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雅各布之屋》是伍尔夫尝试意识流创作的开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却渗透着伍尔夫对女性的思考：在当时父权制统治下，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只能压抑自身的欲望，成为欲望的客体，即使偶有个别女性成为欲望主体，最终也无一例外地一步步走向失望、绝望直至毁灭的不可改变的境地。伍尔夫认为，女性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精神空间，才能冲破父权制的藩篱，不做“房间里的天使”，改变自己的命运。
关键词： 雅各的房间 女性形象 女性观
一、伍尔夫女性观及形成原因
弗吉尼亚・伍尔夫成长的时代，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虽然早已深入人心，但当时的女性仍处在被统治的地位。无论是贵族、中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女性都没有受教育权、就业权和财产继承权等，她们只能被限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没有人身自由。
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是典型的父权制的代表。莱斯利只允许儿子们去正规学校读书，女儿们却没有这样的权利。热爱读书的伍尔夫，对此深感不满，这正成为她坚定不移地走上关怀女性命运的道路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生日。他将是96岁了，是的，今天。可能是96岁了，像其他人们所认识的人那样。但事实不是这样，真是一种慈悲。如果那样的话，他的生活将完全葬送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呢？没有写作，没有出版的著作――不可想象。[1]
伍尔夫在日记中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伍尔夫的反抗，不只是对莱斯利个人的反抗，而是对整个父权制压迫和束缚女性的反抗。
二、《雅各布之屋》女性的形象分析
从传统小说向意识流小说成功转型的作品《雅各布之屋》，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男主人公雅各布连接着作品中的五位女性：首先是他的母亲贝蒂・弗兰德斯，接着是在剑桥教授家里遇到的他的太太和女儿――克拉拉・杜兰特，之后是弗洛林达，然后是人体模特范妮・埃尔默，最后是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透过这几位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作为欲望客体的贝蒂、克拉拉、范妮还是作为欲望主体的弗洛琳达，她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终将走向毁灭。
雅各的母亲贝蒂・弗兰德斯，在雅各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丈夫，她一直照顾着三个孩子，除了教授孩子们拉丁文的弗洛伊德先生与巴富特上尉之外，她很少与周围的人来往。弗洛伊德先生对贝蒂有好感，就写了一封关于“爱”的信。当贝蒂收到信，她是激动的，但是很快眼前就浮现出丈夫的面容，她泪眼迷茫地摇了摇头。当夜深人静，整个世界只有她自己的时候，贝蒂不再将信揉成一团，而是把信又读了一遍，头脑中想象着弗洛伊德先生的容貌，她内心深处是多么期盼接受这份爱情。可是她是一位寡妇，是一个不能再有爱情更不会再有婚姻的人，她“意识到她不可能和任何人结婚”[3]。一个女人就这样终止了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全部生活除了三个儿子外，已经没有“自己”了。
克拉拉・杜兰特，是剑桥教授的女儿，她有着一张柔和的脸，人见人爱。在与雅阁接触之后，克拉拉喜欢上了雅各。在白天、在人群当中，她是位矜持庄重的小姐，可是在夜间、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却显现出热烈真挚的模样。“‘我喜欢雅各布・弗兰德斯，’克拉拉・杜兰特在日记中写道。‘他是这样没有世俗气。他不摆架子，你想和他谈什么都可以，尽管他让人害怕，因为……’一个最谦卑，最坦诚的女人！‘不要破坏――不要糟蹋――’什么？极端美妙的什么东西。”[4]她在心灵深处呼喊着雅各布，呼喊着爱情，可是她只能在日记中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在作品中，伍尔夫不由为之感叹，“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语言，而且还是一个在爱着，或者抑制着不去爱的年轻女子”[5]。她只能将美好的爱情停留在自己的梦里，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希望时间停留在“那个七月的早上一样永远继续下去”。
拥有着一双蓝绿色眼睛的弗洛林达，身世不知。雅各布是相信弗洛林达很贞洁的，认为天真无邪的念头很美妙。但是对于雅各布来说，在男性眼中，这样的女人不会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任何痕迹，不会对他们的感情造成任何波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弗洛林达与雅各布发生性关系，错只在弗洛林达。可以想到，作为一名无依无靠的女性，没有金钱与权力，她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可以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但可以随意调配自己身体的只是少数女性。在男性掌握道德话语权的时代，即使是有勇气冲破藩篱的女性，也注定无法逃出毁灭的悲剧。
范妮・埃尔默是一名模特，对于她的介绍作者显然用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文字。“在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的时候，她并不美;她的下唇太显眼了;鼻子太大;眼睛挨得太近。”“水开了，她急忙爬了起来，更像匹小马驹子或小狗而不像个充满爱意的女人。”[6]在与雅各布交流的过程中，范妮坠入了爱河。她知道雅各布喜欢《汤姆・琼斯》，即使自己觉得它无聊枯燥也要留着。当范妮知道雅各布真的要去希腊的时候，也知道雅各布一定会将她遗忘的时候，她说，“无论如何，我还可以跳泰晤士河”。在自身的感情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甚至是在没有开始已然结束的爱情面前，范妮是脆弱的，她没有一点可以改变的余地，她伤心绝望，然而这就是事实，唯一的结局。 桑德拉・温特沃斯・威廉姆斯，“穿一身白衣，她个子虽然不算高，但身子挺得少有的直……如果白衣适合于早晨，那么带紫色点子的沙黄色衣裙、一顶黑帽子、一部巴尔扎克的作品适合于晚上”[7]。桑德拉按照当时上流社会固有的要求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她向雅各布诉说着自己偶尔跑到厨房里去坐到男管家膝头的经历，她自己是多么渴望冲破上流社会的禁忌，但“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外面去”。这是一只困在牢笼的里金丝雀，虽然牢笼里一应俱全，但里面却没有金丝雀想要的自由。然而更可悲的是，没有人理解桑德拉，正如雅各布所说：“一个像她这样说话的人，人们是不会理解她的。”[8]
三、伍尔夫女性观的价值思考
从作品可以看出，守寡的贝蒂，因为自己是寡母所以拒绝了求婚者;年轻美貌的克拉拉默默等待着雅各布对她的告白，在等待中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范妮在向雅各布告别时就清楚知道他一定会将自己遗忘，所以在知道雅各布要离开时她内心无比绝望;弗洛林达虽然是自己欲望的支配者，但仍然不能得到自己期望的爱情;被囿于上流社会规范的桑德拉，虽然渴望走出狭窄的生活圈子，但这只是美丽一梦，终究无法实现。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反抗，是对整个父权制压迫和束缚女性的反抗。
伍尔夫呼吁女性要有自由的精神和勇气，要成为自由文明的个体，坦率和真诚地表达想法的个人。一方面，女性要突破父权制的束缚，最重要的是拒绝回到家庭、回到深闺，拒绝被迫的沉默，要敢于说出内心的想法，甚至要走向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要反抗的不只是来自家长制、来自男性的权威，实际上，她所要战胜的还包括她自身作为女性在那个时代所接受的一些做女人的观念”[9]。当时的女性，为了得到男性的赞扬和肯定，不惜屈从于自己的个性与意志，成为当时典型的“房间里的天使”。她们把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自己对其他女性的要求，只有打破自己的“幽灵”，才能走向女性的真正的解放。
此外，伍尔夫对女性的思考没有停留在女性个体的发展之上，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即从两性关系方面考虑人的发展。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理论，她在《一间自己的屋》中写道，“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10]。这里的“合作”和“男女的结合”指的就是在一个个体身上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思维特点，结合了二者的性别优势，所谓“双性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双性同体”并非是男人和女人生理上的结合，而是男女优势的互补，是在一个个体身上打破单一性别的局限，综合男女优势，创造并实现真正的自我。
“双性同体”理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两性的二元对立，以两性之间的优势互补达到两性之间和谐共赢的结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发展既不能单方面地定位于对象，也不能单方面地、抽象地定位于主体，而应体现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构成的关系的发展，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构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11]。伍尔夫的观点契合了这一科学理论。只有建立在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才能达到两性和谐发展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2]贾婷.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化影响.知网：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