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江苏苏州南部运河上的厘卡（征收厘金所设的专们基层机构。图/FOTOE。
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个家族的兴衰史，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家族。这些家族承担着中国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又被时代大潮挟裹着，翻滚着自己的命运。
中国自清末以来，依次经历了集权帝制、太平天国运功、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剧烈的变迁，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饱经沧桑。而在这期间，一些大的家族消亡或者离散了，一些新的家族诞生了，在这消亡与诞生之间是历史背景的变化。合肥张家便是这些不断兴亡的家族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兴起，在抗战后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身上依然蕴含着家族的精神。据周有光的妻子、张家后人张允和回忆：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多是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并且，张家高祖父张荫谷去世后，李鸿章亲自撰写《张公荫谷墓表》，由此可见张家和李鸿章关系较好，于是，自然其家族便和淮军渊源较深。
书生治家――张荫谷
明朝时期，张荫谷的祖上从江西迁居到安徽庐州合肥县，张荫谷是一位秀才，三次参加科举考试，无奈都没有考中。于是，他索性放弃诗书和科举考试，转而用心经营家庭事务，教导孩子，他还广交朋友，抚恤乡民，使得家族内外和睦相处、团结一心如同一家人。这就是所谓的弃科举、督家政。在清末，这种举动以曾国藩最为著名，而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天下太平时，张荫谷成为乡民公推的德高望众者，常常出面主持公道，为人极讲法度规矩。他膝下有九子，以张树声最为突出，张树声继承父志，中秀才后，等待继续应考。在张荫谷的严厉监督之下，张树声和弟弟张树珊文武兼修，毫不懈怠。
在太平天国未起势之前，长江一带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张荫谷在经历了一次寿州（今安徽六安市寿县）动乱后，不禁叹息道：天下其将乱乎？于是，他开始广纳豪杰，将一些习武之人统统网罗过来，好生招待，劝他们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与儿子们往来切磋。当时很多人看不透他的用意。后来太平军和捻军对合肥进行了夹击，张荫谷散尽家财，招纳贫户，组织团练，扩充武装部队，进行自卫，同时又声援官军。秀才张荫谷竟然在这样的局势下坚持了七、八年。这些行为和东汉末年的曹操相似，曹操当年散尽家财，招募乡勇抗击乱军，这也是传统社会中乡绅的典型行为。可以说，淮军团练自张荫谷始。他在召集乡民进行自卫的同时，开始建造一种原始而特殊的军事设施：圩子。从此，合肥团练的规模不断扩大。
或许是历史的必然，在张荫谷筑堡扩军的时候，清政府批准了组织地方团练的奏折，安徽人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就在执行人之列。于是，张荫谷命儿子张树声率领张家团练加入了李家团练，淮军便以此为中心开始形成。
自古以来，军事力量掌握在民间便会出现拥兵自重形成割据的局面。合肥团练首领苗沛霖很善于带兵打仗，曾经连破二十八个堡寨，杀了捻军首领葛仓龙。于是，他的地盘不断扩大，战功不断积累，后来举兵反清，被曾格林沁部杀死。苗沛霖以一介乡民，能够获地千里，被各地乡民拥戴，自有其道理。但在当时，张荫谷并不看好他：独斥其罪，戒乡人勿相连染。然而，清咸丰庚申年（1860）九月十三日，张荫谷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当时，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仍未结束，他的逝世，意味着守圩自卫的任务落到了长子张树声身上。
弃武从文――张树声 二十世纪初，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和李鸿章组建的淮军成为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图为淮军士兵。图/FOTOE
张树声，张荫谷长子，字振轩，廪生出身，安徽肥西聚星乡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被公认为“二号人物”，但却几乎不见其争强好胜之迹，有的只是低调、退让和勤勉。这和其父张荫谷的教育不无关系。张树声一生只有一妻一妾，而同在淮军阵营的刘铭传有八个小妾。在淮军阵营中，李鸿章最为看重张树声，因此在其回乡丁忧期间，推荐张树声接替他为直隶总督。
对张家而言，张树声作为长子，始终保持着儒学子弟的特征，看似静默，实则狂潮;看似传统，实则创新。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且主动出击，譬如争取成为淮军的先头部队;他不肯守旧，就算面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也要倡言西学，改革旧制，他的办学精神一直延续到孙子辈;他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希望把他所能中和到的东西传承下去，他的儿子张华奎赴川任职时，隐约还能看到他务实做事的影子。
在淮军的诸多将领中，张树声被誉为文武全才，他也是第一个弃武从文迈向政治舞台的淮军将领。《清史稿》记载张树声“好为深沉之思”，正是这位深沉之人，在与太平军的苏州战役中，奋力杀敌，连破敌人二十余营，可谓是其武勇生涯的最高峰，此时他刚好是四十岁。从此，李鸿章用了两年时间，借助淮军平吴成功。在随后的浙江湖州战役中，张树声也有勇猛的表现，被诏以按察使记名。他的人生得到了彻底改变。
自张树声以来，张家注定与苏州有缘。同治十三年（1874），阔别十多年后，张树声再回到苏州，在经历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及署理山西巡抚和升任漕运总督后，他终于坐定了江苏巡抚实职，若干年前，李鸿章正是从这个位置上起飞的。遥想当年攻打苏州时，张树声根本来不及细看这座古城的模样，只知道离开时，城内外断壁残垣，建筑、古迹、景观等几乎荡然无存。在张树声到任江苏巡抚后，实施了一系列重修、重建工程，比如重建沧浪亭、浚治太湖并修建桥梁等，其中，最能体现其施政思想和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当是重建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是当时江南第一书院，从同治十一年张树声到任巡抚，他花费两年时间、耗巨资在原址重建书院，并奏请同治皇帝书“通经致用”匾额而悬。紫阳书院到了后期改为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任督导，王国维曾在此任教。解放后成为苏州中学，树木葱郁，古建沧桑，古碑林立，不远处正是教育家匡亚明的题字“科学楼”，与张树声碑记只有几步之遥。巧合的是，匡亚明年轻时曾在张树声之孙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教书，还曾跟着张武龄学习古文诗词，自称受益匪浅。张树声即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没有忘记倡导新学，这对其子张华奎短暂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 川东道台――张华奎
抗战爆发后，张家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从南京迁到重庆工作。在重庆，她遇到不少知情的老人，他们向他谈起一个人，此人在重庆为官九年，做了很多事，这正是她的祖父张华奎。张华奎是个进士，由于父亲张树声官居高位，所以他出来做事很晚，但是后来，他一入仕就是“川东道台”。 1911年，江苏苏州，东吴大学堂主楼。图/FOTOE
在川东道任上，张华奎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大足教案”。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在中国日长，传教人员的行为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1890年，在四川省大足县龙水镇，法国教会与当地举办的迎神活动产生冲突，以挑煤为业的余栋臣组织当地数百群众杀死教民十二人，号召驱逐传教士，一时哗然，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大足教案”。此案发生后，朝廷当即下旨督促刘秉璋迅速查办。刘秉璋责成张华奎即刻办理。张华奎以为处理教案，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要客观公正，据理力争，当然这要有超凡的协调能力。直到张华奎终任，民教不复滋事。而且，法国天主教会决定，用五万两白银在荣昌县修建新教堂。他们专门请法国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主体钟楼的钟还是从法国运来的，因其钟楼八十米的高度在全国都要领先，当它第一次响起时，很多人以为是洋人的“妖物”，但最终他们都习惯了半小时一次的报时――从未出过差错，成为当地人接受西洋物的一个见证。
张华奎生于1848年，死于1897年9月4日，年仅四十九岁。年仅八岁的张武龄（冀牖），随着母亲刘夫人扶柩还乡，几十年后，张武龄也是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去世了。在重庆任上，张华奎曾参与办学，如广益书院，现在成了一家中学。而他的儿子张武龄终生都在办学。
校长与父亲――张武龄
张武龄的一生，只有两个角色：父亲和校长。他不再像他的父辈、祖辈一样，驰骋疆场和官场，作为一个望族之后，他做出了另一个明智的选择。
辛亥革命前夕，清末政局在风雨中飘摇着，淮军将领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他们的后裔，有的离开军旅仕途，有的改行进入商业、学界，或是留洋海外，更多的则迁居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江淮一带，自古以来学风日盛，不断衍生新风。1906年，张武龄结婚了，时年十七岁。1913年，张武龄二十四岁，携家眷从合肥出走上海。对于张武龄出走的原因，张家第五个孩子张寰和和夫人周孝华分析得很有道理：懒散、奢靡、不思进取，纳妾的纳妾，吸鸦片的吸鸦片，赌博的赌博，张家的书香气息越来越淡。张武龄一生从未纳妾，无不良嗜好，但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他能做的恐怕只有出走。他已经有了几个女儿，他担心她们的未来。引发张武龄出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革命后遗症”。清政府被推翻后，旧势力并未马上消失，相互斗争持续多年，治安纷乱、民生凋敝。很难说当时的张家被划分到什么势力中。这也是解放后，张家后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原因。人总要适应新的形势，改变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也是促使张武龄出走的动力之一。
1946年7月（左起前排：张允和之子周晓平、张兆和之子沈龙珠、沈虎雏，二排：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三排：顾传、周有光、沈从文，四排：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宇和）.图/高延智/CFP
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四人中，才华最高要数张充和，而用情最深算是大姐张元和。由于昆曲，张元和爱上了昆曲当红小生顾传，后来经顾传的同学、张元和的弟弟张寰和的牵线，两人最终情定昆曲。虽然，顾传后来不再登台献艺，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依然使其背上戏子的标签，即使顾传后来去读大学，甚至改名为顾志成。张元和婚后是否幸福，我们不得而知，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元和话最少，从来对顾志成没有半句怨言。在1949年初，顾志成在广州成立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本打算接元和、孩子去广州，但“江阴失守”后，他决定要去台湾。张元和虽不能明白，但她依然选择跟随。顾志成去世后，在张元和的履历中，除了1966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任“秘书”四年外，别无他职。她最大的事业就是婚姻。“愧，愧，愧对志成！”这却成了张元和在顾志成去世后的感慨，并且她多次组织演出来纪念顾志成。
在张家四姐妹中，结婚最早的是张允和，也是张武龄参加的唯一一场女儿的婚礼，婚后张允和和周有光就住在九如巷附近。才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成了一对让众人羡慕的伉俪。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们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雷打不动。除了和周有光令人羡慕的爱情外，张允和在张家四姐妹中，新锐思想最突出，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那时候是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开始萌芽，她反对人家说机关里的女职员、学校里的女教师都是瓶中花。
三姐张兆和嫁给了她的“老师”沈从文，当时张兆和因为多科成绩不及格，晚了一年到上海读大学。出于对中文的偏爱，她选听了沈从文的课，正是这次的选课，使得沈从文爱上了这位被同学称为“黑牡丹”的中国公学全能第一、学校女子篮球队长的张兆和。
张充和是四姐妹中才华最为出众的一个，她拒绝了大诗人卞之琳的追求，在姐夫沈从文的撮合下，嫁给了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于结婚后次年赴美定居。到美国后，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张充和在图书馆找到了工作，傅汉思一度待业多年，为了应付开支，张充和卖掉了收藏多年、乾隆年间的家传古墨，一个日本人肯出价一万美元，算是很高的价格了。她对傅汉思说：“我做事吧，你去读一个中文的博士！”张充和做了八年的图书馆馆员，直到十年后傅汉思取得中文博士学位，进入高校任教。
合肥张家是中国时代变迁的缩影，像是把中国的近代史浓缩在一张胶片上，定格在了张家。张家因时代变迁而崛起，因时代变迁而消散。当年的大家族逐渐解体了，张家的后代分散在世界各地，也逐渐融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历史起起伏伏，有些家族消失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记忆也随着时间而渐渐模糊，过往不断被新的家族、新的记忆所取代。但是，传承的精神没有消失，她们无形的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样如水一般流动的中华文化传承，塑造了和塑造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