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在近40年的研究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究上作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考察这部书的编撰经过，我们不禁为沈从文的学术毅力和艰难处境感叹不已。该书创作历程凡二十余年，典型体现了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术生态。
一
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
到1963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4月9日，他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同时也陈述了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散于国内各地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物残料。如此多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费巨大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一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根据沈从文的要求，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绘图工作。
二
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工作，逐渐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63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致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要求“明确范围，逐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家请教，或分一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当场表示支持。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会上提出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下来。
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毫不懈怠，每天都要完成6000字的说明文字。
三
1964年4月30日，《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中的隋唐五代部分编写完成，送文化局和文化部领导审查。文化局局长王冶秋接到书稿后非常重视，先后送康生和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审查。文物局领导和相关专家王振铎、王世襄都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编写组根据领导和专家意见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6月6日，历史博物馆和财经出版社举行联席会议，协商该书的出版规格和交稿日期。出版社高度重视，准备作为向建国十五周年献礼的重点图书推出。
不久，历史博物馆将该书已完成的宋元明清部分的图版和文字说明送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审查。王冶秋要求在十五周年国庆前出版，可先出一本，再陆续印出。整本书署名历史博物馆，文字说明署名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的完成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康生题写了书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亲自写了序言。
但财经出版社在国庆前并没有完成出版。原定9月10日让沈从文去看说明文字的最后清样，由于中华书局排版延期，这事儿推迟了半个月，自然就赶不上国庆前出版了。按照原计划，校订完成后，出版社拟出七份打印稿，分送文化部、文化局、历史博物馆领导和北京大学翦伯赞、民委会萨空了及科学院专家阅读提意见，沈从文再综合各方面意见，斟酌修改说明文字，再送文化部、文物局，让相关领导做最后决定是否可以付印。要求如此严格，出版自然就延期了。
四 《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 的出版延期正好赶上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引起讨论。历史剧等好些文艺作品都受到了批判。编写组此时召集了一次会议，主题虽是讨论沈从文写的 《后记》，但却有人提出要按新的政治要求对全书进行修改。不久编写人员大都奔赴各地参加“四清”运动，修改工作无形停顿下来了。这一拖就拖到了文革后期。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群众认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 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未出笼的大毒草，沈从文是滥竽充数的假专家，假里手。沈从文被迫做检讨。他说：图录目前还不成熟，不是工农兵的方向，是专家和干部的方向;所选图片中，“佳人”占了相当部分;这部图录本来意图之一是要给从事特种工艺生产的老师傅看，给古代歌舞剧提供参考，但说明文字烦琐，很多地方支离附会，只符合资产阶级欣赏趣味，不适合给老师傅看。
由于部分群众批评资料工作，把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几万张卡片一律当成“牛鬼蛇神”。沈从文不能搞新的资料工作。更可悲的是，他手头的资料几乎散佚殆尽。1966年8月起，红卫兵多次去沈从文家抄家。他出版的旧作和编写服饰研究的资料统统被抄走或焚毁。他的三间房屋，有两间让出来分给工人同志住。他剩余的资料一间房子堆不下，由表侄黄永玉做主，以每公斤七分钱的价格当废纸卖掉。
1969年底，沈从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在五七干校，他分别给历史博物馆革委会委员王镜如和高岚写信，托儿子沈龙朱转交。他要求回到北京，在“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沈龙朱将信转寄给王镜如后，又特意去跟王镜如谈了一个多钟头。王镜如认为将这封信上交恐不恰当，婉拒了沈从文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沈从文颇为自豪的业务成就，沈龙朱体会出的王镜如的意见是：“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沈从文给高岚的信，龙朱认为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留下来没有转交。
五
不久，国家文物局传来消息，要他重新校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 书稿，准备出版。沈从文乘机取回书稿，抓紧校阅，有时甚至一手捂着鼻血，一手工作。
其实，历史博物馆此前已向文物局打报告，请示对书稿的处理意见，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历史博物馆领导为了不影响沈从文的工作，决定将文字说明稿退给沈从文，但图像部分继续留在馆里，直到1976年才退给沈从文。沈从文拿到书稿后，立即进行修改补充，并从荣宝斋、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寻求摹绘附图的解决办法。
六
由于工作繁重，沈从文希望能有助手。他曾多次写信给历史博物馆，希望馆领导能帮助他“争争时间，即早为这工作抽调一二专人（有可能或外调一二美院教人物画的来参加，这工作，不少人都乐于参加的），来和我共同工作。”但历史博物馆领导告诉沈从文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忙。
通过其他渠道，1975年左右，沈从文晚年的两位重要助手――王序和王亚蓉――开始进入了沈从文的工作班子。王序是抗美援朝的文艺兵，休假回国期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结识沈从文。转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文物修复、古墓考察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75年，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介绍王亚蓉到沈从文家寻求资料，沈从文自此认识王亚蓉，后来请王序帮忙将她推荐到了考古所。
两位助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达沈从文所在的东堂子胡同的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一起编撰服饰史。沈从文常常在他们未下班前就打电话嘱咐到沈家来吃晚饭，他烧的红烧肉和红烧猪蹄都很好吃。此外，沈从文还带着他们挤公交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查找资料，两位助手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沈从文对两位助手的工作很满意，他们不仅修订服饰研究，还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专题，这让沈从文充满了信心：“身边有二得力助手为绘图（手又敏捷，又准确），不甚费力，既已完成大小不等专题七八个。照此条件，把四十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为一一填满，或许是作得到的事！”
七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从王序和王亚蓉那里，逐渐了解到沈从文工作条件的艰苦。1977年，刘仰峤到沈从文处了解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况，并如实向胡乔木做了汇报。在胡乔木的亲自关心下，沈从文的工作关系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其职称由调入时的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 沈从文的住处非常小，主要助手王序又不能保证工作时间，这些都不利于工作的展开。1977年9月中旬，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写出这封信后，沈从文对所提条件并不抱太大希望。但社科院干事雷厉风行，很快就满足了沈从文的这两个要求。10月6日，社科院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两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让王序、王亚蓉、李宏作为他的助手全力配合他做最后定稿工作。同时，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部分文献。沈从文妻子张兆和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工作班子效率很高，1979年1月，这部著作整理完成，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沈从文在友谊宾馆继续进行一些收尾工作，并等候看校样，直到3月才搬出去。
八
沈从文获悉轻工业出版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坚决不同意。手稿转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书稿，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写信说：“我不能将书交给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国格的事我不做”，表示愿意将书稿交给国家处理。
梅益向香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蓝真推荐该书，香港商务决定从速出版。1980年1月，香港商务总编辑李祖泽在国家文物局龙文善陪同下访问沈从文，商定此书出版细节。沈从文带着助手重新做了些校订并补充了部分彩图。
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亲自来到北京沈从文的住处赠送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样书。样书八开本，25万字，700多幅图，序言为郭沫若写，书名为商承祚题，署沈从文编著。初版印3000本，300本签名本定价为800港币，其余精装本也要500港币。但一个月内就卖出去了2000本，主要销往东南亚和香港，这在学术著作的销量中算是很高的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用 《要报》 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此书作为重点成果的出版情况。不久，此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胡乔木写来贺信：“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我国领导人还将这本书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皇、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
学术界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孙机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研究员威尔第女士认为，这部书“给搞时装的知道了都会发疯的”。著名作家黄裳更是详细地评说道：“这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全书有大量美丽的插图，而文字之美，却使读者感到姿媚转胜。”
沈从文认为这本书的真正读者应在国内，因此希望该书在大陆增订重印，但遇到了困难。他想重换100种彩色原图，这些材料多在故宫、历史博物馆，要花钱才能使用。他抱怨说：“再想照六四年工作取得的进展，主观努力即或还不失去勇气，客观束缚却转多。”
直到1983年，沈从文仍在为增订本做准备。他根据当时新出土的陶瓷壁画增加了原先缺少的原始社会部分，并更换了100幅新彩图。直到患上脑血栓后，他才将工作交给助手。遗憾的是，等到增订本问世时，沈从文已经逝世五年了。
沈从文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将上自殷商、下至明清的传世资料与历代出土文献相结合，对各个朝代的服饰制度、服装工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对于文史研究、书画鉴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服装设计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这部经典著作至今仍然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典范，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沈从文在编撰该书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体现出的学术毅力，令人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