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以来，中国行政类法典日趋完备，官修制度之书从《唐六典》到明代的《诸司职掌》《大明会典》等，代代相承，不断发展，编成一只严密而完整的权力之笼。
然而，在封建社会，受私欲的鼓荡撩拨，滥权的冲动是难以遏制的。作为一个人生及政治经验都非常丰富的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对此深有体会。
对朱元璋来说，最直接的治国经验来自元朝。但他对元代政治评价甚低，认为元朝皇帝“失权”，为臣下蒙蔽;地方行政长官一权独揽，毫无监督，衙门胥吏趁机舞文作弊，这些造成了元朝的败亡。
朱元璋从元朝那里得到的全是负面教训。为此，他创设了一套异常复杂的国家制度，以期达到两个核心目的：其一，将一切权力往上收，最后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其二，对收不起来的臣下之权尽力拆解，实行异常繁复的制约与牵制。
他向下“夺权”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洪武九年（1376年）在地方上废除了行中书省，将庞大的行省（省）权力一分为三，设立“三司”，即都司、布政司和按察司，分握军、民、刑三权;同时一举斩断中书省和宰相在地方的根基。
四年之后，作为中央政府的中书省解体了，其职权一分为六，散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同年，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分设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唐宋以来，文武分途，以文制武。如今朱元璋对“武”再做细分，五军都督府掌军政，而军令却掌握在文职兵部手里，这是文武的再分和互相牵制。在地方上，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郡县与卫所混编，自成系统，各自独立，这也是一种文武分治的创新形式。
除了文武之分，还有一个较为隐秘的“内外”之分，核心是以内制外。“内”有两层意思，一是以中央监地方，如各省皆差巡按御史，监察有司之政;二是以内府监外朝，如以作为“近侍”衙门的六科监督六部政事，同时以内官监外官。
朱元璋不承认臣下有“权”，他认为臣子掌印，所守者只是诸司职掌。即便如此，他仍努力将所有看起来集中、连贯的职权打散，使之碎片化，不同系统的官员互相掺合，共同参与一件政事的流水作业，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好比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共掌刑政;对于一件案子，刑部审，大理寺驳，刑科考核，都察院又起什么作用呢？无非是其所属十三道监察御史有权再加督察。然而都察院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刑事部门，所有外差御史都由都察院派出，但在地方上，巡按御史与都御史的职权长期掰扯不清……所有臣下行使的职权，全像螃蟹一样，紧紧地钳束在一起。
朱元璋通过繁复的叠床架屋式的制度建设，将螃蟹效应发挥到极致;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他对溢出制度之外的行为均予以严厉的制裁。朱元璋整顿吏治之残酷是非常有名的，官员贪污到一定程度，要处剥皮之刑。而有名的“空印案”，并非贪腐大案，只是地方官为行事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朱元璋不顾此事暴露出的制度不合理，以作弊为由，几乎杀尽各地的掌印官员。朱元璋深知地方吏治多为衙门胥吏所败坏，乃从身份上极力贬低“吏”的地位，可谓殚精极虑，唯恐有漏网之鱼。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定稿的《皇明祖训》中说，他“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所以能够随意操权，而后世“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故必须为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制度，以免为奸臣所欺。为此他费了30年心力，不断创制、完善这些制度，作为家法与祖制，要求后世绝对遵守，不许做“一字之改易”。
朱元璋认为权力与江山一体，皆是一家一姓之物，绝不容外人染指。朱元璋将一只只“螃蟹”捉进笼子里，就是为了防止臣下滥权坐大，出现权臣、藩镇、外戚、宦官、宠妃各种干政行为，使主上失权，不利于朱家皇朝的万世基业。在这一点上，朱元璋与他的前辈帝王，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一国之主，朱元璋对官员极端不信任，他曾说过：“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为此，他用严刑峻法治贪，杀人无数，直到晚年，还在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与其前辈帝王不同之处在于，朱元璋忌讳用“术”来行使权力，对各种官场潜规则他都采取反对态度。一方面他亲自发动了针对贪腐官员的血腥战争，并且号召百姓也这么做;另一方面他耗尽心力，试图将所有的“螃蟹”（各级官员）都关进他的制度笼子里。尽管在朱元璋身后，他的许多定制，要么被废止、要么改头换面，但各种权力之间互相牵制的原则，却始终得到贯彻。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可作为观察明、清政治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
对于现代企业，“螃蟹效应”是必须极力克服和避免的;然而它却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秘典和帝王权术，可见其追求截然相反：前者以效率为尚，后者以收权为高。
权力的相制原则，是明代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但它付出的，却是行政效率低下、国力萎靡不振的代价。过于繁复的制度设计，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政府开支成本，也使得各机构之间职能模糊，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官僚主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