文，我很喜欢他。两本小说集我回去看完后，感动得不得了。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王老师就对我特别关照，常常鼓励我写作。却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突然警备总部来了一群人站在教室门口，校长还带着一个领导进来，直接对正在上课的老师说，王老师，我们有话要跟你谈，请到校长室。王老师对校长说，好啊，等下课我就过去。那个领导说，不行，现在就跟我们走。我现在回忆起当时候的情形，还记得王老师很从容地说，各位同学，你们都是中国的好宝宝，求你们好好用功啊，只要你们好好地用功，咱们中国就有希望。对于我们来说，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她为什么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懂。然后她就被带走了。第二天，我们整个罗东的小镇就开始流传一个消息，都是关于“罗东中学捉到一个匪谍”，我都蒙了，这件事情原来说的是我的王老师，而到后来，我又听到了王老师被枪毙了的消息。
到后来我们台湾有一个“国家文艺奖”，我得到第二届的奖赏，颁奖典礼蛮隆重的，来了很多的贵宾，我们得奖人还要上台讲话、致谢辞，我都准备了。但是一上台呢，我却沉默了，并非忘词了，而是故意不讲话。看着台下的观众，我很严肃很低沉地说，“王老师，我得奖了”，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底下的观众觉得莫名其妙，我就说我今天会走上写作这条路，这位王老师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启蒙老师，但是她后来却被当作匪谍处死了，我知道她在天上，我刚才就是向在天之灵的她说我得奖了，感谢她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我的致谢辞就是感谢我的王老师。也只有她让我接触到了中外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因为当时白色恐怖，外面的小说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书都被收缴了起来，所以后来变成热爱写作，是她给我带来的影响。
所以说文学创作跟文学研究是两码事情，把你写出来的作品定义为乡土文学或者高原文学，进行文学归类，这是属于研究的范畴。我们文学的创作其本质上是写人，包括你写童话，把昆虫动物都拟人化了，都是写人。世界上无论哪一类人种，其人性都是共通的，像黑人作家写的都是黑人的事情，我们仍看得掉泪，难过得要命。看桑西河在写印第安人怎么样被美国白人杀戮时，我们也会难过。同样你看到第一次大战的惨烈，你会难过;看到《悲惨的世界》，会觉得外国人写的故事里的人物也很可怜。为什么看到这些故事会难过呢？因为人性是共通的，我们如果写出的作品可以把人性刻画得很深入，翻译到国外去，即使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来读，他们也一样会被你的小说所感动。所以呢，文学是从生活汲取养分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的经验，没有在观察，还有不经常阅读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写一些东西。所以如果说文学是研究出来的话，那么所有的大专院校的文学院老师都是作家啦，那一些博士硕士都是作家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文学作家，比如沈从文连一本书都没有念过;英国的狄更斯由于家境中道没落，后来也没念好书，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却很好，还写就了《双城记》享誉世界。所以我们说文学是从生活中来的，在生活中经历越多，见识得越多，对于人性的了解，对于人物的刻画才能更深刻。无论是乡土文学、都市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什么的，我都不理这些分类。只要你写出的小说故事老少咸宜，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所创作的小说中的人物人性刻画得好，就算有人不会识字，我把你的小说念给他听，他也会感动，那么你的小说就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我举个例子：大概三年前，有一个医院的癌病末期患者，作为一个无药可治的人，他已经没有多少的生命了，在医院里只是挣扎着希求多活一些时间，但是他在死前竟然告诉医院说，我能不能见一见黄春明？医院说，他是你的亲戚吗？他说不是，他是我的读者。医院就说，那院方想办法替你联络，黄春明会不会来可没有把握。我那时候人在高雄，而医院在罗东那里，我晚上本来要住在高雄的，但我一接到电话，听到这件事，我就赶来罗东直接到医院看他。他躺在床上，枯瘦如柴，说话也很慢，看到我他就说，黄先生，你好久没有写小说啦，你以前写的《锣》――憨钦仔 、《看海的日子》――白梅、还有《儿子的大玩偶》――坤树，这些小说里的人物我都很喜欢。听着他说出这些小说的名字以及当中的人物，我就知道他是真心地喜欢我的小说。然后就听到他再一次重复道，黄先生，你已经好久没有写了。我感动得要命。我就说，关先生，你等着看，我马上就开始写。他笑着说，哈哈，来不及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每次回想起来，我都感动得要命。
还有第二件事情，也是大概三年前，我在某一所高中学校演讲完了，校长送我上车了，一个高三的女生，蛮高挑的，长得也还清秀，远远地向我跑过来。她很认真地说，黄老师，我有一封信要给你。当时校长还站在旁边，跟这个女生开玩笑。但是她很严肃，她把信给我，并怎么讲呢，她说，黄老师，你回家之后才看。那我是坐车一离开，我就看了，还没到家我就已经看完。她在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黄老师，你救我一命。因为她曾经割腕三次，每次她都想自杀，但是有一天她看到我的一篇写我儿子的文章《国峻不回家吃饭》，她说她看完感动得哭了，很伤心，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哭出来了，跪向她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对不起，让你们烦恼了，我再也不会自杀。
所以我在想我写的这些东西有哪些人在看，因为我不知道啊，就像农夫种出来的米，他知道有人在吃，却不知道谁在吃：监狱里面的囚犯在吃，判他有罪的法官在吃，哪里都在吃。写作就是农夫嘛，你把东西像米一样种出来嘛，你管他谁吃，又不是拿去做研究，人家是当作精神的粮食。你看一个人就要死了，他在死前竟然会想说要跟我见面，那个对我的鼓励有多大啊。所以那一次我就讲，什么奖什么奖对我都没有权威，我得到关先生这样一个邀请会面，我会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鼓励。我手机上，他在临死之前的第三天，还有留话给我说，黄先生，谢谢你，来看我。所以他被埋葬的时候，我去给他拜拜了一下。像他那样的一种举动，对一个作家是多大的一个鼓励啊！所以我才说，文学就像米一样，谁都在吃米饭吃菜吃什么的，那么所有在吃食物的人，有没有在研究营养呢？没有啊，只知道吃这个没有错，就吃了。那些研究营养的人，却不仅知道这个有没有营养而已，包括营养的各种分子的结构式他都知道。他对营养研究到一种十分细微、深刻的程度，但是他在吃东西，吃和我们一样的东西时，会不会因为他那样深刻地了解物质营养的结构式，消化得比我们好呢？不可能，因为他太用功了，反而没有消化。所以，文学是要给社会大众作粮食的素养的，你想想看，北欧的三小国：瑞典、挪威、芬兰，15世纪之前他们叫什么来着？维京人啊，就是海盗嘛！你说海盗残忍不残忍，人家到海上去劫掠，把人丢到海里去。
英国人几世纪前也是土匪啊，什么印度、肯尼亚、香港都是它的。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南端的右角有一个小岛，叫做福克兰岛，也是它的。而且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他们做强盗，去掠夺你的资源，剥削你当地的人的劳力，挖取这些矿物财物自然资源，然后回家再做商品，反过来倾销给你，得了三层利益。再后来，他们的第四代，让被侵略者的第四代的那些孩子们都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的枪很厉害，他们的飞机很厉害，都没敢去计较他们怎么样来侵略我们的东西，以致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尊心也没了，所以他们是不是土匪？好了，今天讲到北欧的三小国，讲到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是文明国家，对不对？美国也很文明。但如果追究过去的话，他们就是强盗。美国移民到新大陆去，是怎么残杀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把整个的拉丁美洲啊，语言都毁掉了。只有巴西讲葡萄牙语，其他国家都讲西班牙语，男人杀光了，女人就被性奴隶，到现在他们物质发达了，我们就都说他们是文明的国家啊。拉丁美洲，以前是玛雅，是文明古国，不仅有语言文字，还有炼金是世界第一，其建筑在最高的山上那边，都被殖民者毁了，那么好了，我们就说这一些人，即侵略者的国家，在掠夺了很多的财富之后，那他的国家也比别的国家人民富有多了。所以呢，文学不是民生的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他们当时就已经读《圣经》、《圣经》的故事，也有人写小说，好的文学作品。那时候还没有电啊，也没有什么大众传播，还算是一个农业跟手工业的时代，家里还是大家庭呢！三代人吃饱晚饭后，大家坐下来，点着烛光，问哥哥，昨天你把狄更斯的《双城记》念到哪里，接下来姐姐念，一个人朗读，其他人都听。朗读在他们都能吃饱饭后，就变成一种习惯。你知道吗？到今天他们的朗读还非常普遍。文学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它在刻画人性。那你知道什么是坏的人性，好的人性？大概我们在生活可以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好的人性方面信仰，所以就会把原来有的坏的人性压下去，所以过去我们的人民都很贫苦，这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台湾贫苦的农民，他们忠孝节义的道德都修为得很好。另外，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谚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字那么难，《论语》还要注解才能弄得懂，他不认识字怎么半部的《论语》就可以让他做到《论语》里的行为要求呢？因为他听故事，他看戏剧。但是有些认识字的人却不懂得生活，十年寒窗，你们就给我读书，你呢也只要能考试就好，考上了当官了，却对生活也不会认识，生活不认识，就对人民不认识，连人民的事情也不懂，还自以为是说我很有学问。所以不忠不孝不义的都是那些当官的。到今天还是有很多这种情形。所以我说文学是在刻画人，那么你要懂得怎么刻画人，你要懂得生活，要在生活中观察，生活本身就是教育，中国社会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你想想看，生活教育里面功课最多的是谁，穷人。他什么都要去懂，什么都要去做，名词动词加在一起。而有钱人只要名词就行，你呢却只要用钱买，不用做。现在美国人一般都富有，只要他上班，做一个机械的工作，每个月就能赚一个生活，而且也都会生活得很不错。所以，他们又退步了。于是，后来他们又推广一个活动叫做“DO It Yourself”（DIY），即自己动手做做看。贫穷的人哪一件事情，不是自己动手做的？现在中国大陆、台湾一样地，年轻一代，我们宠坏了，当然宠小孩爱小孩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这个你不要做，那个你不要做，什么都用钱拿去买，那就完蛋了。
有人会说，黄老师你都写小人物。我说我就是小人物嘛。第一，我对小人物比较了解，人很自然就会对他们有阶级的情感。你不觉得吗，你们共产党人就是靠着阶级的情感才把李德赶出去啊，要问农民啊，井冈山那里是人生活的地方吗？不是，很辛苦啊，还有两个土匪，还有五口井，真的有五口井，一个叫做大井，一个叫做小井，还有一个中井，一个上井，一个下井。我以前都偷看这种书的。我还没有讲我是怎么读到这一些的呢。
我写那个《看海的日子》，那个妓女后来回到了乡下，人家都没有排斥她，人家还会跟她一样地融洽地在一起。我说这个就是阶级感情。有一个大陆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问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如果台湾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同情他，你不行，还不懂得阶级的感情是什么。那个时候不只一个人去当妓女，很多人都去哦，并不是她们愿意，生活逼得她们不能不这样去做的。
在台湾，有一个人是劳工党，后来得不到位子，就变成民进党了，根本就是墙头草嘛。他当时对我的《看海的日子》怎么批评，你知道吗？说那个白梅她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你可知道一个政府一个国民党的势力有多大，他们几个人怎么反抗得起来？所以那个读书人就这样被我骂惨了。
我们写小说也都很谨慎，在我心里面警备总部原来是一个单位，他们是在管思想的问题，另外还有军方，因为军方在管文艺思想方面嘛，差不多是中国的全部文艺思想，有时候在治安方面，他们也管。那么，到底这些又怎么样呢？就拿抓所谓的乡土文学论战来说吧，当时我们乡土文学在盛行的时候，他就说狼来了，说我们工农兵文学已经来了。对我来说，工农我都写过，只有兵没有写过。但我不是被大陆这边宣传过去才写这个的，我都是很自然的。我们小人物去当兵嘛，我们小人物去当妓女嘛，当然我也就会去写他们嘛。你说我为什么去写这个，因为是阶级的情感，至少我的生活完全就是那样，你自己不知道的不要无病呻吟，连自己都不感动你还去写，你要欺骗谁？你可以欺骗别人，但你绝对骗不了自己，有没有感动，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们写东西，你自己都不感动，你还写什么？还有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作者，我也应该是读者，我有两个身份。当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要考虑，这个读者是否很烦，有没有写错字，顺不顺。当我写好了，我就要看一遍，感动不感动。一个作者如果不是两个身份，很多时候是不行的，生活很重要。比如，在你们大陆，经济发展了，但是一定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当然不是要你们去直接批评，我们对于好的坏的要区别对待。经济好了，该手动一动就得去动。当然你有钱，你就躺在那里嘛，嘴巴张开，人家就喂你;要洗澡，人家就给你脱衣服，还擦背。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办得到，但是可以这样做吗？绝对不行。
我还碰过一件这样的事情，以前军队中每一年都有一个指导员，现在叫做辅导长，可能解放军里面也是这样子，那个人一定是思想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啊，我们除了暑假以外，有时候假日都要去军中服务，给他们看戏剧，跟他们一起打篮球，或者张贴我们的壁报。那么一个指导员来到学校，因为我是服务团里面的一员，我就要负责，除了打球、出壁报之外，如果演话剧的话，我还必须是电工，布置灯光，人家在拆台的时候，我就自己这样弄，弄到后来，他就对我很欣赏。有一天他给我说什么呢，他说，春明同学，从你的名字看，你就是要做大事的。我说，名字跟做大事有什么关系？他说，有，我跟你讲，你看，春明，“春到人间万象新，明月皓洁照乾坤”。但是前面的路是僵持的，要做大事之前，就要拿着两把斧头开路，一个是恒心，一个是毅力，恒心和毅力是一样的。他经常跟我在一起，有一次他就这样问我，你觉得三民主义好不好？其实这个已经牵涉到思想性。我也没有说好坏，我就说，都要背啊。那没什么，他说，对啊，三民主义最可惜，没有农民党，没有农民主义。他就问我，你们宜兰的农民生活好不好。我说，哦，很差。他说，那就要农民主义。其实，这就是共产主义。后来这个人被抓，因为他被抓，我也被抓去问，好几天啊，那个人还枪毙了。
写作写到后来不是你来写，很奇怪，也不是神来之笔。我说地瓜洗一洗就可以生吃，也可以来煮。其实不是，地瓜在地面上有藤，藤这样攀爬着，有叶子，然后呢，地下有一串一串长在一起的地瓜，还有主根、须根，你要小心，慢慢地将它拔，整个拿起来，这一个才叫做地瓜，有地底下的生态，有地面上的生态，这样整体才叫做地瓜。那你写作，你不是抓住一个地瓜就已经写好了，你要慢慢呈现整个地瓜那样，去拔，一拔，就根据你的观察想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里是这样发展的，那里是那样发展的，都有东西在里面，都已经在那个思想情感的脉络里面。你说，为什么她抱着一个婴儿， 在火车上没有位置，竟然有人站起来。这个就像拔地瓜一样，人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婴儿，就会尊敬，就会主动地让出位置，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写她上火车，携带小孩上火车，后来有人让她位置。然而又不完全是，我就从她要坐火车，好，火车，再想到，她位子前面有空位，最前面的空位是有人故意空出来，是有些人故意要调戏她，一个男人明明位置很多，就坐在她旁边调戏她。但是后面的一个结局，又是在火车上，这一次不同，没有位置，人家为她让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要很细心，去把那个地瓜的根拔出来。写作就是要这样子啦，没有什么技巧。我说啊，好的东西摆在坏的东西后面，坏东西都写完了，你就会写出好东西。就像挖矿一样嘛，你挖完泥土、石头、沙石，就碰到矿，碰到矿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矿脉，你一高兴这样一挖，好了这个脉又切断了，你又要找半天。
黄春明将宜兰火车站旁的一座仓库改建为百果树红砖屋咖啡馆作为他在家乡的活动基地 很寂寞是很痛苦的，有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烦，但是你放心啊，这个叫做高原现象。高原现象是很难突破的，当你突破了就是又一片天，写作就是这样子，不要随便放弃。所以就要去鼓励喜欢写作的人。我觉得，你是感性、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哦，这个是本钱，没有这个就算了，就不要写了，就写近代小说算了，它有它的逻辑，可以安排，那个我们也会。
我们可以把简单的写得很复杂。不要小看短篇小说，短短的一篇，契诃夫都是短篇小说，把他拼凑起来，整个1860年代的俄国就呈现出来啦。
有一个歪头的人送饭来给一家人吃，家里的先生躺在那里，他一个空房子空成这样，一个灶，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后来我告诉小孩不能这样，那个伙夫如果送饭来，送菜来，就一定要跟妈妈睡觉。那个小孩带同学来家里玩，就跟同学说，你看那个歪头的又要到我们家来。我们来看歪头的和我妈妈“打炮”，当小孩子待在外面，又这样和同学说。我后来一听难过得要命。但是那个妈妈贱吗？不是，是生活逼得她只能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没有说她很可怜，你听到了，你看到了，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我现在是写一些老人，又写一点别的，因为老人现在被抛在乡下。你看，大都市上海一个地方，就有多少年轻人在那里发展。但是老年人抛在乡下，没有什么人照顾，他们得回去，他们得孝顺，而逢年过节回去的时候乡下就显得很热闹。
其实哦，有时候你就会知道，比如说：在山上，年纪大的老人到了铁路那里，坐火车就不用钱;你来到年轻人的地方，年轻人就不能免费坐火车。因为年轻人回去的比较多嘛。年轻人有时候回去也带孙子，带很多东西，对不对？稍微逆向思考一下，我觉得台湾也挺好的，大陆对于我来说真的太远啦。
我刚才谈到，那些外国人那么野蛮，当海盗、土匪，因为文学里面刻画的人性，他们慢慢自己就会内化，心灵就会产生变化，好的心灵就出来了。孟子就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嘛，所以不忍人之心不是从学校里面学来的。常常看到这样的东西，你才会培养出一颗同情心、良心，对不公不义的一个抵抗，你的力量也才会出来。不公不义的力量，你有我有，没有用，十几亿的人，只要有六亿的人都不公不义的话，你看公义会存在吗？不可能。我们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好好培养起来。文学有那个力量，只是它不是那个特效药，只能慢慢来。梁启超写过的《饮冰室文集》里面，有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你回去查查看，那个开头就讲七个关系：要一新一国的国民，就要有一新一国的小说;要一新一国的道德，就要有一新一国的小说;要一新一国的宗教，就要有一新一国的小说;要一新一国的风俗习惯，就要有一新一国的小说、一新一国的社会什么，有七个，我背不起来了。他把小说当作万灵丹，但现在不可能了。因为梁启超，我们门户被打开了，涌入了很多外国的小说，外国的小说好是好，难道我们中国的小说输给他们吗？《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讲实在话，《封神榜》也好，其他幻想的东西也好，它们有很多的法宝啊，乾坤袋、无字天书、定身法，什么什么的，小说我都读了，中国的很多东西比较没有人性。你看《水浒传》，我们穷人读起来很爽，你知道吗？各种黑官，杀，黑心肝的人，我剖开看看，吃，所以对李逵的那些粗鲁的行为，我们赞美。但人不能这样子，你要有一个国家就要有一个制度，只有让国家的制度来惩罚才对。如果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呢就会养成习惯，变成一种痛苦，变成杀人，变成一种美学，这种美学叫做暴力美学。美国的一部电影《我俩没有明天》，后来它用慢动作，你们都知道。里面两个年轻的土匪，抢抢抢，抢到最后，人家就用枪打他们，集中地打他们，而且用慢动作，先是噔噔噔地从门慢慢打开，他们人走出来，然后又慢慢地他们人倒下去。其实那个，几秒钟的时间而已，却把那样的一个暴力画面变成一个慢动作，拍成一两分钟，变成美，哇塞！后来他们也流行这一套啊，这个就叫做暴力美学。当然，我们的故事里面说到暴力，就那么爽，那么乐，给穷人出一口气。但是这个呢，如果我们要走上民主的一条路，就不能这样做，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尊严，我们得用一个有组织的、有什么的来定他的罪才对。我们都很形式主义，以前很多的小说啊，像《二十四孝》或者《岳飞传》，你看岳飞，他的妈妈在他的背上，写“精忠报国”，是毛笔哦，是繁体字，然后怎么样，刺青呢，宋朝那个时候的针，能细到多少？针是一个工业很精致的东西，那么铜做的针，岳飞会不会叫？我们稍稍一扎，血就出来了，那个铜针一扎，血不是喷出来吗？两针三针，整个“精忠报国”多少笔画啊，都把它刺完了。有这样的妈妈吗？她又不是刺青专家，我们以前充军、军练，还是给人家一小块而已。现在科技发达，我要没事刺青图案还可以，你要想那可是宋朝的时候。所以你看，很不合理，对不对？但是我们老百姓就相信啊，对人要忠，因为重听故事，所以忠啊。孝，我们随便从二十四孝里面看孟宗就好啦！《孟宗哭竹》：冬天下雪，妈妈生病，告诉孟宗说，妈妈很想吃竹笋，孟宗就到外面雪地上去找竹笋，找不到，他哭了，哭到眼睛都流血，因为他责备自己，为什么妈妈生病，我找不到一根竹笋。所以哭到眼睛流血，上天才感动了，长出竹笋来让他带回去。我跟你讲，下雪是不会有竹笋的，那个妈妈那么没常识吗？不可能。那个时候也是农业时代哦，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关于节气之类的她什么都知道。但那个妈妈竟然和儿子一样缺乏常识，也去找竹笋。因为写那样书的人，没有常识。咱们中国的文化就很形式文化，口号喊一喊，叫一叫，就好像做了，只讲表面功夫，这个就是很形式的。所以呢，梁启超到外面看看才觉得，中国的小说是不少，但是呢，很多是缺少人性的，所以我们到了三十年代，新的小说从外面进来，从俄国，那里就很好。你看四川那个叫做沙汀的，他没有写几篇，都是乡土小说，他写一个野兽的《兽》，内容是日本人打到那个村庄，人跑了，一个婆婆还有她媳妇在家里被抄到了，媳妇怀孕。日本兵要强暴她。婆婆说，不要啊，她不行，她有小孩子。日本兵还是要强暴，她就换着说，你不要强暴我的媳妇，我跟你睡觉好了，日本人看到她老了不想搭理，就把她媳妇强暴了，流产了，还把她媳妇弄死了，只有老人没有强暴没有弄死。好啦，已经战后了，那个村子的街上，出现了一个老太婆，已经疯掉了，看到男人，就说“我跟你睡觉，我跟你睡觉”。我们说她可怜，要用嘴巴去讲吗？她已经很好地呈现出了日本人的兽性。那个婆婆那么有人性地在保护着儿媳妇，她连尊严什么都不要。那篇文章，我一看，啊，难过得要命，我现在还记得。对，就是《兽》，日本人就像野兽那样，你看这篇短篇小说，虽然短却多么有力量啊！ 黄春明在台湾宜兰大学指导演出《稻草人与小麻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