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一、文本解构：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三、文化镜像：中国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的关照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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