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东地名中的历史文化意蕴 地名是人类为了方便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命定的名称，地名的产生是人类认知的产物，地名不仅是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畴和时间范围，还与地名本身以外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军事活动、民族迁徙等密切相关。地名中的，名字属汉字中的会意字，布局結构为上下布局，名字的上边为夕字，此处指夜，即黑夜，夜晚的意思；下边为口字，此处意指用口发声。据此考据者大多认为：名的本意是夜间人与人之间联系称呼以作区分的一种符号，是以名一产生，就具有了独一性、排他性、指代性的基本特征和方音化等特点。因此地名往往具有独特的历史蕴含，在地名中承载的文化也往往能深刻的反映出当地的历史，对于当今的我们而言，地名可以说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窗口。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每一个地名都能不同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历史文明的厘变，地名与当地的民族、民俗、民间传说、信奉宗教、历史人物等都具有密切的相关。以传统村落为例，其定名方式虽有差别，但都包罗了当地深厚的文化。千百年来在秦东地区所传承下来的大小地名，亦凸显了上述的特质。秦东地区历史文化悠久，秦东地名也大多折射着秦东地区礼熏乐陶的熠熠辉煌，是秦东历史发展的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化石，地名呈现出了相对的方言性、特有性和稳定性，很多地名中深奥的内在含义，在当今社会，仍具有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之极大的启迪教育的作用。与此同时，不少地方的地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相互融合，固化成为互难割舍、名实一体的稳定地名。中国传统乡村的地名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体现，是当地的地理景观变迁、民俗心理的变化的具体见证，深入认识这些地名，对于延续一村庄、一镇、一县，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脉络，都具有重要且深刻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去重视地名中的文化意蕴，这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来重视我们的历史。
一、研究秦东地名文化的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名文化丰富多彩。秦东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使秦东在向近代化的前进中又更多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明，关中古称四塞之区，秦东又当关中孔道，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秦东地域辽阔，现辖一区（临渭）、两市（韩城、华阴）、八县（蒲城、潼关、大荔、华阴、澄城、白水、合阳、富平），其中临渭区地名的来源是在1995年，撤销县级渭南市，改设临渭区（县级），因濒临渭河，故名。其他市、县地名的由来，牛汝辰先生在《中国地名由来词典》里都有提及：渭南市：符秦甘露二年（360年）置渭南县。以在渭水之南，故名。1983年设市；华阴：秦置宁秦县，汉改华阴县。据《太平寰宇记》：以在太华山之阴，故名。1990年设市；韩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置韩城县。据《太平寰宇记》：以古韩城为名。1983年设市；蒲城：西魏设蒲城县。据《陕西通志》：以县东有蒲池，故名；富平：三国魏改富平县，取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之意而取名；华县：西魏置华州，1913年改华县。据《同州府志》：华，西魏州名，南有少华山，东连太华，故州以取名焉。华县以华山得名；潼关：东汉置潼关，清置潼关县。据《水经注》：河在关门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元和郡县志》：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关；合阳：秦置合阳县，汉改郃阳县。据《水经注》：城南有洽水，县取名焉。《诗》：在洽之阳也；澄城：北魏置澄城县。据《同州府志》：澄泉水在县西三里，县以此名；白水：北魏太和二年（478年）置白水县。南邻白水，因以立名；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使得秦东在向近代化的前进中又更多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
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引秦东人自豪的秦东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府之国就是关中平原，秦东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史上发生在河西地域的战事频繁，战时城池、军事防御设施如潼关县的禁沟、十二连城、中军帐村等，在今天的地名中仍可见历史一斑。以蒲城县为例，比如，尧山又称浮山，相传在远古尧时，此处洪水为灾，诸山尽其被洪水冲毁，唯有尧山若浮因而而得此名；又如蒲城的保南乡其前名为保庵，据相传因此地，地处唐宗室祭祀泰陵的便衣庵原址，此处曾有驻兵保护，因而得名保庵，清初改名为保南；再如蔡邓镇，相传其原名为嘉德镇，明时因蔡瑁与邓艾将军驻守此地而改名蔡邓；还有贾曲、翔村等等村镇地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那么我们这次就以秦东的蒲城县为例，开展秦东地名文化研究，以求能达到以小见著的效果。蒲城县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东北部，古称重泉南白水，属渭南管辖，东西长52.8千米，南北宽47千米。蒲城县辖14个镇、10个乡分别是：城关镇、罕井镇、孙镇、兴镇、党木镇、高阳镇、永丰镇、荆姚镇、苏坊镇、龙阳镇、东陈镇、坡头镇、洛滨镇、陈庄镇、翔村乡、三合乡、贾曲乡、东阳乡、原任乡、龙池乡、椿林乡、平路庙乡、上王乡、大孔乡。我们对其地名的来历都进行了资料研究，并进行了实地的寻访调查，力求把书本上的文字与与实际的口述历史对比结合，使地名中的历史内含活起来，成为真正有温度的历史。从而通过探究蒲城地名文化来浅析秦东地名中的历史文化意蕴。
二、蒲城地名文化中的民族因素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民族迁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因素之一，其一方面，通过民族迁徙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相互发展交流，孕育出新的文化。这些厘变的情况从当地流传下来的地名就不同程度的反应出来。蒲城地名积淀了秦东文化的深厚底蕴，作为秦东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考察蒲城地名可以追述到历史上少数民族在秦东的迁徙与分布，从而大致了解少数在秦东地区人口迁徙的路线及民族融合的状况。
不同民族分布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生息繁衍在当地的居民以其语言命名。蒲城地域内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增减，但总体仍未超过1%，蒲城以汉族人为多数，地名又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蒲城地名大多为原有汉人地名，其少数为少数民族地名：如羌村、罕井、铃铒、三合乡高家村所辖李家村、党睦镇的叱家村等。
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其世代居住的地方，在蒲城寻找到新的家园。这种民族迁徙所带来的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在人类的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地名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迹，即就是民族地名。通过对蒲城民族地名的考察，我们就能梳理出蒲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迁徙状况。在蒲城境内发现的少数民族地名主要分为三支：主要为羌族移民地名，次有党项族和鲜卑族移民地名。
据蒲城发现的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四面造像碑和《昨和拔祖一百二十八人造像记》所载，蒲城自北周一直到唐代，羌族移民大量移入。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陇西，迁移了一部羌民到关中东部进行安置。后来，东汉开国大将太尉邓禹，又迁一部归顺东汉的羌民到北洛河下游蒲城一带，进行屯田耕作。另外，据传后秦羌族领袖姚苌，也是在蒲城一带起家发展起来的。在此后的一系列的汉羌两族的繁衍融合中，羌人的足迹也不断的扩大，羌汉部族同居、通婚、相互融合至今至此现在有许多村镇就是以古代羌族姓氏命名，虽然这在渭北各县比比皆是，但蒲城县最多，其共有古羌村48个，虽然如今已经很难分清谁是羌族谁是汉族了，但羌人曾迁移留下的地名却有据可寻。据乾隆《蒲城县志》和光绪《蒲城县新志》载：羌村羌姓遍布蒲城各地，其中7个复姓，即：夫蒙、地连、昨日、罕井、铃铒、曲男、弥姐。（蒲城县博物馆保存的北周圣母寺四面造像碑可为物证），羌族已经由羌民族演变为村名羌村，而羌族的7个复姓绝大多数也演变为了蒲城当地地名，羌族复姓罕井从姓氏演变为地名罕井镇，还有像铃铒、弥姐等演化为现蒲城东南的铃铒村，罕井镇的弥家村，如活化石般地记录着羌民族迁移到秦东的历史。其中关于罕井镇弥家村的由来，在蒲城县罕井镇出土的《故左领军卫大将军赐金鱼袋上柱国弥姐公（亮）墓志铭并序》称：公讳亮，字元亮，永定（治所在今广东横县）人也。远宗英特，邑境著以陵名；茂族芳荣至德二载（757）卒于公馆，死王事也。五十有四葬于会同里柒（漆）水西北原。由此可以断定弥家村确实是羌族姓氏弥姐演化而来，证明羌族曾迁移入蒲城境内。
第二支，是蒲城境内发现的党项族迁移的遗迹，蒲城三合乡高家村所辖李家村李姓先祖系党项族，在蒲城发现的《皇明李氏始祖讳景阳公之墓》碑文载：余族本西平王（党项族首领）后，自宋氏由陇西迁蒲邑北关。明初避兵，族人散逃，我始祖景阳公本川（桑渠川）安家，以耕读传家。至清同治年间，其十五世孙李士林赐进士出身，赦授文林郎五品衔奎文阁典籍厅加一级。从碑文中可以证明这一支党项族于宋代迁入蒲城，后一直在蒲城境内居住繁衍后世。
第三支则为鲜卑族，蒲城县党睦镇的叱家村，叱姓本是古鲜卑叱干姓，在《姓氏考略》一书云：叱，叱干氏可改，陕西蒲城有叱姓。说明在历史上鲜卑族也曾迁徙到蒲城境内，在蒲城聚集形成村落。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人们的宗族概念很强，在迁徙到一个新的处所时，他们也会将宗族的观念印证在所栖身的新区域的名称上，地名冠以族名或姓氏是宗法轨制影响人们观念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蒲城的少数民族地名记录下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在蒲城的活动轨迹与分布状况，对我们研究秦东地区的民族迁徙有重大的意义。
三、蒲城地名文化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信息
每一个地名自己有其生成的年月，有其发展乃至演变的整个过程，乃至也有其消亡的时刻。此外，有许多地名原是历史留下的轨迹，因而成为研究历史的有力证据。对蒲城地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春秋的秦晋交战、秦魏争锋，唐朝时的五帝陵在蒲城的修建等，每次事件发生以后都会出现一批与此相关的地名。
提起蒲城最有名的就是蒲城的五陵闲云。唐代帝王陵墓绝大部分都在关中，其中在蒲城四个陵：桥陵、泰陵、景陵、光陵，加上死后追为让皇帝的惠陵，称唐五陵。蒲城原称为重泉，在唐改名为奉先。奉先即为侍奉先人之意，可见蒲城在唐的重要地位，所以蒲城许多地名都与唐五陵息息相关。如唐睿宗李旦的桥陵所在地，村名就为桥陵村；如孙镇的北蟠龙村，据《蒲城县新志》载：唐玄宗初谒桥陵，东望金粟山，见有龙盘风翥之势，沿山巡视，夜宿此地，故得名蟠龙村，又因此地偏北故名北蟠龙村。又如蒲城甜水井乡的宣化村也与修建桥陵有关，宣化村原名喧哗村，相传是因唐玄宗踏勘桥陵在此停歇人马喧哗而得名，后谐音雅化为宣化。当然还有许多与此相关的地名如五陵路等。
在蒲城这块古称要塞的兵家必争之地上，在春秋时蒲城属晋，战国初属魏，后归秦。属晋国时期留下了一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铃铒乡的晋城村，据悉在春秋时避难堡村原名北徵邑，相传因晋文公曾在此地避难居住，而后更名为避难堡，卧龙村，晋王村等地名也与晋有关。
与此同样的地名来源的还有贾曲乡，贾曲乡盛产蒲城酥梨，其酥梨畅销南方各地。苇子也为其地方特产，杆高质韧，有贾曲苇子赛竹杆之盛名。据传贾曲此地原为左贾国，系西周贾大夫封疆，怀德村东北有贾大夫墓，故名贾曲。
对蒲城地名有过影响的历史人物，秦大将白起就算一位，他与蒲城地名有着密切的关系。长平之战，白起大战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战后，白起准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破赵国。可是却从秦国传来退兵命令。原来是因为秦昭王听从了范雎的话，以秦军连续作战数日，应当让将士休整为理由，允许韩、赵割地求和。范雎本人心胸狭窄，长平之站的胜利使他心生嫉妒，于是他怕攻赵后，白起功高威重，影响自己无法擅权，便用巧言断送了白起宏伟的军事谋略。因此两人之间有隙。可当秦国罢兵后，赵国出尔反尔，非但不愿意献城，反而展开连齐抗秦的活动。秦昭王于是又命白起领兵攻赵，但遭到拒绝。白起认为秦国已经失去了有利的战机，不宜再次出兵。然而秦昭王却不懂得战机稍纵即逝的道理，于秦昭王四十九年（前258年），派五大夫王陵率兵攻打邯郸，结果秦军攻势受阻，将士们多有伤亡。秦昭王再次任命白起统兵，但白起认为此次必难成功，遂托病拒绝。范雎此时用私党郑安平代替白起，不出所料伤亡惨重且主将郑安平率两万军队降赵。孤注一掷的秦昭王亲临白府要求白起带兵出战。熟知兵家之道的白起看出此时的残局已难以收拾，便坦诚相告劝秦昭王撤兵，等待新战机。昭王不听，反而认为是白起有意刁难，范雎又乘机进谗。结果昭王下令削去白起所有封号爵位，贬为士伍，并强令他迁出咸阳。由于病体不便，白起并未立即启程。三月后，秦军战败消息不断从邯郸传来，昭王更迁怒白起，命他即刻动身不得逗留。白起只得带病上路，行至杜邮（今陕西咸阳东北处），秦昭王与范雎商议，以白起迟迟不肯奉命为由，派使者赐剑命其自刎。白起虽然引剑自杀，但他對秦做出的贡献，让百姓无法忘怀。因此百姓为了纪念他而在蒲城建了白起寺，以供后人纪念。之后建寺的村庄也更名为白起寺村，来纪念这位大将。
又如，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因受巫蛊之祸的牵连曾流落民间，了解民间疾苦，后当政后成为了一代名君，史称孝宣中兴。在宣帝落难民间期间就曾在蒲城境内停留，在蒲城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地名，如古时蒲城龙阳乡的汉帝村就是因汉宣帝刘询而得名，汉帝因巫蛊之祸，父母含冤屈损，孤苦伶仃幼年寄人篱下，年长曾骑马至此，恰逢吏役殴打百姓，即以良言相劝险遭毒手，幸以马快逃脱。刘询当皇帝后，当地乡民为纪念此事，名其地名曰汉帝。古有集镇极其繁华，只是遗憾历遭兵燹岁荒，如今汉帝村已无迹可寻了。又如蒲城椿林乡的护难村，相传汉宣帝曾受困于莲芍卤中，逃难路过此地，藏匿村中脱险故名护难村。还如蒲城陈庄乡的东安丰，相传汉宣帝卤中遭劫，逃跑至此马鞍翻转故得名鞍翻。后谐音雅化为安丰，明代因立村西安丰，该村遂更名为东安丰。
到了清代则有一代名相王鼎，也有相关地名留世。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厓，蒲城人，为官清廉，官至相位被奉为帝师，其铮铮铁骨，忧国忧民，忠贞爱国，晚年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捍卫领土主权，堪比春秋直臣史鱼、战国屈原，尸谏殉国的壮烈之举，成为后代志士的楷模。这样一位爱国名相在蒲城留下了不少关于他的地名，比如蒲城城关镇的仁义巷，还有城关镇的达仁巷。其中仁义巷名字的故事与六尺巷一般无二，都是修书为墙、互让留芳，因为这个目前还有争议，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达仁巷。王鼎老年时在蒲城曾修葺了一座府邸，以备告老还乡之用，后来王鼎以死谏帝，壮烈殉国后，人们为纪念王鼎，就将府邸所在的巷子命名为大人巷，以此来怀念这位爱国名相，而后雅化为达仁巷。
以上这些历史人物，在蒲城留下了与他们相关的历史记忆。记忆靠实物也靠名，留下名堂，赋予街道、小区，则可永远传名永远留住城市之记忆。愿正在拆除或今后新建的地方，留下原来的名字，老名老字号象征着永远。
四、蒲城地名文化中的姓氏来源因素
地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是人们对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名实体标志所赋予的专有名称符号，它以大量而丰富的信息记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重要的资料，因而受到普遍关注，地名中的姓氏，具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蒲城的地名与姓氏，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重视，血缘关系，习惯于聚族而居，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蒲城的姓氏族群的居住形式也是如此，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在中国地名中是最多，也是最常见的。大致可分为这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村中居民人数占多数的一个或者多个姓命名。例如，许家庄：相传许清怀由山东迁居此地，垦荒农耕，俗称清怀庄，后同族相继迁入，更名许家庄。以村民中占多数的姓为村名，这种形式是最为常见，蒲城县的窦家村、赵家村、李家村、张家村、刘家沟、孙镇、曹耿家、朱雷村等都是这样命名的。
第二类是村庄以创建人的姓氏或者当地建筑者的姓名命名。例如，陈庄寨，就是据陈庄镇《仁氏始祖碑》：洪武年间从戎，自金陵（今南京）迁居蒲建陈庄寨，现简称陈庄。同样以当时的村落创始人的姓氏为村名的还有蒲城的陈庄寨、钟家寨、吴家寨、鲍家寨、北姚寨等。在蒲城以寨结尾的村落，基本都来自于明代初年军户屯田立寨所留下的。
第三类是为祭奠先人，便以先人的姓命名。据马长寿先生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落》一书中考证，渭北蒲城一带许多古老姓氏多系于羌姓，如雷，姚，罕井等。都是为纪念先人而以原姓为村名，以寄思乡之情。
第四类是由于逃避朝廷追查而改变姓氏。例如，宦家村：原为罕井镇东党村南坡，明末一家老大在朝为官，因罪被判满门抄斩，老二，老三迁逃到尧山张家堡，老二改姓为宦，老三改名为换，而后其家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今张家堡以改名为宦家村，其目的就是为祭奠先祖。
由上述类别可见，地名与姓氏之间密不可分，这在中国这个以土地为本的古老农耕民族显得尤为突出。
四、蒲城地名文化与神话传说及民间传说
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在文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还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是我们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重要的文献资料。而在蒲城县就有很多地名都与神话、传说有关。
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秦东的神话传说大多来自于人们对于神秘的自然力量的顶礼膜拜，也反映了秦东地区历史上受到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影响，民众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古代在三秦大地创造的神话极为丰富，也在秦东地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就以蒲城县的翔村为例，相传该村初为城堡，适逢鸾鸟翔空降落此地，得名翔栾堡，后简称翔村。又如九龙原，又名龙乐原，在蒲城西南12公里处，传说在唐代，唐明皇曾游此地，见云雾中有九条黄龙降落，故名九龙原。在蒲城还有像白马峪、永丰镇等地名都来自于神话传说。
与尧山有关的传说有很多。尧山，又名浮山。《长安志》：尧山一名浮山。《旧图经》曰：昔尧时洪水为灾，诸山尽没，惟此山若浮。因名。民间又有传说，尧有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开始二人相处很好，后来住不到一起了，娥皇喜欢韭菜，而女英喜欢吃山蒜，一次争抢时女英抓住山蒜往尧山一撇说：这是我的地方。后来，女英一人居住在此，尧山遍地山蒜。后人称她为尧山圣母，并修了圣母庙，永世纪念。
尧是我国历史上五帝之一，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其为：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方他在执政过程中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真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能团结族人，上下分明，德高望重，因此受到天下百姓的爱戴。从尧山的传说中我们就能看后世百姓对尧的尊敬和愛戴。因此作为君主，必须要有敢为天下先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正如孟子王道思想中所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从我国历史上各朝的发展状况中就能得到印证。
以西汉为例。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的时候，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因此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惠帝时进一步推行黄老无为政治。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生活得到相对的安定，并使得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也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当时达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西汉王朝繁苛征敛，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皇族、贵戚、官僚和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经济特权，强占民田，更加速了农民的流亡破产，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更加荒淫腐败。元帝时，关东11个郡国闹水灾，人民相食，元帝却只知打猎取乐。皇室、贵族也是极度奢侈。而另一面，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压迫、剥削之下，终年劳苦，不得温饱，或沦为奴婢，或四处流亡，饥饿至死。劳动人民生活陷入绝境，于是各地纷纷爆发了反抗西汉封建统治的武装斗争，最终出身于外戚世家的王莽趁机夺取了权力。
因此，从尧山的传说以及西汉王朝的结局我们不难看出，统治者对于广大百姓的态度是其统治地位能否巩固的关键因素。
在蒲城县地名的传说中，永丰镇也是流传已久的一个。相传永丰是后稷向农民传授先进农业技术的地方。后稷从小热爱农耕，擅长种植农作物。舜即位后，在都城召开了一次施政大会。后稷被任命为农官，管理农业生产。在《尚书虞书舜典》中有记载：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永丰地形较平，土属黄壤，气候湿润，适宜农耕，因此后稷选择此地教民稼穑，传授农耕技术，使其地成为远无年歉薄收之岁，永为五谷丰登之地，故名永丰。因此永丰地名地的由来，说明了这里是我国农业的发祥地。
而永丰镇的大浴河遗址，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永丰据传是尧王之前母系氏族时期社会状况的见证。它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蒲城已有4500至6000年的发展历史，也足以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永丰地区已有人类定居生活。1975年，在修筑大浴河水库时，发现了大量石器，经文物部门鉴定，是五六千年前的母系氏族部落遗址，这些出土的属于仰韶文化，说明那时人们已经过着群居生活，农业经济已经很发达。可见蒲城县的历史渊源了。
五、结语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地名学的开拓者之一谭其骧先生曾说：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的活化石。地名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永久记忆，它的记忆功能不仅能唤起当地民众对城市的悠久历史的深入了解和热爱；另外还能加深外来人员对這个城市的认识和向往。我们现在的人要认识一座城市，首先大多是在旅游过程中先接触了解的，旅游是在城市和外来人员之间牵线搭桥的不二途径。一个城市如果有其自身厚重的历史文化，往往对外地的游客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一个城市的古老历史构成要素之中，当地各种历史博物馆、遗址遗迹是其历史的记录与重现。而地名文化与它们不同，地名文化更像是一部史书，以生动的文字记录着当地历史兴衰更替的演变。地名文化同历史博物馆及遗址遗迹一起，共同为我们呈现了历史悠久且博大精深的城市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地名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几乎每座城市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色，承载着特定时期的历史，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对于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和城市魅力的增添，是最好的助力。
地名是一个国家的是民族文化遗产，对地名文化的漠视，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目前，在许多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当地的地名文化建设，已经有国家将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地名列为保护对象，我国现在也在开展一些地名文化保护工作。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于二十世纪末有了地名规划这一新名词。地名规划就是说，在地名命名的时候要进行整体的设计，做到统筹兼顾。制定地名规划有它的特殊意义，其一，地名规划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命名上出现混乱；其二，地名规划还承载了一些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重要职责，力求通过整体的规划，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积极贡献。多地的地名规划都已纳入城市化的考虑范围之内，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地名规划对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有重要作用也开始着手从整体区域的层面，考虑发挥地名文化遗产的文化及经济效能。
根据现实情况来说，城市规划可能是地方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影响因素。街、巷、道、路是地名的物质承载者，在城市化过程中，对旧城区的大面积虽然改造破坏了遗存的历史建筑，但社会总在向前发展，合适的城市化改造也是无可厚非，街巷的格局和外貌多少会影响其对历史地名的寄托，只是当地最后的历史记忆最终还是会记载在地名里。由此可见，要想做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定要要做好城市规划，因为城市规划的合理与否是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条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城乡规划中会加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地名命名的考虑，从城市发展建设的源头上，做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伴随着城市化的城市建设高速发展，大量的新地名不断涌现，有些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老地名逐渐淡出，成为历史的陈迹此篇文章对地名文化的研究和论述与秦东地区历史上频繁更迭的地名现象启示我们，重视并开展地名文化保护，现在已经刻不容缓。研究秦东地名，挖掘秦东地名文化、继承和发地名文化，以吸引人们更加了解秦东，这对于弘扬中华特色文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甚至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振奋都有积极影响，而对于各地区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