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精心策划宣武门之变，杀死长兄太子李建成、三弟齐王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让位，自己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改元贞观。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这个时期，唐朝统一全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封建政治制度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封建史官们对贞观之治备加赞扬，称赞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米斗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些描述虽然有夸大溢美之处，但贞观时期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治世和盛世，也是不为过分的。
出现贞观之治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在宏观上固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唐太宗李世民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唐太宗亲眼目睹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经历了隋末农民反抗起义，并亲自参与领导了推翻隋王朝的斗争。从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的财物供皇帝过奢侈的生活，尤如割自己身上的肉填饱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国君富了，国家却灭亡了。所以人君的祸患，不是来自外部，往往是自己造成的。皇帝和官吏欲望炽盛、耗费就大，消费大赋税就重，随之百姓就痛苦，国家就危险，君主就会垮台。他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由于这样，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继高祖李渊之后继续实行均田制，保证多数农民有地种；贞观元年到三年（627629年），关东、关中连续发生水旱霜蝗灾害，关中受灾最重，农民缺吃少穿，有的卖儿卖女。唐太宗命令灾区开仓救济，允许灾民到非灾区就食，非灾区的人民，也竭力帮助灾民度过灾荒。并且还从御府中拿出金帛，赎回因灾荒卖掉的子女，使其归还与父母、亲人团聚。此外，唐太宗还合并了很多州县，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2000人精简到600多人，整顿了吏治。紧缩国家开支，从而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上述这些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在广大农民的努力下，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都返回乡里，安居乐业。以后又连年丰收，社会经济出现前所末有的繁荣景象。
其次，唐太宗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对地方长官，更是特别重视。他把各州都督（地方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和刺史（地方掌管行政的最高长官）的姓名都写在宫里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成绩和过失，以备提拔或贬降。他很注意县令的选择，要五品以上的官员保举能胜任县令的人，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用。唐太宗特别注意地主士族集团内部关系和权力的调整。关陇地主士族在隋唐统一过程中，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山东士族地主是汉魏以来的传统势力，社会地位最高。他在兼用关陇、山东和江南士族的同时，对山东士族采取既联合又压抑的政策，从而提高皇族、勋贵、官僚的社会地位，加强了皇帝的权力。与此同时，李世民任用官员不私亲旧，基本上做到了按功封赏与唯才是用。房玄龄在推翻隋王朝的斗争中，与唐太宗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功劳卓著。按功劳，太宗封他为辅佐大臣，而淮安王李神通（唐太宗的叔父）很不服气，生气地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房玄龄等人只会舞文弄墨，官职却在我之上，我心中不服。太宗说：叔父跃然最先响应义旗，那也是自己为了避免灾祸，窦建德占据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重新聚集残部，叔父望风逃跑，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了大唐江山。论功行赏当然应在叔父之前。你是皇族至亲，我内心非常爱戴，但不能因为私情任意给予与功臣相同的赏赐。李神通听后哑口无言，众将领听了五体投地，都说：陛下非常公道，大家都心悦诚服，我们怎能不安分守己呢？唐太宗用人不仅不任人唯亲，而且不计前嫌、不分贵贱。只要忠于皇帝，确有才干就要委以重任。少年时做过道士的魏征，曾在太子李建成门下，其人深谋远虑，才华出众。太宗用他官至秘书监，参与朝政；出身录事，曾为王世充部下的戴胄（王世充曾为李世民的敌手），官至户部尚书，参与朝政；自布衣而为卿相的马周，官至中书令；出身农民的铁匠秦叔宝，原是小军官；还有很多官员出身于少数民族。唐太宗这些用人政策，在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致使整个社会出现了详和安定的政治局面。
第三，唐太宗善于纳谏，能广泛地听取群臣和下属的意见，听后并能注意判断是非，择善而从。这一点在封建帝王中是最突出的一个。他从小爱好弓箭，有十几张弓，自认为这些都要是天下最好的。结果让弓匠一看，说都不是好弓。他问其原因，弓匠说：木心不正，脉理自然都邪，弓硬发箭却不能直。从此他恍然大悟，对大臣萧禹说：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物这么复杂。我怎能都懂得？因而奠定了他虚心纳谏，倾听别人意见的思想基础。他经常召集大臣商议朝中大事。不少大臣直言进谏，毫无顾忌。魏征时常用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提醒太宗，围绕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为太宗筹谋划策。太宗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太宗皆听广纳，使下情得以上通。到唐朝统治巩固的时期，魏征仍然不断对太宗进谏，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甚至有时冒犯皇帝的尊严，引起太宗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据理力争。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发怒说：我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老儿经常在朝中羞辱了。皇后退下去，穿好朝服站在庭中。太宗惊奇地问其缘故。皇后说：我听说主上英明，臣下才耿直，现在魏征耿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我怎能不穿朝服恭贺陛下呢？我与你年轻时就结为夫妻，但每次进言都要先看脸色，不敢轻意冒犯尊严。而魏征作为下臣，竟能直言进谏，可见其忠心不二，你不能不听他的意见。太过听了转怒为喜，并下旨奖励了魏征。魏征病死，太宗痛哭。他说：以铜为镜，可以下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亡；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了一面镜子啊！直谏不易，纳谏更难。由于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才敢直谏。也正是如此，才能减少失误，使政权更加稳固。
唐太宗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我国历代封建帝王中，他具有比较远大的眼光，较多地注意和推行有利于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他能纳谏、用才，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团结，在保护封建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同时，注意了小农经济的特点，适当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不过分役使人力物力。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步繁荣，人民得到了较为安定和平的生活，出现了贞观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繁荣和文明昌盛的封建国家之一，这确实与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才能分不开的。否认了这一点，也就违背了历史唯物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