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解释学作为一门原生地探讨解释的理念、解释的方法的学科，其本身即以服务经典为目的而诞生，自然与“经典”的阐释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也是研究经典的一个重要维度。解释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反思、转向、不断完善，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两者交相呼应，促进着两者对自身理解的深化。本文旨在浅尝辄止地探讨解释学理论转向与文学经典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经典 解释学 转向 冲突
文学经典观念的变化，也如解释学一般，经历了从本体论经典观念到生成论经典观念的变化。
1.传统解释学与经典本体
欧洲中世纪，教权独大。教会一方面严控教育，思想文化资源主要控制在其手中，使得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普通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也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为巩固教权以及王权的统治，又必然需要向普通民众传教，个中矛盾造成了相当棘手的困局，传统解释学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夤缘时会，应运而生。
西方古代解释学的诞生，目的相当之明确而单一，就是为了传教而服务。普通民众无法理解宗教典籍的奥义，传教士通过其高超的语言阐释技艺，将宗教典籍的含义转述为易于民众理解的表达形式。因此，解释学诞生之初，学界在对其命名之时就已经对其进行定位，这是一种事关解释的技艺，而非一种纯粹的理论学说。并且，其姿态是服务于宗教经典的附属品，并且，作为一种附属品，解释学很长一段时间也未享有独立的地位，依傍其他学科如语言学，在其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前，学界谓之“哲学的婢女，神学的附庸”，而解释学则是附庸的附庸，很长一段时间从属于语言学。此期的解释学视域下的“经典”，绝大部分意义上是指称宗教性的、法令性的典籍，并且这些所谓“经典”，是具有圣神性的，是不可撼动的，是绝对凌驾于人的，也就是说，是至高无上的“神的经典”，并且由于此时段的历史背景如前文所说，教权与王权的高度集中，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同一化”的状态，解释者们本身也在为教权与王权服务，因此，对“经典”标准的设立与阐释，也是如出一辙。
这里既然提到“经典”的标准的问题，不难看出传统解释学对“经典”的阐释，是本体论的经典阐释，其对“经典”的定义，即“什么是什么”的判断，具体表现为“经典是什么”的判断，这是将构成“经典”的条件“内化于”具体被讨论的客体[3]，也就是说，对“经典”的阐释，多体现为对被讨论对象内在的、具有成为“经典”特质的美学意蕴的描述、罗列，继而说明具有如此内蕴的被讨论对象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
此种阐释观念，势必会罗列一系列的标准以框定“经典”的范畴，看似标准众多，然而细究起来，标准的描述又非常笼统，其实归咎起来，皆是合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与否的问题。以此维度对经典问题加以解释，势必只能存在于话语权呈现高度集权、民众思想单一的背景之下，因其自身的缺陷，必然会被世人诟病。
2.现代解释学与经典观念变化的萌动
现代解释学登上历史舞台的确是近代科学发展以及启蒙主义理性思潮蓬勃发展的影响。但是在上帝被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请下神坛之后，神坛本身并没有立时三刻土崩瓦解，只是坐在上面的绝对主宰变成了“理性”，此时解释的话语权，仍然是单一的。解释学虽然显而易见地从“圣经解释学”走向学科的独立，但是在理性光辉烛照伊始，其对经典问题的观照仅仅局限于作为语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这发一展阶段，对经典的认识，可以称为“唯理性是瞻”的。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使用现代解释学这一提法，准确地说，是以解释学走向哲学化为标志的。德国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由专门的解释学走向一般文本的解释学、使解释学走向哲学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理念核心观点，是试图通过解释活动来还原文本最初产生的历史背景，继而把握文本的原作者的真实心理，从而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的理解”的目的，因而，在他看来，“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入作者的意识”[5]。通览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著作，不难看出，其对解释学的探讨，是仅仅围绕解释的技巧的，是一种可以明晰文本意义的“Kunst”，是一种技艺、艺术，由此归结为，其对解释学的定位，仍然是一种方法论的定位，并且对作为一种的理论的解释学学说的完善非常有限。
恰如有学人提到的，“施莱尔马赫之后的狄尔泰，并未突破方法论解释学的局限，但却突破了解释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将解释学发展为一种哲学”[6]。狄尔泰将整个历史生活纳入到解释学的阐释范畴中，使得解释学发展至此阶段，成为跨越文本意义上的更为普遍以上的解释学。而在其《诠释学的起源》[7]中，狄尔泰提到的“这种对一直固定了的生命表现（Lebensaeusserungen）的合乎技术的理解，我们称之为阐释（Auslegung）或解释（Interpretation）”，从中亦可知其解释学理念，仍然是单一的方法论范畴中的。 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等人的理论创新，将解释学从宗教与法规律令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这从侧面也说明了科学理性精神对于思想开放的推动，人们对非宗教、法律领域的一般性的文本的重视。这为人们对非宗教、法律行动的文本成为“经典”的接受提供了可能性的先决条件。这一时期学界对经典的阐释，已经不再单一的是解释学，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对经典的研究已经呈现跨学科、多领域的态势。虽然这一时期解释学理论向着更为开放的方向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解释者对于“经典”的阐释，依然还是本体论的阐释维度，依然是认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其所是，是由其内在具有成为“经典”的内蕴、潜质，只是本时期理性光辉烛照万方，在“经典”的标准与内蕴的阐释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崇尚“自由”、“理性”的意愿，虽然仍然尚未脱去其本体论经典观的内核，然而经典阐释活动的心理学、精神学概念等主体性因素的引入，必然会使经典观念产生对其的反映。
3.主体解释学的经典建构
解释学理论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认识论到哲学的转向”[8]。主体解释学是解释学第二次转向中的重要理论进步。主体解释学的代表理论家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所谓主体解释学，即是将人的主体性因素引入到解释学中，进而对主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影响主体的历史性等等因素进行观照的解释学理论。
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深刻体现了他不同于前代的解释学观点。他认为，“境缘性（Befindlichkeit）是‘此’（Da）之在活动于其中的生存论结构之一。领会同境缘性一样源始地构成此之在。境缘性向来有其领悟，即是境缘性抑制着领悟”[9]，而且理解并非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他将之称为“Hermeneutik der Faktizit？t”，即是实际存在的解释学，也就是说，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Selbstauslegung des Faktishen），也就是说，是处于在之中的此在的自我解释（Selbstauslegung des sich vorfindlichen menschlichen Daseins），这种理念，使得“理解的占有成为我们借以理解我们自身的真理的占有”。[10]这无疑明晰了哲学解释学对人本身生存状态的重视。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伽达默尔在其解释学论著中，对“经典”的问题，有过特别的阐释，如下：
“经典体现历史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在时间将一切销毁的当中得到保存。在过去的事物中，只有并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才为历史认识提供可能，而这正是传统的一般性质。正如黑格尔所说，经典是“自身有意义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释”。但那归根到底就意味着，经典能够自我保存正是由于它自身有意义并能自我解释;也就是说，它所说的话并不是关于已经过去的事物的陈述，即并不是仍需解释的文献式证明，相反，它似乎是特别针对着现在来说话。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的距离，因为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它已经自己克服了这种距离。因此经典无疑是“没有时间性”的，然而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13]。
伽达默尔提到的经典能够进行自我解释的特质，实则是以有别于本体论经典观念的方法论的经典观念为前提的。伽达默尔所谓经典，是“能够自我保存的”，是由于其自身是“有意义并能够自我解释”的。凡涉及“解释”，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则定非有“唯理念”化倾向的本质主义经典理论。本体解释学因重视“效果的历史”与个体性因素对解释的影响，这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与之相映的，学界在对经典的讨论中，逐渐有学人提出“经典”的构成问题，以及何种因素会影响经典的构成。
结语：多元阐释中的经典解构与重构
全球化的热浪席卷全球，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并且交往阶层边界下移世界范围思想高度开放。全球化、信息化效应的影响和大众消费文化已然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为背景，解释学理论发生第三次转向，完成了向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解释学的转向，并且呈现出重视“实践智慧”与高度开放、高度多元化的可贵品质。
全球化带来跨文化交际的纵深推进，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话中，势必会产生碰撞，而碰撞、冲突之后，我们势必会反思，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在了解了外来文化的同时，更是在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的“震撼”之后不断地在反观自己，以一种“陌生化”的观照维度去审视、解构本国的文化语境，继而对本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进而加深对自我的认识与理解。这为经典的重构做了十足的铺垫。这正是法国解释学理论家保罗・利科所谓的“解释的冲突，是生产性的冲突”。解释学理论自身的多元发展，势必对“经典”问题的观照视角、阐释维度产生多元的影响，“经典”在解释的冲突中被解构，又因为解释的冲突是“生产性的冲突”，在解构之后又以新的方式重新构建，使得“经典”问题常辩常新，人们对“经典”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中，更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至少是加深了对自我的精神关怀的需求的认识。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阿多诺也认为“同一性哲学，即是死亡哲学”，两者之间横亘了千年之隔，并且由差异甚大的中西两个文化语境孕育却能达到思想内核的高度契合，这绝非用“偶然”来解释就可以搪塞。利科提出的“解释的冲突，是生产性的冲突”，则为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提供了实践可能性的依据。在明晰解释理念的冲突是能产性的冲突之后，对探讨“经典”的解构、重构机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通过对解释学理论发展的梳理，并且讨论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对“经典”问题的不同的阐释，可印证“经典”问题，是一个高度开放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而解释学作为一种同样高度开放性的、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并且与“经典”问题极有渊源的理论，在阐释发展中的“经典”的相关问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解、阐释维度。
参考文献：
[3]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2）：44.
[6]王金福，陈海飞.解释学的越界与哲学的退缩和唯心主义化――解释学哲学化与哲学解释学化之历史意义评价[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11][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M].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4][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