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活细活都能干的现代青年
父亲大学将要毕业时，认为自己对学校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最好能留在系里，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或是在中学里教教历史、国文，还算能胜任。及至毕业，逃离已沦陷的北平，到了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却做了他意想不到的粮食部门的所谓专员，每日的工作是围绕其完全摸不着头绪的往来公文。回想大学里受过的国文教育，尽是汉魏六朝或是唐宋八大家，不论是散文还是骈文，似乎都与眼前的公文拟稿关系不大。父亲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后，才知道调出档案，从存稿中学会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事，生疏的事很快变得非常熟悉了。
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敌人飞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市区两路口―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参加展览的文物共80箱，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展的中国古代名画。父亲被借调来当临时工，这件事让他感到空前的高兴。因为祖父收藏有很多文物，父亲从幼年起对文物耳濡目染，到十几岁时就随着祖父每日接触金石书画，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如何拿起、放下，都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熟悉。当然，父亲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感觉和小时候参观以及在家里保存文物的情况大不一样了。首先是从南岸海棠溪故宫重庆总办事处把80箱文物一箱一箱地装上汽车，开到两路口中央图书馆，再一箱一箱地卸，卸下来穿上杠绳，两人一箱，走上若干级台阶，抬进临时的库房安顿下来。然后是打扫陈列室、抬陈列柜、擦玻璃等。一系列卖力气的事情做完，才能坐下来，照着目录写陈列品名卡片。然后打开箱子，搬出卷、轴、册陈列起来。一边工作，一边欣赏，这时候的享受真是无法形容。展览期过去，收、装、抬又是一个很大的体力劳动过程。
无论什么时候，提起这一段在故宫工作的经历，父亲总是那么高兴、自豪。高兴是从此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自豪则是因为此间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马衡先生―父亲称之为“马老伯”的嘉许，说“现代的青年需要这样，粗活细活都能干”。
父亲坦言，他并没有体力劳动的习惯和爱好，不过遇上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去完成，所以不觉得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从四川回到北平，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此时一切条件、环境和抗战时期不同了，但熟悉的文物工作中生疏感仍然时有出现。在参加“提集”、“编目”、“陈列”、“库房整理”等工作时闻所未闻的文物很多，既然是工作内容，就必须把它们变成熟悉的;同时，即便是已经熟悉的事物，也要深入研究，以深化对它们的认识;遇见不认识的事物，知道在什么书里可以查到，再向有工作经验的人求教。书与实物相互印证，也相互补充。图书档案会告诉人文物的历史，文物也会填补书中隐藏的空白。
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
1950年，父亲接受了一项突击性的工作，即配合“全国戏曲工作者会议”在故宫举办“清代戏曲史料展览”，包括戏曲服饰、剧本、档案等一切与演出有关的物品，并在阅是楼畅音阁按照清代内廷演戏的要求布置成原状。
对于故宫这样一个兼具遗址性与艺术性的博物馆来说，原状陈列是最贴近观众、最能够为观众传达历史信息的形式，但是在博物馆学中，这又是一项空缺的门类。外国的遗址性博物馆因为不具备足够的档案材料无法做到史档结合，也就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父亲便是在这样一无依傍的形势下开始筹备这项工作的。这个展览的依据除相关档案以外，父亲还专门访问了当年曾在畅音阁戏台上演过戏的王瑶卿等老演员，曾经被赏听戏的载涛等人，曾经在这里伺候过太后和皇帝听戏的耿进喜等太监，并分别做了谈话记录。从这些历史见证人身上得到的史料远远超越了“清代戏曲史料展览”的范围，对于已有档案文书记载或印证，或补缺，或纠正，最大的收获则是奠定了父亲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大方向，即据史用档，以档证史，档史结合。无论陈列还是研究，无论对古代器物的鉴定还是工艺美术史的探讨，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展览后，父亲写出了《太监往谈录》一文，以访谈形式详细地记录下对耿进喜的访问，澄清了宫廷生活的诸多细节上的误传，不仅是演戏方面的。
20世纪50年代，马衡院长派给我父亲另一项突击任务，虽然不是陈列，但由于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也值得记载，就是上级命故宫博物院提供清代政府接待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切资料。当时因正值西藏地方发生叛乱，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干预，企图实施分裂中国之实，所以，接待尚年幼的班禅的确是一项格外需要细致周密的工作。记得父亲说起，当时的班禅还只是个男孩子，牵着他参观的时候，迈过宫中又高又宽的门槛还有点费劲。接待之后，父亲写了一篇《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发表在当年的《文物参考资料》，也就是今天的《文物》月刊上。
文中介绍的“明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敕谕”，是1416年北京中央政府给西藏地方的一道命令。明代制度，全国各地设有“指挥司”和“卫所”，乌斯藏地方（即西藏）当然也不例外，设有乌斯藏都指挥司。洪武十八年（1385）命班竹儿为都指挥。永乐元年（1403）在必里和上邛设二卫所，这是管理军政的机构。又有喇嘛八人，被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管理宗教事务，“所在土官军民人等敢有不遵朕命者必罚无赦”的字样，足以说明一切行政宗教事务等都须听从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
另有明宣德帝赏赐给达赖喇嘛的铜铃杵，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班禅额尔德尼作为向乾隆皇帝祝寿的礼物进贡给清朝皇帝。而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合刊的白伞盖经注，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独有的特色。凡此种种，无不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尽管在语言、信仰上有自己的特点，但一直就是在北京中央政府统一政权下的一个地方。
此文刊出后便成为以后西藏问题研究的必读内容。以档案见证历史，以文物见证历史，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出具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在博物馆中，是第一次。
据史用档，史档结合
故宫所保存的清代档案中内务府广储司有各宫殿的陈设档，是更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储秀宫、长春宫展示乾隆年间状况的设想，经过研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东、西六宫建筑规格是一样的，每宫有宫门，前正殿内部都是上有彩画天花板，银朱油木板墙，中设宝座，是为升座受礼的地方，不是做寝宫使用。寝宫在后殿。然而储秀宫、长春宫已拆掉了储秀门、长春门，各改建为体元殿、体和殿。
把储秀宫、长春宫的前正殿改为寝宫形式，门窗和室内装修都改为寝宫式，从“奏销档”中得知，改造是光绪九年（1883）为慈禧太后五旬万寿进行的。当时正是慈禧太后以储秀宫、长春宫为寝宫的时期，这两宫的历史面貌上限只能是光绪九年。虽然故宫保存有乾隆年间孝贤纯皇后居住储秀宫时期的陈设档，但建筑格局已完全变了，无法按档案恢复成乾隆年的原状。
其次，是按照光绪年间的陈设档进行布置，这一设想和建筑格局条件是完全符合的。
经吴院长同意，储秀宫、长春宫按照光绪年间陈设档进行布置。翊坤宫、体元殿、太极殿，因上限相同，也一致进行。
父亲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其他称赞性质的称呼，都认为是不恰当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专家。我没有关于清史或明史的专著，虽然清史我懂得，明史我也懂得，谈到研究，且差得远呢。现在所做的，就是一个博物馆工作者应该知道、会做的。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就是‘博’，就是丰富和无法预料性，这就要求干这一行的人首先能做到知道遇见什么样的问题到哪一类的书里去查。除此之外，别无捷径。”
作为女儿，我知道这不是谦虚，是父亲心中对博物馆工作者的定位，我赞同这个标准。尽管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博物馆和博物馆工作者的定位，应该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度量衡，而不应该以某个人，甚至某个时期的程度而上下起伏。换句话说，只能是从业者去适应职业，不是职业任意降低标准适应从业者。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