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文学在异质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是文本内容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颇深。多元系统论主张系统内各子系统或元素间的关联、影响和位移；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与本域文学遵循同样的关系。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操纵论用以研究影响翻译文学动态变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外在政治、文化、社会因子。多元系统论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指导下，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扩大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能勘察影响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隐性元素，洞悉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融共生。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操纵论；翻译文学；形象变迁；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7-0145-04
影响文学作品形象定位的因素众多。文学作品的形象评介由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两部分因素共同决定。文学作品面世后，文本内容无法更改，而外部因素则处于发展变化中。文本的这一特性一定程度上促使文本外部因素对作品形象定位及变迁的影响更为显著。恒久不变的文本内容旅行至不同的时代、地域，面对不同的受众，在外部变动的多种元素作用下，可能受到不同的解读，导致其形象始终处于无限变迁之中。因此，综合研究文本内容和文本外部因子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钳制，共同成就文学作品的形象变化历程和形象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论述了文学多元系统中各子系统以及各元素间的张力及动态关系；翻译文学是文学大多元系统的子系统，其评价同样遵循文学多元系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主要阐释翻译文学背后的操控因素，分析影响和决定文学作品形象变迁和评介的社会文化语境。这两个理论恰切地对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动态变化和形象定位作了深刻的阐述和论证，对翻译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一、多元系统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
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佐哈尔在1979年提出多元系统理论时，主要针对文学和翻译研究领域；1990年，他再次强调多元系统论，延续了70年代的研究领域。1997年，多元系统理论则从文学研究延伸至文化研究领域，演变成一个普遍的文化研究理论。
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来源基础主要是俄国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和捷克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来自俄国的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梯尼亚诺夫（Yuly Tynjanov）是第一个把文学和系统（system）联系起来的人。①梯尼亚诺夫曾提出，“整个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系统都被划分为多元的结构性系统，内部的斗争和各部分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动态的共时系统”②。结构主义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启示主要来自结构主义学者罗特曼（Yury Lotman）的结构主义理论。罗特曼认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这些层次间有着不同的结构关系，他尤其强调了内部各系统的结构关系。文学是系统，文学史亦被视为系统，任何相应的文化和社会现象都可以作为系统来看待。③
埃文・佐哈在上述两个理论基础上，把文学的系统概念延展为多元系统。他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意识形态等）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样，这些符号才能被充分理解和研究。”④埃文・佐哈尔同时认为，多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之所以多元，是因为这个开放的结构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大系统。组成大系统的这些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整体有组织地运作。
关于经典和非经典，埃文・佐哈尔认为，“经典”即是指“那些被文化系统内的主流阶层所接受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文学产品，这些有影响力的模式或产品被社团所保持并成为历史传承的一部分”。同理，“非经典”即是指“被权力阶层排斥的文学创作模式、文学作品。这些模式或产品通常被社团遗忘，除非他们改变它们的位置”。
“经典”通常处于中心，参与创造一级模式；“非经典”通常处于边缘，参与创造二级模式。在论述多元系统中的中心/边缘地位以及一级/二级模式时，佐哈尔已经指出，所谓中心和边缘、一级和二级，都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经典”和“非经典”必然是非固定的，可以相互转换的。多元系统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不过是近年的事情。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扩展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研究尤其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多角度探究翻译文学动态变迁的深层原因，推动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
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
在多元系统论之外，另一个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理论指导意义的理论是操纵理论，它起源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20世纪70年代，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由传统模式向文化模式转变，翻译研究亦呈现多元化倾向。当时，西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post-modernism），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并且日渐盛行。在当时的文化研究领域，源于欧洲的翻译学研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不再拘囿于此前翻译研究的狭窄范围文本内部，而把目光移向目标文本的文化背景、翻译文本对目标语文学以及文化范式的影响等，由此扩大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 197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s）在《翻译学的名称和本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次提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的概念。⑤1976年，翻译学研究会议在比利时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标志着翻译研究学派的成立。来自低地和欧洲国家的学者聚集一堂，从语言学和文学方法入手研究翻译，以建立翻译学研究的新模式。这时，同样发端于70年代的两位以色列学者的重要理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 Translation norms）理论，对翻译学科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把目标文本放置在更宽泛的文学系统和社会文化语境中，把具体的译本分析和翻译规范操纵紧密结合起来，为彼时期的个案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1985年，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主编的《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收录了众多“操纵学派”的代表理论。这些理论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研究探讨了翻译是如何被操纵的，以及在把文化建构为社会机制工具中翻译所发挥的功能。西奥・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对原文某种程度上的操纵。”⑥
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迎来了发展上的突破，即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倡导的翻译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不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本内部，而是投向译者、操控者，以及接受者层面。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历史・文化：指导书》（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前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概念。随即，“文化转向”迅速引导了翻译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作为翻译学研究文化学派的两大领军人物，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把翻译从传统的文本本身研究扩大到了文本以外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空间。“目标文本的选择规范、选择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以及文本在目的语世界的接受”等，成了翻译研究文化模式的研究着眼点。
女性翻译理论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对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文化转向”理念给予高度的赞扬。她指出，8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领域最激动人心的进步莫过于“文化转向”，它为翻译研究扩展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视野。“怎样翻译？何为正确的翻译？”曾经是困扰译者的问题。文化转向后，我们着重用描述性的方法研究译本。文化转向使我们清晰看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沟通方式之间的有机联系，并把翻译视为一种“写作实践” ⑦。
在这次翻译学文化研究潮流中，成就最为突出者，莫过于1945年出生于比利时，后移民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有着比较文学研究背景的勒菲弗尔，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且取得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丰厚成果。
“改写”（rewriting）是由勒菲弗尔在《为何重写？》（Why Waste Our Time on Rewrites？ The Trouble with the Role of Rewriting in an Alternative Paradigm）中首次提出的概念。1992年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对自己之前提出的翻译操纵理论做了更为深入的介绍，从此使该理论在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中具备了指导性的意义和地位。
勒菲弗尔界定翻译的本质是对源文本的操纵和改写。操纵不仅发生在翻译过程中，而且存在于文学批评、编辑、文学史和文学选集编撰、电影和戏剧改编等多种文学形式中。翻译无疑是诸多操纵范式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因为翻译是把一种文化中的文本挪移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改写、操控行为。⑧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且无论改写的目的是什么，所有的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 操纵理论作为翻译学研究领域中文化学派著名的代表理论，不仅对翻译的本质及概念进行了再思考，而且对翻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在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中，他指出了操纵背后的各种制约因素，而最重要的三种操纵因素即是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以及赞助人（patronage）。
意识形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意识形态仅指政治意识形态，比较单一和纯粹。广义的意识形态，泛指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是某一国家或团体当中盛行的信念，可以表现为哲学、政治、宗教、道德、艺术、审美等多种形式，并且，从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讲，某一个体在一定时期内的一整套的或系统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信念同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在英语中，“诗学”对应的词语为“poetics”。追根溯源，“poetics”源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回答学生有关诗的问题的系列讲稿。在希腊语中，词根“poetikes”意指“制作的商品”。勒菲弗尔对“诗学”的理解为，某个特定社会中关于文学应该是什么、允许是什么的主流观念，即诗学观。勒菲弗尔认为，诗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为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符号；一为文学在社会体系中的主要功能。且一旦诗学观被建构为主流，就对文学系统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它的规范建立文学的新体系。诗学并非固定不变，它随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诗学有相对稳定的规范，正是这些规范影响着操纵行为，同时诗学地位的巩固又不断通过操纵来实现。文学翻译行为中，由于译者和目标语读者都处于文化系统中，故诗学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整个翻译过程，被操纵的对象就会发生变形。 勒菲弗尔把赞助人定义为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改写的权力系统。这个权力系统包括个人和团体机构两个层面：译者、评论家、书评人、教师、读者等在内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员属于个体层面的赞助人；另一个是包括宗教势力、阶级、政府部门、出版机构、大学、大众媒介等在内的团体层面的赞助人。赞助人包括了社会观念、经济因素、政治因子、文化因素、受众群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文化元素。赞助人可以通过专业学术委员会、审核机关、评论期刊、以及教育部门等建立一套规则来约束改写行为，可以称作是一种权力话语。因此，赞助人可以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操纵翻译过程以及翻译文本的社会接受和传播。
从以上论述可见，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文学受操控的理据，而且从不同层面提供了尤为具体的操纵因子，给翻译文学的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操作手段，多角度阐释了翻译文学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三、申论
翻译文学的接受和形象评介随着译入语语境的变化而时刻处于变动中。在此动态变迁过程中，多元系统中多种因素对原语文本的新语种翻译实施共同操纵。这种操纵可以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也可能来自政治或经济多元系统；可能是显性的，亦可能是隐性的。故而，翻译文学旅行至他国后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接受、评价及变迁必须放在大多元系统中，从操纵的视角，找到引起翻译文学变迁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类显性和潜在因素。惟其如此，才能深入考察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国家的旅行历程，明了其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以多元系统论作为基本理论框架，以操纵理论作为切入问题的视角，能够跳出对作品本身或文本翻译研究的藩篱。从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深挖影响翻译文学作品传播和接受的根本原因，查勘翻译文学形象一直处于变迁之中的综合因素，研究其被解构、建构的历程。这对提高人们的翻译文学欣赏水平，利用域外文学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创造服务，从而促进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发展和外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对中国文学走进世界文学的大多元系统，顺畅地被世界接受和认可，并最终实现文学的共融和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注释
①Hermans， 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②Ed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Vers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③ 廖七一：《 多元系统》，《 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④ Itamar， Even-Zohar：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990， （11）.⑤Holmes， Ja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Translation Studies Sectio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1972.⑥Hermans， Theo.：Introduction：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In Hermans， Theo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CroomHelm. 1985，10―16.⑦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⑧Lefevere， André：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