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是抗战时期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化长征，是国难当头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拯救文化的一次伟大壮举，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守护传奇。
其中，故宫9000多箱珍贵文物曾经在四川省乐山县安谷乡存放近八年。直到现在，那些存放过南迁文物的寺祠庙宇，仍被称作“战时故宫”。
1931年“9・18”事变后，华北危急，北平难保。
鉴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国民政府行政院力排众议，批准故宫博物院所存国宝南迁。五年之后，故宫文物全部转移到南京朝天宫库房。
但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些文物又被分为三路，踏上漫漫西撤之路。
由于重庆多雾，不宜久藏文物，更兼日军空袭频繁，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必须在1939年5月底前，迁出重庆，择地另存。
1939年3月底至4月初，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带领欧阳道达等人，到成都、峨眉、乐山、雅安等地选择存地，最后确定了乐山县安谷乡（今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欧阳道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留在乐山，不再回重庆。
安家乐山
欧阳道达用这笔钱，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对选作文物库房的安谷乡古佛寺和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宗祠进行维修；二是雇请民工疏浚清理安谷乡境内大渡河内河观音、回龙、周村、楠木和王洛五条漕口；三是对突出河岸有碍拉纤的鹰嘴岩（峨眉河与临江河注入大渡河处对面）实施爆破整治；四是预请木船、纤夫和搬运工；五是聘请安谷乡乡长、当地袍哥大爷刘钊为顾问，协助解决维修库房、雇船和搬运等事务。
这些工作自然需要乐山县政府帮助，所以欧阳道达下榻距县政府不足200米的乐安旅社（今已不存，遗址在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内），以便于联络。乐山县政府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至8月底，还有大批文物堆放在宜宾。正在乐山等候接收的欧阳道达心急如焚，天天电报催促。直到9月16日，最后一船运离宜宾，18日抵达乐山。
入藏安谷
按欧阳道达与刘钊商议的方案，存入安谷古佛寺（今泊滩村6组）的文物，木船载着顺大渡河鹰嘴岩到张二湾，再拉纤上行到顺河场抛锚卸下，雇请当地农民扛或抬入寺里。搬进朱潘刘三氏祠堂的，经大渡河内河航运，在河儿湾（今泊滩村3组）卸载。存放在宋祠（今安谷粮站仓库）的，拉纤到中渡坎渡口（今安谷村8组）。
在王洛渡口（今英雄村2组）卸下的，存入易祠；载到陈洛滩支水栳（今英雄村3组）的，抬进陈祠；运往魏洛渡口（今郑明村2组）的，搬入梁祠（今郑明村3组）。其余的都由大渡河外河航道，从鹰嘴岩上游横渡到鸭儿坝张门口、新开渡，停泊于黄葛树（今郑明村7组），搬存赵祠（今回龙村8组）。
这其中的艰辛与繁杂，难以细说。有一次，纤夫拖着从杜家场转驳的木船，正向安谷前行时，突然纤绳断了，木船顺着狂泻的大渡河飞漂而下。如果冲进岷江，撞到乐山大佛脚下，必定船毁人亡文物沉。当时故宫职员梁廷炜负责押运这条船，他和船夫一齐大喊救命。可是，那种情况下，岸上的人谁也没法施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就在船上众人大惊失色之时，艄公斗胆将舵大幅度一偏，神了，船竟然斜搁到观音滩的一处沙滩上（今肖坝旅游车站背后附近），转危为安，大家紧绷的心才松弛下来。事后梁廷炜向同事们讲述这次险情，余悸犹存。
2010年6月15日，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给我和多位记者讲述了她母亲告诉他的一则故事，大意是：故宫文物刚到安谷时，有一天傍晚，工作人员清点刚刚搬运的木箱，发现少了一箱。工作人员吓坏了，赶紧找当地有名望的人。这位有名望的人号召村民，如果谁发现了这个箱子，就送到土地庙去。工作人员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早，大家迫不及待跑到土地庙，果然有一箱。打开检查，里面的文物一件不少，这才放下心来。这位有名望的人，就是欧阳道达聘请的顾问刘钊。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设于宋祠，警卫部队营部也驻宋祠。欧阳道达、胡淑华夫妇在宋祠附近租了农舍（在今安谷村4组），居住了近八年。他的四子欧阳定武、五子钟武和三女纬武，就是1940年之后在安谷出生的。
精心保护
欧阳道达制定了严密的库房管理制度。各库画有两张平面图，一张标明堆放的行列位置和数量，另一张仔细列出每个位置上的箱子编号，方便查找。每箱有哪些文物，也都造有清册。
各库平时上锁签封，进库开箱经办事处主任欧阳本人批准，两个以上工作人员一道启封开锁，填写开箱登记表。
管理人员各有分工，相互制约，共同监督。除了工作人员，外人一概不许入祠，更不允许外人进库参观。 工作人员每天清扫库房，巡查箱子是否有鼠啃虫蛀，特别注意有没有白蚁。雨天要查是否漏雨。如果发现鼠啃虫蛀漏雨或其他异常现象，须立即报告办事处派人共同处理，必要时开箱检查文物是否受损。
遇到晴天，尤其是夏天，要翻晒文物，特别是那些图书、档案、字画、衣饰等，更需要不时翻晒。这叫做“出组”。
每次出组时间、地点，开了哪几箱，箱内文物有无发现霉损或虫蛀，都要一一记录在册，并由组长和众组员签名。据原安谷中心小学校长杨正甫回忆，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朱光潜、杨东莼、叶圣陶、徐中舒、朱稼驹、邱琨等，著名画家丰子恺、齐白石等人，曾先后获准参观过正在翻晒的部分文物，见到了宋徽宗、欧阳修、苏东坡等的墨宝，吴道子、唐伯虎等的画，唐玄宗赐给杨贵妃的珍珠宝石镶嵌绣花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铠甲，清人仿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意大利画家郎世宁所绘乾隆香妃戎装油画像等珍稀文物。
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90多箱文物，也在故宫文物到达安谷之后数月由专人送到安谷，存放于朱潘刘三氏祠堂。负责管理这部分文物的是中央博物院研究员尹焕章（字子文，河南南阳人）。他在乐山期间，曾经考察和挖掘安谷、车子、五通和乐山城郊虎头山、柿子湾一带崖墓，出土了不少文物，并撰写相关论文发表。自1944年起，还兼任乐山县男中（今乐山六中）历史教师。
友情爱情
故宫博物院的职员、守卫部队与安谷人民建立了十分友好的情谊。
泊滩村家境富裕的杨俊明将自己的田地划出5亩，无偿提供给警卫连种菜。安谷小学扩建时，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捐赠了银元200块。
故宫职员梁廷炜祖孙三代与泊滩村3组农民罗海清合住在任华元的房子里。先是罗海清租用任家比较宽敞的房屋，文物迁安谷后，罗海清见梁廷炜寻找住房，就主动腾出一间来。
梁廷炜的大儿子梁匡忠也是故宫职员，先在安谷易祠服务，与峨眉县城一糖果店老板女儿刘玉娥喜结良缘。在峨眉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峨生”；在安谷生了一个女儿，叫“嘉生”。这跟欧阳道达给在安谷出生的儿子取名“定武”一样，都寄寓着他们对乐山（嘉定）的深情厚谊。
梁廷炜的二儿子梁匡启，刚来时在安谷小学读书，1945年转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临时佐理员。梁廷炜认罗海清年幼的孩子作干儿子。梁匡启为他取名罗树安，带他去上学，为他买了书，帮他装订好作业本。当文物迁往重庆时，梁廷炜提出将罗树安带走，因为是独子，罗海清舍不得他去。临走时，罗海清全家出动，将梁氏三代的行李搬到河儿湾，送上竹筏。
管理陈祠的故宫职员孙家u，与安谷场镇王铁匠的女儿王金华恋爱结婚。文物东迁后，孙先生携妻回家，后来在兰州铁路局子弟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住在朱潘刘三氏祠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尹焕章，与犍为籍的乐山沙湾小学教师邓文君由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女名邓嘉嵋，就是取名乐山（嘉定）和峨眉的意思。邓嘉嵋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
文武守护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人手不足，雇请了不少当地工匠帮助文物保护工作。其中有木工窦怀福、窦洪海、吕春洪、杨俊堂等，他们负责加固库房梁柱，修补壁板，维修装文物的木箱，制作堆放文物箱子的木架等。
泥工只有宋清治一人，职责是翻盖库房的瓦，遇到下雨就巡查是否漏雨。
勤杂工有易泰安、易泰全、王丕安、陈毓奎、龙海清、袁明富等，每当翻晒文物时，负责搬箱出库、入库。
还有一个炊事员袁绍荣。
故宫方面对这些安谷工役非常信赖，将他们与故宫职员编排在一起，共同担负护宝重任。这些工役食宿都在自己家里，每天早去晚归，按时上下班。其中服务时间最长的是易泰安（1907-1999年），干了八年，先后在宋祠、梁祠、易祠、赵祠和朱潘刘三氏祠照看。当文物由安谷迁重庆时，他奉命一路跟随照料而到了重庆，一直服务到1947年5月，文物再迁南京，才返回乐山。
护送文物入川的警卫部队属于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9师的一个营，营长陶坚民，营部设在宋祠。驻安谷的是一个连，另一个连在峨眉。1941年春，该营奉调前线抗战，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务团二营五连接手安谷，连长冯昌运。除排长以上军官外，班长以下一概不准进入库房。欧阳道达让士兵们修建和拓宽从古佛寺到王洛渡和六祠堂的乡村公路，路旁都用河卵石砌边。又在各祠堂附近辟修晒坝，为翻晒文物提供场地。还在安谷街上编写宣传抗日救亡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墙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了。欧阳道达于1946年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勋章。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准备迁回南京的同时，决定将分藏于巴县、峨眉、乐山的故宫文物汇集重庆，再转运南京。
欧阳道达计划，先用木船竹筏将安谷所存文物，顺大渡河运到乐山城郊马鞍山粮仓中，然后用卡车分批经荣县、内江运向重庆。
马鞍山粮仓的全称是“乐山聚点仓库马鞍山分库”，隶属于四川省粮食储运局，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写作“马鞍山聚点粮仓”。
欧阳复武对我说，乃父生前告诉过她，当年曾经请了一位摄影师，拍摄了从安谷转驳马鞍山全过程的许多工作照片，由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保存。欧阳道达在安谷租住的农舍“西川寄庐留景”，以及全家人转运期间抽空游览了马鞍山附近的乌尤寺照的几张相片，也是那时候由那位摄影师照的，因为属于私家照片，由他们家收藏下来了。2009年10月欧阳复武提供与我。
功侔鲁壁
刘清泉去世后，刘钊继承了乃父的袍哥义字舵把子位置，后来当了安谷乡长，乡团防局老总，在当地很有势力，也很干练。
文物迁乐山时，刘钊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顾问，协助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做了大量工作。
刘钊的第一件公函表明，故宫方面在文物全部迁离安谷后，对六祠认真清扫修缮，交还当地父老，刘钊“派员随同各该祠庙执事分别接收”，并郑重地“相应函达”对方，表达了他对故宫方面的尊重。
刘钊第二件公函中说，“前奉贵办事处大函，附送国民政府题颁‘功侔鲁壁’七份，业已分送文物各祠庙。荣典辉煌，敬拜嘉贶，谨代表各祠庙鸣谢。”
国民政府题颁“功侔鲁壁”匾额，当时欧阳道达委托刘钊请工匠制作。七块匾中，六块黑底金字，惟赠朱潘刘三氏祠的为金底黑字，这是因为故宫聘请的顾问刘钊属于三氏祠，并且该祠所存文物数量最多的缘故。
据安谷的父老们回忆，当时举行了隆重的颁赠仪式，各宗祠的族长、房长、执事神情庄重地接过巨匾，郑重地挂在祠堂大殿内，以显殊荣。
“功侔鲁壁”四字楷体，系马衡院长题写，每字高47厘米，宽40厘米。上款“国民政府题颁乐山县安谷乡×氏宗祠”及下款时间是欧阳道达补书。匾上方正中，有边长8厘米的正方形篆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鲁壁”的典故出自《汉书・艺文志》，说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的九代孙孔鲋，将礼记、尚书、论语、孝经、春秋等儒家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夹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墙发现之，使儒家经典得以后传。今山东曲阜市孔府中犹立“鲁壁”两个大字石碑于当年的夹壁位置前，以永志此壁保存古书之巨功。侔，比的意思。“功侔鲁壁”意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功劳，可与鲁壁藏书相媲美。这是对乐山人民保藏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高度评价。
可惜，当年的七块匾如今只剩下三块残匾了。
故宫文物南迁是战争年代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化长征，是国难当头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拯救文化的一次伟大壮举，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守护传奇。在乐山，那些存放过南迁文物的寺祠庙宇，被称作“战时故宫”。
2009年，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泊滩村农民企业家王联春出资在当地修建了一座“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他还建了一座纪念碑，正面刻马衡的笔迹“功侔鲁壁”，背面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的题词―“战时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