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去年，朱德庸才知道自己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最早的相关记忆来自幼儿园下午茶时间，每个小孩一杯豆浆、一块饼干，发到他饼干一定没有了，或者豆浆剩半杯。幼儿园郊游，提前一天老师上门找他妈妈，能不能不要你的小孩去？妈妈向老师求情，这样对小孩心理影响太大了，你让他去，我叫他乖一点。他站在一边，听着她们对话。
‘你想想看，我当时那么小。”54岁的朱德庸说，三四岁时曾困扰他的，现在仍然存在。
朱德庸相信自己和世界隔着两层膜：他排斥世界，世界也不欢迎他。他的语速很慢，第二天采访结束时，话题还未离开童年。他说，他想借这场对话慢慢整理脑里放记忆的屋子。
采访录音里，他一次也没提到新书，宣传让他疲倦。他谈起伤害和误解。父母、亲戚、老师、军队、曾视如家人的合作伙伴，―重重布帘掀开来，假象消失，后面是对人性的失望。
而所有这些损伤了他的，成就了他的漫画事业。
活到54岁，人生和死亡，他用同一个词描述：荒谬。朱德庸说，如果投胎重新选一次，我选择不再来。我选择无知觉无生命，飘浮在宇宙里。
自述=朱德庸
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我小时候―直很不快乐，非常非常不快乐。小时候我觉得世界不是我的，但我又跑不掉。不管是我有没有能力跑、懂不懂得跑，我都会卡在里面。
我去舅妈家，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正要喝，舅妈过来，把杯子拿走：“这杯子很薄，很贵！’’另换一个很粗、很厚的杯子给我。那种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欢迎我。大人对我没有一丁点信心。
我只能回到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一个是画画，一个是虫子。院子里所有的虫子我都玩过，那画面我现在都记得，一个小孩蹲在墙角，―下子跑到这个墙角，―下子跑到那个墙角。只有在虫子面前，我最自在，因为它们对我没有威胁感，也不会不接纳我。
我看人，像看虫子。大学时，我请同学吃火锅，一边吃，一边放音乐，音乐慢了，他们的筷子也慢，音乐快了，筷子也快，我就很乐。但我不喜欢人，人_多，我就不是我自己。我像一只海豚，放出一个讯号，又弹回来，没有回应一我和世界的交流是单向的。
小学五年级，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他很自信，跟我讲：“你去柜台问一下，××邮票出来没？如果没有，什么时候出？”我却从兜里掏出10块钱，那时是很大的钱，我递给他：“这10块钱给你，你不要叫我去问。”他看着我，眼神很奇怪，意思是，你问就好了，干吗给我钱？掏钱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等于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一切事情告诉我，我是一个很蠢、很蠢的小孩，我很自卑。直到去年，我53岁，我终于知道我是亚斯伯格症，一种自闭症。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上私立高中的第一学期，我就被留校察看。我沦落到最差的学校，居然警觉了，拼命念书。高考前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我很高兴。临走他却跟我说，你没希望了，考不上的。那是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恶意。本来我们都是混混，突然我要往上爬，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他才来看我，要给我一棒。
我还是没考上大学，考上三专。妈妈说，你千万不要再被退学。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有识字障碍。那些东西无法在我脑子里停留，第一行字看完，看第二行的时候，第一行已经消失了。
亚斯伯格症人与外界沟通有一点偏离，以为说清楚了，以为接收到了，其实没有。我的复健老师也有亚斯伯格症，我太太听我俩聊天，快要疯掉，她说，他讲一你讲五，他讲四你讲九，最好玩的是你俩还一直讲下去，但是从没讲到一起过。
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亚斯伯格症是遗传的，我爸爸可能也有。他是一个忠贞的国民党人，进的蒋经国在大陆办的政工学校。每年到了蒋经国生日，我家门口都会出现黑色轿车。是我爸爸当时的同学来找他，商量给蒋经国写贺幅，我爸爸文笔好，他来写。所以我爸爸后来最接近蒋经国。
妈妈说蒋经国找过爸爸两次，当面问，你想做什么，爸爸说，我不知道。第二次又问，爸爸还是说，不知道。爸爸去看蒋经国，身边所有人都找他带话，他一一转告，唯独他自己说，我不知道。他最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铁路局公务员。
知道亚斯伯格后，我和爸爸的关系清晰起来。他从没像一个父亲一样向我传授人际规则，也不会跟小孩坐下来，递上一杯酒。他永远安安静静。周末与假期他没有应酬，待在院子里修所有的东西。拖鞋坏了他修，伞坏了他修，我妈妈一直骂，我们家什么新东西都不能买，因为所有坏的都被修好了。
他从没对我说过“你这个笨猪”，也没有逼迫我做任何事隋。他离开之后我想，他是透过亚斯伯格来爱我的。我妈妈善于用一种使小孩内疚的方式教育我。我在家住了29年，日式房子的地板都是架空的，像一个大鼓一样。大年初四早晨我跟我妈说：“我明天要搬出去了。”我住了29年的家，我只跟他们说一声我就搬出去了。我结婚完全没有咨询他们任何意见。这就是亚斯伯格的好处。
结婚搬走后，我常常很不安。打电话给他们没人接，我立刻坐三个多小时公车回去看他们，其实他们是去打麻将了。我妈妈让我总在内疚中。
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妈妈对小孩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而亲戚对待你的方式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非常现实。
老师是正义的化身，往往最不正义，他的外衣让他可以滥用权力。你没有反抗能力，连表达能力也没有，只有承受，这就是真实发生在小小的我身上的事。我儿子要上一年级时，我怀着极大的恐惧，担心我的经验在他身上重来一遍。
如果有时光机器让我回到小时候，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我所有的漫画都是对事情的怀疑
大学里，老师没来我就在黑板上画画。有人过来说，“你很爱现。”我默默擦掉。我喜欢画画那么多年，没有人鼓励过我。
高中我给《皇冠》杂志“漫画擂台”投稿，每个月去书店翻，连翻了12个月，一年后竟然被刊登了，好开心。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漫画擂台结束了。我没有问，但我想他们已经准备结束，因为就剩下我的稿子了，同情我，就用了。 《双响炮》画了后，《皇冠》来跟我约稿，我有点恍惚，我千辛万苦把稿子投过去，却结束了'现在专门为我又开始了，那是《涩女郎》。
我马上要去马祖当兵，临走前给《中国时报》画了30张《双响炮》，主编说1月会用。我在马祖给爸爸写信，来来往往很多次，每次都没有登。我完全放弃了，我想我画得太烂了。
一直等到3月23日，《双响炮》刊登。我好开心，我觉得一生已经足够了。
我在岛上不知道已经轰动。实际上《双响炮》画出了人对婚姻的恐惧。婚姻是神圣的吗？婚姻有时候猪狗不如。
创作以后，我不再那么反叛。因为漫画的力量比青春期那种更激烈。
这一生中，我妈妈从不跟我说“你很棒”。她只说到菜市场去买菜，他们都笑我，说你儿子画的《双响炮》原型就是你。我觉得爸爸为我骄傲，妈妈没有。我非常确定。当时妈妈说完，我只觉得菜市场的人真无聊。我是反应很慢的人，真正让我难受的事我也没法立即意识到。就像一个东西往你身上烙印，你不感觉烫，也不感觉痛，很多年后你看到一个疤，你才知道可能当时很难受。
我所有的漫画都是对事情的怀疑。都是从光鲜亮丽的正面绕到背后，那可能是空的，赤裸裸的。所以名气对我来说，是从大堂天花板掉下来的。我没什么感觉。我享受住酒店可以直接在房间办入住，减少了和人打交道。对我来说出名的极致享受就是这个。其他都是压力。
有好几年，走在路上人家问“请问你是朱先生吗”，我说不是，就跑掉了。后来我太太说你不能这样。从此别人再问，我就说是，然后再跑掉。当我知道一群人为我而来，我必须耗尽所有能量才能不拔腿就跑。我不想拿什么东西去换钱了
我画人，我从每个人身上取那么一点然后组合。所以作品有意无意都跟时代有一点连接，尽管画的时候只是照感觉。
刚画《醋溜族》时台湾刚解严，还没有“新人类”，一两年后，我在马路上走，有人跑来――扎着细长辫子，他看到我很高兴，说：“我的头发是从你漫画里来的。”
《涩女郎》出版后一两年，台湾开始流行未婚妈妈、女强人、男人婆，一批女人比男人来得还要冲撞。
2011年我说“大家都有病”，大家当笑话。两年多过去了，我听说现在大陆很流行心灵疗愈。
我喜欢漫画幽默的力量。明明你面前坐着一个怪物，但它是隐形的，漫画是那个喷漆，我用七彩的喷漆来喷。我不想让我的漫画人物有名字，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影子。画完了，他们不在我脑海中停留，就像照镜子照完了收起来。但是画的时候，你很难违背他们的意思。《双响炮》里的老婆，屁股翘很大，奶垂着，只穿一件衣服，我试过给她换衣服，换不了，就只能是这一件。
其实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我的狗。人性的单纯度不够，里面住着各种异形。新闻说―对爱侣，女的趁男的睡觉把他拿菜刀剁了，平时她不这样，你碰到她不能触碰的地方时，异形出来了。
我的漫画人物大部分有极端缺陷，我借此表现人性的负面。但如果你把她从漫画拎到真实世界，你会发现她也有很多可爱面，只要你不碰她的底线。问题是，我从来无意触摸她的可爱，那一面对我没有意义。
2004年，我画《什么事都在发生》，没有稿子。我突然有好多话想说，身体里的气球要爆掉。那本书挺厚的，那个时期塞在我胸口的话都说出来了。我画了人的被迫，人的无法选择，人的出生和死亡，几乎人生我能想象的所有困境。很过瘾，打破所有限制，短的七八格，多的二十几格。
我画人活在世界上到底要碰到什么。其中有一篇，讲一个跳楼的女人，她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从11楼跳下，下落过程经过每一层的窗口，她都看见里面的人家，那些都是她的邻居，她看到每个人都有问题，都有另一面。在她落地前，她发觉自己和这些人比起来过得还不错，但已经来不及，她摔死了。楼上被她窥视的人从窗口探出头，她想他们看到她的结局，也发觉自己过得还不错。这篇在网络上疯狂转，那3年台湾自杀的人非常多，法鼓山寺庙也用它来劝阻自杀。那本书的经验很奇特，画完你觉得，你对人生再也没有感受了。
我没碰到过瓶颈，我的创作欲望高到我应付不了。我曾经想，如果第二天会死，一定有很多很多东西没画出来，可惜不可惜？没什么可惜，没有就没有了。
越不快乐的时候，我越会想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要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钱，我不要了。钱不会凭空而来，一定要拿你的东西去换，可我不想拿什么东西去换钱了。
我弄了一个真空状态来保护自己
我看不懂人，就跟动物比照。我觉得我和太太像猎豹，头很小，身体长长的，不吃腐食，因为捕猎燃烧太多能量，捕到也常常被抢走。
我们在食物链最底层。从创意到画稿都是自己，书要自己编，封面设计怎么画也自己想。书做完交给出版社，宣传也要我们出来，而我们在整个出版链条里拿的钱是最少的。中间每个人的接触都要分―杯羹。
我对信任人有点迟疑。2000年我被朋友骗了，他事业遇到瓶颈，我帮他的方式是把我所有作品签给他。以前我所有的合约都看，那个我没看，我觉得不用。出版过程往后拖，他算一算划不来，跟我打官司。我请他撤告，我们来谈，他不肯平等谈话，他卡住了我所有的书，我在台湾的事业停下来了。
我真的很混乱，因为恶意。我去法鼓山找圣严法师，那天早上接近9点半，我见到他，问，难道我以后没有办法再相信人？出家人最爱说这是孽缘，但那天他告诉我，你好好打这个官司，如果你打输了，一无所有都赔光了，你就到我这儿住，寺里也有吃的。圣严师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知道他是支持我的。内心里真正支持我的人不多，我太太是一个，他是一个。
第二次被骗是在2011年，这是我状况最差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合作的大陆经纪公司蒙蔽。我跟太太花了两年谈论，我们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忍耐？其实是对人性的失望。
我太太后来病倒了。后来我和太太说，我们承受的实际上是家暴。我很难过。 我的态度是接受。人不可能里里外外都幸运。好人必须要有坏人在你身上做些事情，如果坏人从来没出现过，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好人？我不清楚大陆的商业规则，有很多模糊地带，我搞不懂，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来。我弄一个真空状态来保护自己。
我不喜欢作品被改编电视剧、动画。只要牵扯到投资，事情就变质了。我能不参与就不参与。《粉红女郎》最开始万人迷的角色我建议用一个真实生活的情妇，比如陈宝莲，她演的话感觉是对的。他们不让，说形象太坏了。他们只想借用我的名声。
《粉红女郎》最轰动时，当时的浙江电视台台长请吃饭，我本能反应就是不去。我出去坐出租车，同行记者告诉司机我是朱德庸，下车时，司机不要钱，就是不要，那是他的心意。我没有觉得感动，我是受到赞美就会跑掉的人，我不习惯。我从小没得到过赞美，就像我不了解的东西一样，我不懂得怎么去接受它、应付它。我不给人机会赞美我，我不跟陌生人接触，就跟我太太我小孩我家猫在一起，他们不会赞美你，我家猫大部分时间给我一个鄙视的目光。
我画了27年，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画大画，一年也画不了几张。迟早人家把你忘掉，忘掉就忘掉了，生活就这么一回事。
我不喜欢天分这个词。天分对我来说很自然，就像口渴了要喝水，它在我身体里，是我所有器官中的一个。我天生是漫画家，我从小的所有经验都在为了它。如果一定要说才华带给我什么的话，我觉得是快乐。它让我在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候高兴起来。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发觉我没有用漫画捍卫什么。我唯一捍卫的是我的小时候，小时候的状态是真实。
我整个成长过程几乎都是假象，包括父母的爱。
我和太太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和一般夫妻相比，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3倍那么多。我们俩几乎总是窝在我们的小世界，一起伸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缩回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我不是很能处理自己。情绪不对的时候，我会一直憋想要憋过去。能从我嘴巴里说出的最伟大的字，就是我会跟太太说，我们可不可以说说话，我很烦。
我没有画过我太太。我也不会表达爱意，也不会买东西送她。我的方式就是多陪她。我早起画画会先吃早饭，等她起来的时候，她说你再陪我吃早饭，那我一定会陪她再吃一顿。所以我每天吃两顿早饭。
人家问我对爱情婚姻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我说我是旁观主义者，那是我的工作，我看到了'画下来。我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这个世界来，一介人跌跌撞撞。
我从来不是个称职的爸爸。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我从来不让他。在我的意识里，坐下去开始玩就是两个小孩的战争。我不但不让他，我还吓他。有一次他哭着去找妈妈，我太太告诉他，其实你爸爸身体里住着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他那以后就没哭过，他说爸爸我让着你，因为你比我小。我儿子到现在都常常让我。他今年22岁，已经变成大人了。我好像没有变化。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我以前很迷外星人，我太太问我，如果外星人来接你回去，你会怎么样？我说我会跟他们走。我太太就说，你不要我们了？我一听知道，啊，犯错误了。我就说会的会的，我会跟外星人说，我太太小孩也要带走，我们家猫也带走，我太太听了就比较开心。
我晚上睡觉，只要躺下去就会想到飞碟。想到飞碟我就很心安，很快就睡着了。想象我在老家的床上，飘起来。
对别人来说，想象的世界可能只有他真的闲得没事干，喝了酒，发了呆，才会偶尔出来―下。真实世界占他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我刚好相反，我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把我的世界弄得丰富有层次。然后我就待在里面，待够了才出来应付一下外面。
这个世界我是可以带着走的。我从台北到北京，我带着它走。我在飞机上，眼睛一闭就可以进去。我在里面可以跟猫狗说话，我可以跟已经失去的东西和失去的人重新碰面，碰到面，我们可以对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走过一条街。所以外面的世界只是我肉体生存的世界而已。
人生的本质我觉得是荒谬
我不善于交朋友。我死的朋友现在比活的朋友多。
我有时候想，我死了，我的葬礼会有几个人来。这样算一下，你就发觉好像永远算不完10根手指头。
死亡对我来说不是恐惧，也不是迷惘，是荒谬。人生的本质我觉得是荒谬。我常常觉得画画很荒谬，我在这边画有什么意义？虚无是什么都不存在，荒谬是全部存在，但是无意义。
全世界我认为最隐私的事隋就是死亡。死后的世界对我来讲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冒险，没有一个活人有经验可以来告诉你。
我漫画里的死亡都是荒谬的。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墓志铭说，如果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你的葬礼我也不参加。我很喜欢这个。我爸爸走的时候94岁，他有糖尿病，七八十岁摔了好几次，骨盆有点裂，但都没有大事。他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期望他活到100岁，那他会用什么方式走？
最后你知道我爸怎么走的？2011年，我妈过生日当天中午，他和大家一起吃饭，突然往后靠，嘴巴张很大，眼睛也张很大，然后就走了。救护车送到医院，说他肺部里面非常多食物残渣，吃东西都吃到了肺里，没办法呼吸。我们小时候看笑话，最常见的一个笑话是说，一个人在过寿那天吃寿面给噎死了。我们小时候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太好玩了。你会想到它活生生发生在我爸爸身上吗？过生日吃东西，噎死了。
他一走，所有假象消失了，就像布帘掀开来，我的家庭随着父亲离开好像与我无关了。我有点难过，然后是释怀，终于离开了长久以来压得你透不过气的环境。
再来一遍是不是还要这样？如果真能够投胎选择，我选择不再来。我选择无知觉无生命地飘浮在宇宙里，我选择没有我。
也许重来一遍我可以早知道我和父亲的病症，我可以在他生前跟他交流感情。但我还是选择不来。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算我跟父亲有机会谈，也只是这一件事，其他改变也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