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科举制度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封建王朝为了长治久安，无不把“开科取士”当作第一等大事，加以重视，甚至所谓蛮夷之国（如辽、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
清朝也是以蛮夷之姿入主中原，然后科举制度至此期间达到极致，但盛极而衰的结果就是科举制度也是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
科举制度具有很大的统合功能及其弹性。通观前后两千年科举考试中基础文本的持续与变迁，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清楚。
以原始「圣典」为基础文本，科举考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作为「造士」与「取士」的依据。汉代的「五经」、宋以下的「四书」都是当时的「士」共同承认的「圣典」。
这是科举在学术思想领域中所发挥的统合功能。但「圣典」的解释必然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得多元化，不可能统一于任何「一家之言」。
因此，科举制度在各个王朝的实际运作中往往生出一种自我调适的机能，使钦定的「正学」不致与考试以外学术与思想的动态完全陷于互相隔绝的状态。这是科举的弹性的一面。
社会流动促使科举制度愈发弹性。自宋以后，特别在明、清时期，科举有愈来愈向一般的所谓平民开放的趋势。
仕宦、世族、富商之家的子弟在科举竞争中常常占有很大的优势，这是不必说的。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至少明、清科举已非任何特权阶层所能垄断。
顾炎武论明末科举取士的情况，曾感慨地指出：「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
」可见当时举人中以「白徒」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家境也非富有，因此一中举后即汲汲于营生。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是指商人大量上升为「士」，以至使社会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更。
这是出现在
十
五、十六世纪的一股新动力，科举制度首当其冲。唐代法律根本不许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但至北宋，由于商业经济更为活跃，商人与科举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了。明庆历四年（1044）重订的「贡举条例」中有：「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
」这一规定明白禁止正在经营的商人参加考试，但商人的子弟已不在禁止之内。但商人作为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整体得到提升要到明中叶以后。
商人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参与政治，而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方便其经商过程中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所以商人子弟走正规科举这条路的，在明、清时期蔚然成风。
社会流动的结果使中国十六世纪以后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动，士、商之间的界线已混淆，而且整个中央集权系统也不得不有所调整，以照顾到商人阶层的利益。商人子弟无论是通过「捐纳」以取得「监生」的身份或由正途出身以进入官僚系统，都对商业活动带着天然的同情和理解。
科举制度是帝国系统中最为敏感的一架调节机器，从以上关于商人社会流动的一个侧面中已完全显露出来了。
科举制度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