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在历史，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社会时期。在由奴隶制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制社会，再由封建制社会发展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死刑制度一直被传承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死刑制度的存废逐渐成为刑法学家们争议的焦点，而死刑逐步废除说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在这一学说中，强调了死刑制度现今存在的必要性与死刑罪名逐渐减少的必然性，为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可行的阶段性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通过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治需求和民众的普世价值两个方面，简析我国死刑制度长期存在的历史缘由。
关键词 死刑制度 历史缘由 逐步减少
作者简介：徐梦玉，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一、引言
今日，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的重审，再度引起了公众对死刑制度的关注，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呼格吉勒图冤案”中年仅十八岁的少年呼格吉勒图，由于办案人员的立功心切，在没有充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便被判处死刑。现今案件虽然重申，呼格吉勒图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张无罪判决，但年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此冤案虽然是由于办案人员的急功近利所直接造成的，但通过这一案件也使人们真切的认识到了死刑处罚的严重后果，开始思考死刑这种对人生命权进行剥夺的严酷刑罚，在不断的争议、抨击下仍然没有被废止的原因。在本文中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国死刑制度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
二、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治需求
从我国悠久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政治和法律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要对一项法律制度的存在进行分析，就需要对当时的政治需求进行一定的探讨。
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是由奴隶制社会逐步发展到封建制社会，再由封建制社会发展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奴隶制社会形态下，夏有“皋陶之刑”，相传为皋陶制定的罪名“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即犯了昏、墨、贼这三种罪名时，都要依法处以死刑。商代沿用夏代的死刑制度，死刑的适用具有显著的“临事制刑”的特征。到了西周奴隶制进入鼎盛时期，仍沿用夏商两代形成的五刑制度。在奴隶制社会形态下，我国的刑法都是不成文的，即使是死刑这种剥夺人生命的严厉刑罚，也是根据裁判者的主观判断，来加以具体适用的。可以说在奴隶制社会中，实行的是彻底的愚民政策，即“使民不知而更摄于刑”、“民可使有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说，在奴隶制社会中，其法律的适用是专制的工具，即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特权的。
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代的奴隶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我国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持续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经历了多个朝代的起伏更迭。但统治者的变更，并没有影响我国封建制刑法的历史传承，当政的统治者大都会选择沿用上一朝代的刑法。总体的来说，封建制刑罚经历了一个由重转轻，转而又进一步加重的历史进程，这些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封建制刑罚一直贯彻着“世轻世重”和“重典治世”的思想。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封建制统治下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死刑的适用手段虽然时有更改，或轻或重，但死刑这种刑罚手段一直被沿用。在笔者看来，死刑的长期适用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民众原因，但更多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或者说国家需要死刑制度的适用来保障其统治的稳定性、长久性。
三、 民众将“以牙还牙”视为普世价值
（一）人与生俱来的报复心理
所谓的报复心理，在现代的心理学研究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而抛开心理学上高深的理论分析，其实人的报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简单到孩童间的互相打闹，出于的其实都是人类的报复心理。
在死刑制度中，体现出的人们的报复心理，其实可以简括为“杀人者死”。而这种“杀人者死”的报复心理的存在其实是不分地域性的，英国法学家梅因曾说过：“如果没有了死刑，将会感到它对犯罪人没有获得充分的报复。” 而对于这种报复心理，在我国古代甚至得到了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可。在《礼记》中写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意思是说，杀父之仇是无条件主动要报的，是不共戴天；兄弟之仇要随时准备报，要随身携带武器；朋友之仇不能待在同一国家。在我国的礼中明确提出了人的报复心理是正常的，人的报复行为是可以容忍的。这种观点的提出，在我国古代长期“礼刑并用”的情况下，引导着民众复仇正义观的形成。而我国历史上，曾经几度将复仇通过立法合法化的行为，如为了解决舆论和法律的矛盾，东汉曾一度发布“轻侮法”，允许向侮辱自己长辈的恶徒复仇，但由于不久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就废除这个法令。 这些法令的短期出现，在我国古代长期的官本位得情况下，可谓直接导致了民众普遍复仇正义观的形成。
（二）民众的正义观与法律的融合
在大多数民众形成了“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时，这种心理就成为了普通民众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在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如果想维护自身统治的长久，就必须制定法律来实现民众的普世价值。但统治阶级通过长期的统治经验发现，如果通过法律肯定普通民众自发进行复仇的合法性，允许民众自主的实现社会中形成的普世价值，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将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法家思想的出现也为统治阶级的政策法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在强调国家刑罚的法家看来，私人之间的复仇是严重影响统治秩序的大罪，一定要予以严厉的惩罚。因此，统治阶级最终决定将惩罚权收归国家，通过国家惩罚的方式来实现民众要求的“以牙还牙”，而民众之间的自行复仇也将被国家严惩。在笔者看来，统治阶级的这一举措，并非是对复仇的禁止，而是对复仇进行规范化，实行统一执行的标准，并通过统治阶级统一进行。
而这一结论，通过统治阶级对民众复仇的宽容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后汉书・烈女传》里，记载了赵娥为父报仇的故事。其中主审赵娥案的县令尹嘉听了案情的经过，感动到要辞职帮助赵娥逃跑，赵娥不逃，接任的县尉也不愿审理此案，就将案件上报了郡守。接下来此案又被上奏朝廷，以请求宽免赵娥的死罪。不久皇帝发布大赦，免了赵娥的罪。后来，当地官府还为她树碑立传，表彰为孝女。 从此案中我们不难看出，民众为父报仇的复仇行为，即使为法律所禁止，或者说即使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但在统治阶级看来这种复仇行为本质上是没有错的，甚至是值得赞许的。只不过这种复仇要通过统治者来实施才是合法的，民众自己进行的复仇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而对于民众偶尔实施的一次自发复仇的行为，统治着本着宽容对待民众之心，是可以原谅复仇之人的。
四、 以古议今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得出，我国目前全面废除死刑的现实性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可能会发生变革，但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大的转变的。民众“以牙还牙”的正义观的根深蒂固，这已经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既然任何立法都不能脱离其传统文化，那么我国的立法工作也应当考虑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这种长期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者的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存在着诸如“呼格吉勒图冤案”这样的案件，在案件中由于死刑的执行导致了对公民生命权不当剥夺的严重后果，死刑制度仍然被保留的原因之一。
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正是由于“呼格吉勒图冤案”这样的案件的发生，开始让公众认识到了死刑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以此来警示我们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必要性。而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运动一直在有序的开展着。
早在七九刑法的制定时期，以高铭暄、马克昌等为代表的一批刑法专家已开始呼吁逐步减少死刑，这可以说是我国减少死刑适用运动的开始。2011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我国的死刑罪名从68个减至55个，实现了将我国“保留死刑、严格适用”的刑事政策，真正落实到了立法改革之中，突显出了我国法律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其可视为我国减少死刑适用运动的最新成就。本月初，在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中，拟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罪、强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做出调整，取消死刑。从这一草案也不难看出立法者对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决心，相信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的出台，将会使我国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运动进一步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