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史记》研究中，内容丰富，方向多元，对《史记》研究的著作进行归队排列，有利于纵横方向上的分析、比较，辨明异同，归纳特点，有利于清晰显示《史记》研究的发展脉络。根据内容的倾向性，《史记》研究著作可分为辞章、考据、史论三派。辞章派以文章点评为主，考据派以考订文本为主，史论派以围绕《史记》而发的经世致用的论断为主。三派各有特点，又彼此紧密联系，共同促进《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史记》；史记学；辞章；考据；史论
《史记》是文学与史学结合的典范，不但是群史之领袖，且被历代文人奉为文章之楷模。历来对《史记》的研究有侧重于文学的，有侧重于史学的，有考证文本的，有评点议论的，有为求艺术之美的，也有为求经世致用的。总之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横向上，多元化的态势可以表现一时期内学术的繁荣，而在纵向上，若要明晰《史记》研究的发展演变，对相关研究著作进行归队排列则是必要的。
笔者以为根据古代《史记》研究著作内容的倾向性，可将其分为辞章、考据、史论三派。
一
辞章一派，治《史记》以点评为主，侧重于文学方面，探究《史记》的表现形式，挖掘其审美价值，指引读者欣赏其中文章之美，教导后学写文章的方法与策略。如明代人研究《史记》以点评为主，关注《史记》文章的结构、关键、脉络等章法，虚实、详略、叠字等叙事之法，如茅坤《史记钞》卷二八《曹相国世家》：“此篇专看参之所以守何法处，故于饮酒自颓放处皆有本旨，而民歌其相业，‘清静’、‘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1]这是点出篇章主旨，指出整篇文章都是为了表现出曹参的“清静”、“宁一”而写的。也有对《史记》文章艺术风格的形容夸赞，如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事迹错综处，太史公叙得来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如此类，评语虽则华丽精彩，却未免抽象、虚浮。
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茅坤《史记钞》、陈仁锡《陈评史记》等都可归之于辞章一派。
二
考据一派，治《史记》以校勘、训诂、注释、辨伪等方法为主，考订异同，去伪存真，解释名物，以恢复《史记》原本面貌为追求。
如清人研究《史记》以考据为最盛，或通过版本比对、《史记》本书前后对照、博采众书参互考证，或用音韵学、金石学的成就等辨误去讹、考释字词。梁玉绳《史记志疑・十二诸侯年表》：“平王十四。郑武公十四。生庄公悟生。附案：‘悟’与‘寤’同，然他本多作‘寤’。”[2]周平王十四年，郑武公十四年时，表中有文字记载“生庄公悟生”，梁玉绳通过多个版本的相互参照，指出“悟”与“寤”二字是相通的，但其它版本多作“寤”字。
又如钱大昕《史记考异・伍子胥列传》：“遂灭邹，鲁之君以归。”钱大昕对此辨道：“‘鲁’当作‘虏’，音之讹也。《左氏传》：‘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太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邹’即‘邾’也，当云‘虏其君’，转写或误尔。一本‘灭’作‘威’。”[3]
柯维骐的《史记考要》、程一枝的《史诠》、王念孙的《史记杂志》、王鸣盛的《史记商榷》、洪亮吉的《史记发伏》、钱塘的《史记三书释疑》等这些著作都可归于考据一派。
三
史论一派，或从《史记》记载中钩稽史实，探寻历史规律，或论历史事件、人物，臧否得失，总以资鉴人君、致用当世为旨。
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盗贼课”一条下引《史记》中武帝作沉命法以治群盗之事，与《后汉书》所记光武帝治群盗一事相比。汉武帝时沉命法严苛，不但为盗者诛，而且“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结果使官府上下都恐怕得罪被诛，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故“盗贼多”。而光武帝精于吏事，“听群盗自相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如此令盗贼自乱。“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蘧璩俏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如此使官吏勇于讨贼。群盗解散的，也给他们生计之资，“赋田受A，使安生业。”如此盗贼日息。顾炎武比较二者的方法与效果，得出“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的结论，是为治国者可鉴。[4]
诸如此类的可归为史论派。这类著作特点在于其是以历史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以著作的视角看待《史记》，也就是将《史记》放入历史长河中它本应所在的位置，以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它。另有赵翼的《史记札记》、夏之蓉的《读史记提要录》等著作可归为史论一派。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史记》的评论繁不胜举，并不能无区别地一概归为史论一类。有不少的学者虽也多有史实评论，但他们或借儒家义理观念褒贬世道风俗，或故为高论，苛责前人，或主观臆度，褒贬不经，或见文有感，发表个人喜好憎恶。总之颇多离开具体历史事实的主观性评论。
例如苏轼《东坡志林》卷五：“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5]
苏轼此论显然并非出于公心，而是由于其保守的思想，反对变法、厌恶商民，因而扭曲事实，借斥责司马迁而维护自己的政见。
如此之论，驰骋肆意，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认同台湾史家杜维运的观点，驰骋议论不属于历史评论。杜维运先生认为“此实为纵横捭阖之论，全无历史意味……虽文字铿锵有力，史实屡被称引，而文字流于虚浮，史实全无地位，以此类史论，视之为历史解释，自极不可。”[6]可以归为史论的评论必须是以真实材料为基础，秉着公允的态度所作出的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揭露客观规律、有资用于当世的议论。本文所言及之史论即如是。
四
考据使人读到《史记》记载之真并及读懂文义；辞章助人欣赏《史记》文章、文笔之妙，怡情而养性；史论使人以《史记》为一个切入点，由此读懂历史，得启智慧。 三者都在《史记》研究的范围之内。论层次，考据派为基础，而其他两派必以其为前提，失此基础，则辞章与史论两派流于空疏，正如王鸣盛所云“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误多矣”[7]。辞章与史论两派是对《史记》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的进一步发挥。辞章派是对《史记》表现形式价值的挖掘，研究《史记》的文章之法、叙事之法、写作风格等，教导后学阅读欣赏、文章写作，推进古代文学的发展。而史论一派的研究，是《史记》价值的最终实现，是司马迁之所以作《史记》的最终目的。《史记》首先是一部史书，基本的任务是记载真实的历史，功用在于资鉴后世。司马迁著此书的目的，也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8]、“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9]，所以，通过研读《史记》去认知当时的社会形势，探究治乱兴衰的因果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得出有益于借鉴当今的认识，笔者认为这才能使《史记》的价值得到最终体现。
三派又是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辞章派和史论派需要考据派的研究成果给他们提供一个错误较少的本子，扫除阅读最基本的字句、名物等障碍，考据派也会利用文学研究的成果，通过把握《史记》的叙事规律、写作技巧等使考订方法更完善、结果更精确。史论派只有在精确考证的基础上发出的论断才是令人信服的。辞章与史论派研究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使考据派对《史记》作出更加精审科学的考证。
【参考文献】
[1][明]茅坤.史记钞（卷二八）.曹相国世家.明泰昌间刻本。
[2][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八）《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311
[3][清]钱大昕.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卷五《史记五・伍子胥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3
[4][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宝成、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中册卷十二“盗贼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23
[5][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司马迁二大罪》，北京：中华书局，1981：107-108
[6]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18
[7][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9][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3319
作者简介：李海丽（1985-），女，河南南阳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