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的演化过程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图景，也透视着群体的观念变迁。文章探讨了在媒介演化路径中同性恋群体的媒介使用及其观念变迁，认为，媒介及其人性化的演化路线成为同性恋群体突围边缘身份、寻找积极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同时，对同性恋群体观念变迁的特征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同性恋;“病”与“罪”;媒介赋权;性向共识
一、问题的提出
二、媒介演化中的同性恋及其观念
媒介大致经历了纸质媒介时代、广播电视电影时代、网络时代（“微”时代）的演化路线。伴随着媒介的演化，同性恋群体的观念也发生着相应的变迁，本文遵循此类演化历程探讨各个时期同性恋及其观念的变迁。
1.“罪”与“病”共存――纸质媒介时代的同性恋及其观念
纸质媒介时代拟从改革开放为节点。改革开放之前，受限于道德、法律，同性恋话语在媒介叙事当中，只能被看作是“旁门左道”。在报纸或杂志等中呈现的同性恋，被扣上“变态”、“败坏道德”等的帽子。受限于时代环境及公众的接受心理，大多数同性恋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他们会因社会压力使得他们隐藏自身的性取向，一直在“柜中”。
此外，同性恋群体本身也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并以媒介作为参照。呈现在报纸、杂志上的同性恋形象常常被污名化，所涉及的议题也大都与流氓罪、鸡奸罪等相关。因此，当同性恋群体谈及这一话题时，承载了群体本身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以及他们对自身经历的想象。同性恋群体对所遭受的判刑、通报单位与家人做法的焦虑占据了他们的记忆，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价值判断不再以阶级、政治为标准。纸媒时代的叙事方式与同性恋群体预设性心理相结合，致使在他们的观念中，认为自身是“罪”与“病”共存的。
“罪”与“病”观念对同性恋的绑架必然带来其自身话语的模糊和隐晦。在医学领域，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将自身的研究范式从病理学转向文化研究范式，中国社会却采用西方的过时模式，仍旧将同性恋视为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这一处理方式仍滞留在西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早期性学水平上[4]。同性恋群体从一开始就缺乏社会资源和认可度，尽管同性恋本身对追求真爱充满期待，但所处的时代迫使其不得不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
2.走出“衣柜”――广播电视时代的同性恋及其观念
广播电视时代同性恋群体的观念变革与医学界、政府、法律界等的关注与研究有着一定关联。当然，也与媒介的涵化效果存在联系，尤其是同性恋题材的电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带动了相关娱乐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公共领域的形成，广播、电影等是同性恋群体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时也是观照自身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
电视、电影荧屏中同性恋的元素越来越多，塑造其观念的积极性崛起也成为各个题材电影电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如在《霸王别姬》中，陈蝶衣对性别的概念愈加模糊，他戏中、戏外分辨不清，一度在同性恋的边缘徘徊，甚至处于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在《东宫西宫》中，公园中幽会的同性恋群体，恰恰从侧面证实了同性恋在较为开放的公共空间中活动的事实。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删除了过去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同性恋非刑事化，这也打消了同性恋群体对于“罪”的顾虑[5]。社会的包容和开放、各个学科的研究也辅助公众对同性恋有了更加科学的认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同性恋作为“病”的隐忧。此外，同性话语的叙事逻辑与消费社会相结合，其所代表的时尚、高品味能够吸引媒介对其身份再造，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在媒介中得以呈现，也改变了同性恋群体的地位。
3.“专属空间”的确立――网络时代的同性恋及其观念
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到来，印证了尼葛洛庞帝所认为的“权力的分散”，这种由技术进步导致的权力分散与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同性恋期盼主流社会及其价值观能够给予他们正常的生存空间相结合，逐步变革着同性恋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互联网延伸了同性恋群体联系的渠道，使得个体之间能够自主地选择信息、交换信息。微博、微信的兴起使他们重新书写了与主流人群之间的关系，弱化了对其的依附关系，从而把权力撒播到更为广泛的同性成员之间，确立了本群体如讨论社区、贴吧、QQ群、微博群、微信群等“专属空间”的成型与发展。如有学者就认为：“同志运动将因与网路的结合而如虎添翼，藉由网路凸显同志主体性，而且网路匿名意义与运动诉求的正当性呈现负向关系，即越缺乏社会正当性的团体与运动诉求，越需要网路匿名性质来阻挡外界的炮火”[6]。同性恋通过“专属空间”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性取向，借以表达自身的诉求。在这个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的“专属空间”内，同性恋群体有时又呈现出了一种自以为是且盲目的认知，即以性取向为明确边界甚至是唯一边界来区分与主流人群的社会距离。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专属空间”的建立是一种无奈之举，如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来自主流意识形态或舆论的夹击。从虚拟到现实，是对同性恋群体的考验，因为建立在虚拟世界中的要求公正、平等的思想不足以改变其现有的地位和待遇。 4.媒介演化中同性恋话语的特征阐释
塔姆辛・斯巴格在《福柯与酷儿理论》当中认为：“如果正常现象构成人类的前影，那么反常现象正是人类的背影”[7]。同性恋现象便恰恰是“人类的背影”，不可避免地在媒介主流叙事亦或是话语呈现中都频频缺席。但其在媒介演化的进程中呈现出的特征却值得深思。
三、媒介赋权与主体意识觉醒
技术的革新改变着媒介的形态，技术介入媒介之后，使其拥有了更为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尤其是手机、互联网出现之后，我国的媒介文化场域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元的时代。新媒体赋予了普罗大众参与并发声的权力，使得草根阶层（包括边缘群体）逐步成为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力军，也进一步促进了同性恋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作为一种弱势群体所要求体现的诉求，同性恋群体利用媒介行为本身构成了指向明确的要求平权的理念。媒介演化过程中体现出的民主、平等与其要求平权的理念改变着同性恋的交往方式、传播方式与生活方式。“专属空间”促成了同性恋群体之间互动，增强了组织动员的能力。在线上，没有过多的掩饰、讥讽和嘲笑，同性恋群体可以自由地展示自我。在线下，同性恋群体也可以通过动员来组织如酷儿影展、读书会、性别讲座等活动。媒介的演化进程在公众中产生了文化影响和强化自我意识的冲击，尤其是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其影响更是巨大，因其给同性恋群体在现有的异性恋主导的社会框架下带来更为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基于媒介的演化，现实社会中被捆绑、被遮蔽的主体意识在媒介的演化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原有的规制同性恋生存与发展的行为准则及管理效力不再似从前般有效，积极现实交往在媒介的逐步演化中得到重建与强化。因此，同性恋群体本该享受的自由和平等顺势而为地促进其主体意识觉醒与发展。
四、单一话语指向与性向共识的确立
在现代的、“流动的”（鲍曼意义上的）大众社会中，中国同性恋者目前尚未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身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原子化”的状态存在。尽管这种状况目前正在逐渐改变[8]。在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背后，同性叙事的话语形态纷繁复杂，指向却单一。这种单一的话语指向囊括了同性恋群体中不同的表达立场、演说方式，并最终使得关于性取向的共识得以确立。媒介演化到互联网时代以后，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为自己发声的平台，逐步摆脱了一直以来作为“被看”的“他者”（the other）。同性恋群体利用媒介对其性别身份进行陈述与展示，这种单一的话语指向目的在于得到主流人群甚至是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并试图将这种身份认同规范化、稳固化。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理解的那般：“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他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9]”“自我”及其表达欲望得到确立。普适的公民身份要求各个阶层的人都被纳入道德及社会制度之中，享受无差别的礼遇方式，这种要求与媒介演化的人性化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以纸质媒介时代为例，关于同性恋性取向的共识常常借用量化的手段来呈现，但这些“共识”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为基础炮制出来的“共识”，且常常带有专制性及垄断性。而到了网络媒介时代，同性恋群体对于性向“共识”群体本身观念有了直观、明确的反映。如近几年来的“反歧视”、“婚姻合法化”等共识性的议题的表达过程，打破了之前媒介预设立场及单向度阐释的局面。
媒介的演化及其形态的发展带来了同性恋群体自身观念的改变，也使得同性恋群体从相对无意识状态转变为自觉性的群体。不难发现，媒介及其人性化的演进路线，正是同性恋群体从边缘人突围的单一式、封闭式的抵抗路线正在逐步转变为由主体意识强化及性向共识确立带来的正视自身，积极寻求多元文化认同的新型路线。亦是该群体通向民主道路上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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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盈.网路同志运动的可能与不可能[J].资讯社会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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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