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新文化史学流派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渐趋成熟的代表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其作者罗伯特・达恩顿主要基于深度描述理论，通过文本的层层分析，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异域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了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勾勒出当时法国民众的心灵状态，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屠猫记》；新文化史；达恩顿
新文化史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在西方史学领域中文化转向的一个概括，它关注社会日常生活和底层民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通过文化符号和仪式的解读，还原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屠猫记》一书是罗伯特・达恩顿在利用瑞士纳沙泰尔公司档案的基础之上，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对18世纪法国社会生活进行的探讨与研究。本文将简要分析达恩顿在《屠猫记》中的史料解读与运用（以“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一章为例），并对“工人的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一章中的新文化史视角进行发掘，从而更深入地认识新文化史研究。
一、《屠猫记》中的史料解读与运用
《屠猫记》一书由六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作为书名的“屠猫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章，而“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则是书籍的第一章。在第一章中，达恩顿所讨论的法国故事都是取自德拉胡和特内兹合编的《法国民间故事》。这个故事集是法国民间故事中最完备的著作，因为书中提供每一个故事所有的记录版本。这一章的开篇以“小红帽”的故事为切入点，达恩顿将弗罗姆和贝特尔海姆这两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于故事的注解作为示例，认为经过精神分析学者的解读，小红帽的故事变成一个通过象征语言表现隐而不彰意义的事件。他们把一些原始文本中的细节变成了不可思议的象征，例如，将女孩子手里拿的瓶子看作童贞的象征，所以母亲告诫女儿不要偏离大路，以免误闯禁地。但达恩顿并不认同精神分析家对于“小红帽”故事文本的解读，认为精神分析家偏离了民间故事的历史背景，其分析注解不考虑文本变异的问题，已将文本分析得过于离谱。
抛开精神分析对故事文本的影响之后，达恩顿将“鹅妈妈故事”的分析角度与近代法国农民的现实生活状况联系起来。在“小拇指”故事中，达恩顿指出佩罗在写作这个故事时，正值17世纪人口危机恶化的高峰――瘟疫和饥荒夺走了法国北部十分之一的人口，穷苦人家为了度过难关，遗弃养不起的婴儿，任由他们死亡，这也说明了近代法国儿童死亡的普遍性以及民众对此种现象的漠视。“小安内特”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当时法国农村民众对食物的渴望，以丰满为美的社会现象，而邪恶继母形象的出现则是旧制度下乡村社会中继母虐儿现象的写照。
当时的乡村民众虽然没有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境遇，但他们却保留了源远流长的口述故事传统。在达恩顿看来，民俗故事一方面具体的描述了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寄托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因此，达恩顿通过若干民俗故事的阐释，将故事文本与历史现实相连接，从中发现民俗故事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渐渐地走入了当时民众的内心深处。
二、新文化史视角下的屠猫仪式
18世纪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一群印刷业的学徒搞了一场诡异的屠猫仪式，他们先是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一片欢呼中，将它们一一处死。但笑声未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工人们不厌其烦地通过一遍遍的模仿当时的场景来捧腹大笑，印刷所里也一次又一次的响起工人们的笑声。
在现代读者看来，屠猫事件就算不至于让人反感，也实在没什么好笑的。可是，达恩顿指出：“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正是达恩顿从事探究工作的起点。对于屠猫事件的缘起，达恩顿利用纳沙泰尔档案还原当时印刷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揭示出印刷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悬殊生活状况，发现印刷工人对于雇主的憎恨之意。屠猫之举不仅是学徒对非人待遇的反抗，更表达了工人对资产阶级所怀的恨意：“师父爱猫，于是工人恨猫。”
达恩顿努力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为什么是猫？为什么屠猫会在当时那样有趣？他借助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在近代欧洲，猫总是扮演一个被虐待的象征角色，欧洲人称之为“闹猫”。达恩顿借助众多民间故事、迷信和谚语的分析也发现，猫在法国民俗中有许多象征意义，例如巫术、狂欢、偷情和闹新婚等等。达恩顿在解读屠猫事件的档案文本中，点明了猫作为巫术的象征意义。印刷所的学徒们利用屠猫进行了一次猎杀女巫的行动，通过屠杀师母的猫，指控他们的师母就是女巫。工人们以一场闹新婚的形态，透过猫的象征意义，将师母与猫的偷情画上等号，暗指他们师母与神父有染，达到嘲讽师父的愚笨并侮辱师母的目的。
屠猫仪式象征性地把师父与师母送上被告席受审，指控他们在经营印刷所过程中的不公不义行为。看着师父和师母惊慌失措，学徒们用笑声发泄了内心的积怨。屠猫也成为工人们表达对社会现实秩序不满并在精神上取得反抗压迫胜利的象征。
三、结语
《屠猫记》把研究重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中下层社会，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勾勒出18世纪法国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达恩顿在深度描述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故事、仪式和档案文本进行深层分析，将新文化史研究融汇到具体的历史考察中，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