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顺教授《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从西汉文学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文学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发展的影响等三大版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汉政治权力、物质经济、礼制文化、经学学术、音乐文化、教育制度、意识形态等生态环境和生态因子与西汉文学诸如政论文、奏议文、汉赋、乐府诗、历史散文、四言诗、歌诗等文体之间的生态适应、生态平衡和互相影响关系。可以看出，全书在体例结构方面合理而严谨；在史料钩稽和文献征引方面则可谓用力甚勤，丰富广博；在西汉诸种文学文体的文本解读和内涵阐释方面亦堪称细致入微而别具手眼。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当下文学生态学成为学界热点以及西汉文学研究已然成果颇为丰硕的双重态势下，该著作能够将西方现代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学自然融洽地结合起来，这使得该著在文学生态学和西汉文学研究这两个向来独立的学术领域中独树一帜，显示出较高的学术品位。可以说，《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运用现代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范例。
1生态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的自然融合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呈现出极度繁荣的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以空前的速度繁殖，在数量上远远地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这被学者称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盛宴狂欢。在这种西学思潮影响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也如影随形，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新变和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在借鉴和运用时也出现了生搬硬套、不切实际的痼疾，尤其是用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这种油水两层皮的缺陷便显得尤为明显，也屡屡为学者所指摘和责问。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之中，正如党圣元先生所云：理念先行，会造成赶理论时髦的倾向，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出现。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生涩地移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研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现代理论时，作者深刻地注意到并有意识地避免因此而带来的弊端，通过阅读生态学的有关资料文献，把握生态学的研究规律，在全面厘清生态学学科的相关学理原理的基础上，对诸如生态、生态学、生态环境、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等概念具有了明晰的认识，进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试图通过隐喻的方法，用文学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去感悟文学现象，体验文学的灵动，以复原文学的精神，文化圈的关系性，恢复文学作品与阅读的整体性，把握文学生长的有机性。也因此，全书除了在绪论及各编之前对文学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等作了或全面或简短的阐述之外，具体到整个行文中，并不频频地把生态理论生涩地运用和穿插到文学研究之中，而是自然融洽地把西汉文学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是说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相反，作者在各编及各章主题之中都鲜明而准确地标示出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文学与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的影响。而把所谓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生态因子以及适应、平衡和生存等最能代表生态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作为纲领，高屋建瓴地纳入题目之中，亦避免了在行文中理论的生硬套用。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地避免近些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弊端，如称文学理论研究或借助国外的学术话语进行翻版，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语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或把文艺理论撰写成程式化、模型化的教科书。为此，论著从政论散文对政治的适应，西汉赋、乐府对物质经济的适应，文体对礼制的适应等方面论述西汉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同时，在论及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平衡时，又选择历史散文与政治、文论话语与经学、歌诗与音乐文化诸关系予以分析，具体而深刻地阐述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
2生态学理论手段的恰当运用
生态学视野下的生态理论运用只是做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观照手段，最终的落脚点仍旧是回归文学。运用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通病就是，大多理论游离于文学之外，就理论而谈理论，在处理二者之间的轻重主次关系上往往本末倒置，不能够以文学为本位和回到文学本身。正如该书引的南帆所言，所以有学者批评文学理论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也体现在文学生态学研究上，如党圣元先生所指出的：以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属性。同时提到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该书作者亦警醒地看到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作品的诸要素进行抽象的理性升华，而没有像禅宗直指人心那样去直指文心尽管其中贯穿着或填充着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实例，但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因此，正如书名所谓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一样，其重点在西汉文学，所以全书三编九章所研究的都紧扣西汉文学的各种文体诸如政论文、奏议文、诗、赋、乐府、历史散文等，用生态学理论工具进行详实具体分析。如论著以生态适应的理论为工具，分析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西汉中期集权政治、后期衰败危局等不同生态环境适应的不同状况，既有理论的科学性，又能体现分析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再如，论著恰当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还就奏议文对策略饥饿、无为政治、有为政治、衰败危局等不同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适应表现。这些都从文学自身出发，抓住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是理论对文学的深度解读，而不是以文学屈就理论。这正体现了吴秀明所称的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
3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规律探寻
用理论对现象作一分析，其目的是发现并把握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能够把西汉诸种生态因子和各体文学存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注重探究生态因子与文学的生态关系的发生规律。为此，论著别开生面，不同于把以往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简单地整合起来，本着文学生态研究是创设文学研究新理路的需要这一宗旨，认为西汉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视野的意义在于，以生态文学的观念审视文本意义的生成条件，从而为文本研究开拓更广阔的空间。这并非简单地在研究中增加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要素，而是展开另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本中心研究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本诗学的研究理念。并进而指出，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也应当毫不例外地要重在把握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影响规律。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论著能够把生态因子与西汉文学样式紧紧地联系起来，分析其影响关系。如在分析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发展的影响时，作者从政治因子入手，阐述帝王政治权力对赋的扶持，认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帝王政治权力实现的。帝王凭借自己的权力把个人喜好倾向渗透到文学领域，而文人在专制的最高权威的情势下，表现出一种恰当的心态，从而以这种心态创作出迎合帝王政治权力的作品。赋作家有意识地迎合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爱好，主动适应政治生态。同时，作者还阐释政治集团文化心理对赋的润染，认为汉初楚人的特殊结构，就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楚地文化心理，而这一文化心理就介入文学，对与楚辞有近缘关系的骚体赋产生着影响。论著都是把生态因子与因其影响较大的文体结合起来，既有理性的分析思考，又有鲜活的文学现象，详细具体，论证有力。与此同时，论著还注重把握生态因子与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生态规律。如论及奏议文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发现并总结奏议文适应统治集团政治作为的情况及其嬗变规律，认为汉初国家政治治理需求，使得奏议文丰富；然随着黄老思想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统治者休息无为，奏议文则极少；汉武帝时期政治上大有作为，又刺激了奏议文的丰长；西汉末政治的衰弊，文人们再次上书以陈政事，奏议文就再次繁盛。统治者的政治作为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着与政治有密切关联的奏议文的变化。作者把奏议文置于其生长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剖析奏议文在其所处时代的种种症候与当时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究奏议文与政治治理需求、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作为、政治盛衰状况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多维关系，全面把握奏议文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生态因素，分析奏议文盛衰的根源，挖掘奏议文生长的生态规律，体现了探寻规律这一研究目的。可以说，在全书写作中都贯穿了作者的这一学术理念和基本思路。
该著在研究观照西汉文学时是站在开阔的生态学视野上的，故而其中的生态因子多为诸如政治、经济、礼仪、经学、音乐、教育、文化、意识形态等宽泛意义上的生态理论。而我们知道，西汉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汉代园林大赋诸如《子虚》《上林》等赋中包含有丰富的原初性生态哲学理念和生态美学思想，如果能够辟专章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当会使该论题的探讨更加丰满立体，这权作笔者的一点粗陋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