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家天下的历史背景下，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成为保证统治者江山永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历代统治者都将官员的选拔任用放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突出位置，并力图在人治环境下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官员选拔任用工作的有效开展。在我国选官制度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伦理思想对其价值目标和内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至今仍然散发出耀眼的道德伦理光芒。
一、伦理环境下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制度演变
首先、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度。西周是奴隶社会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建立了在当时相对完备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世卿世禄制。这种制度以宗法制为基础，官员的选拔任用采取的是官职继承制，父死子继、代代相袭。这一建立在以婚姻和血缘作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上的选官制度，完全将平民和奴隶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完全没有现代制度伦理所要求的公平与正义可言。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军功俸禄制。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这给普通人通过战争建立军功进入仕途提供了机会。而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需要大批的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国家，巩固政权，而原有的贵族阶层由于腐化堕落难以满足要求，于是地主阶级纷纷任用非贵族贤能担任国家各级官员，各国在这一历史趋势影响下相继建立起了以：军功俸禄制为主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再次、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两汉时期实行的察举制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选官制度的开始，具有极大的代表性。这一制度又被称为举荐，就是考察以后予以推荐任用的意思。由地方长官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內按照既定的科目和标准考察选拔人才，并向中央政府推举，朝廷再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科目，并指定官员担任举主，即主考官，对被举荐人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授予其相应的官职
第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魏晋时期官员选拔呈现出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并行的局面，但是九品中正制占了主导地位。该制度到隋文帝创立科举后才被废止，前后推行了四百余年。
最后、隋至清时期的科举制。所谓科举，指的是由国家定期设立考试科目，并统一招考，通过考核且成绩优秀者将被任用为官吏，授以官职。这一制度相较于之前的选官制度更加公平与客观，为广大庶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是我国古代最为成功的选官制度。
（二）伦理环境
任何制度的创立，都不可能脱离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伦理大环境，必然会受到这一伦理道德环境的影响。世卿世禄制推行的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纽带。在宗法制度下，亲亲尊尊是当时社会的根本伦理道德准则，亲亲反映了宗法制下家庭内部严格的等级差别，而尊尊则是国家层面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大礼，它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伦理。世卿世禄制中的贵族垄断仕途、父死子继、嫡长子继承等内容就是这种社会伦理的表现。此外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古代选官制度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伦理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诸子百家都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各自的思想理论，儒家即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学说派别之一，虽然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为秦汉以后，尤其是汉武帝以后治国思想的选择提供了思想基础。成为汉以后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它提倡的德治、仁孝、清廉等思想融入到后世选官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内容中。最后，封建三纲五常的思想禁锢也是古代选官制度的伦理背景之一，三纲五常由于为封建统治进行辩护，所以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封建社会时期最高的道德原则，是整个封建时期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的伦理准则，官员选拔制度作为一种官方制度自然要遵循这一伦理准则。而维护三纲五常更是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制更是将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我国古代选官制度演变的伦理特点
（一）血缘继承与权力继承密切联系
宗法制的基本特点是以血缘为纽带，以父权和家族为中心，进而建构家天下的社会体系。在宗法制下，君权与父权的绝对权威成为了这一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公平、正义等人们所推崇的价值理念在宗法制强大的压力下也只能退居其次，人才的选拔在这一制度下是以出生来决定的，官员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生出来的。虽然后来的选官制度都不同程度地淡化和避免权力继承中的世袭，但是纵观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无论选官制度如何改进，血缘和权力实质上从未分家，皇权的世袭就意味着权力与血缘的继承是一体的。而以皇帝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组成的贵族集团，始终在整个古代社会中不断上演着血缘继承与权力继承合二为一的历史闹剧。这一闹剧从宗法制产生一直到封建制度终止前，从未停止过。选官制度的改进只能最大限度地为贵族集团以外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
（二）德是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
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处理为政者与民的关系，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于是儒家将善作为道德基础，其政治伦理的思想价值取向，必然走向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统治者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施行德政，就能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道德在一个政权建设和延续中的重要作用。孔子的这种德治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以后，至唐朝，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国方略最终得以确定，并为后世所推崇。这种治国思想方略运用于官员选拔制度设计上，就使得德成为选官制度所追求的一项重要价值目标，汉代的察举制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三）人治社会下，公平正义、唯才是举的选官制度的价值目标难以真正实现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每一次演变无论其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其追求的价值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人才选拔上的公平与正义、以及唯才是举。但是我们发现这些看似美好的价值目标由于处在一个人治社会大环境下，最终只能是水中花、雾中月，可望而不可即。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儒家的政治思想在人治与法治的选择上明显提倡人治。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通过品德高尚的君主实行德政来达到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多么公平的制度，一旦其价值追求与统治者的意志发生冲突，就难逃妥协的命运。因此，唯才是举、公平正义等古代选官制度的价值目标只能成为人治社会的点缀，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
三、古代选官制度对当前公务员选拔制度的启示
（一）汉代举孝廉对当前公务员选拔制度有借鉴意义
廉洁奉公历来是百姓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为政者能否得到人民拥护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要实现为政者的廉洁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为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二是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其道德修养对自身能否廉洁从政、对整个公民社会的道德水平都有很大的影响。推行廉政建设就是要从两个途径作手，提高公务员的道德水平。汉代察举制中的廉既是一种通过外部考察标准来促使官员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举措，同时也是官员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满足选官制度价值目标的自觉行动。它对促进官员队伍道德水平的提高作用非常明显，当前，我国的公务员选拔和官员任用制度虽然在选拔人才方面有许多的优势，但是在考察被选拔人的道德素质方面还有明显不足，更多只是停留在书面考核，对被考察人在工作地的声望、人们的评价、民主评议的结果等考虑得不够，主要是组织考核为依据，而组织考核又更多体现为领导的个人意志，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许多道德素质不高、甚至道德严重败坏的干部被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危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尤其是干部的提拔使用应该充分借鉴察举制下对官员道德进行考察的做法。
（二）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追求应该成为公务员选拔制度的价值目标
古代选官制度一直将公平与正义作为其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力图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善的制度，但是在人治社会下这一价值目标终究没有得到实现。公务员选拔制度要成为一种善的制度，就必须要将古代选官制度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作为制度的价值目标。从制度设计到运行都要严格遵循这一目标。具体来说，可在三个方面作努力，首先，在制度的设计方面。制度内容的设计一定要注重公平公正、给予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的竞争机会，真正做到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其次，在制度的运行方面。要制定相应的监督保障机制，确保公务员选拔制度公正性、公平性得到落实；最后，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公务员选拔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奠定社会基础。
四、结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是人治社会环境下，制度建设与社会伦理思想博弈的演绎过程。选官制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以及唯才是举等价值目标在集权政治体制和人治思想主导的社会正统思想的双重压制下，终究难以实现。这不是制度设计的不足而是制度所依存的社会伦理土壤的限制所致。虽然古代选官制度在最后走向终结之时仍然没有真正实现其终极价值目标，但是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对提高古代官员素质，提高古代封建国家机构的运作效率，以及改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其在人才选拔上倡导的公平、正义、以及唯才是举等价值目标仍然对当今的公务员选拔和干部制度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