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龙应台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碰撞和激荡中成长，正是因为她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她一直带着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女性的生存境遇，她号召女性冲破男性的藩篱，呼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可以说，龙应台的女性观带给现代女性一股强烈的震撼力。
关键词：龙应台 女性主义 生命体验
龙应台的文章几乎都同时在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广州、美国六个地方发表，她在台湾乃至整个华文文学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她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因为笔锋犀利的《野火集》，她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才华成为台湾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龙应台的成名作《野火集》出版二十多年后，在整个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依然不减，她对公共领域的每一次发言，都能引发一次次强烈的思想碰撞，龙应台俨然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说龙应台的作品，无论是酣畅漓淋的杂文、细腻温暖的散文还是探索女性生命体验的小说，总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贴在龙应台身上的身份标签有：作家、母亲、女儿、知识分子、文化官、女性主义者……每个身份都为她的人生增添了亮色，母亲的颜色是温暖的，作家的颜色是平和的，女儿的颜色是跃动的，文化官的颜色是夺目的，女性主义者的颜色是多彩的，而她一生最为看重、奔走付出最多的要属冷峻颜色的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她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以及对女性个体的关注和由此衍生出的种种呐喊与感悟。
循着岁月的足迹找寻龙应台的成长历程，她生于台湾，求学于美国，学成后又回到台湾，后又在香港大学任教。龙应台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碰撞和激荡中成长，正是因为她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她一直带着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女性的生存境遇，她强调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呼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号召女性冲破男性的藩篱。可以说，龙应台的女性观带给现代女性一股强烈的震撼力。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浅议龙应台的女性观：
一、对男性压迫和男权文化的对抗和批判
龙应台曾说：“毫无选择，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驯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女人，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这在她的多篇文章中均有体现，《在海德堡坠入情网》中，犀利的龙女士好像是想说，她也不是一直这么无畏而犀利的，她也看到体会到了人生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种种困顿：作为一个东方人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局势，作为一个台湾人面对两岸分隔的历史纠葛，作为一个女人面对女性的无奈以及生活中各个角落的男权的痕迹。在《我不是卫生纸》中，她直指这一问题的要害：“简单地说，潜识中，你并没有把我当‘人’看。对你而言，我是一张茅厕纸、一朵花、一个可以性交的肉体。所以在婚前，我是一张洁白干净的纸，一朵鲜艳欲滴的花，一个有可能征服的身体――你雇用我。一旦结了婚，在你眼中，我就成了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破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体。”在《美丽的权利》和《美丽兔宝宝》中，她清晰地指出了男性对女性施以性别控制的险恶嘴脸和别有用心。在《女教授的耳环》中，她大胆地为女性的尊严而斗争，显露出女性应有的个体魅力。她尖锐地指出了男权制“愚女政策”的险恶用心：“为了满足男性的‘自我’。把你的脚缠小了，我才能健步如飞。将你的腰饿瘦了，我才能伸出粗壮的臂膀来让你做掌中轻。你的脑子愈是一团糨糊，我的智慧愈是清澈如水。你的个性愈是优柔寡断，我的气概愈是显得刚硬果决。你必须是柔情似蜜的美女，我才能做昂头阔步、英气逼人的大丈夫。如果你的脚大、腰粗、才思敏捷、个性明快，那我还唱什么戏？”龙应台在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的激荡中成长，在她身上可以看到西方女性主义对她的影响，如要求重估女性价值，对抗男权社会，对女性自我意识进行启蒙等等，在她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从未停止过这些呼吁。她曾说过：“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的，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和思索。”
二、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呐喊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述：“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社会使她变为女人。”{1}龙应台同样认为是社会将女人变成男人的附属，在传统的价值观和教育的熏陶下，女性自我封闭，自我禁锢。龙应台用文字做着最初的启蒙工作，呼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我们可以看到她大胆张扬的话语：“我的腿漂亮，我愿意穿迷你裙，我的肩好看，我高兴着露肩装”，“我有诱惑你的权利，而你，有不受诱惑的权利，也有自制的义务。”她还曾说：“现行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毛病，核电厂该不该建，环保局的预算够不够，卫生署的措施等等，并不是‘男人’的问题;这些事切身地影响到胖妞和小毛的未来，就是母亲该关怀的问题，就是‘女人’切身的问题。任何有胆识的母亲都应该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从厨房和梳妆台边走出来，大声地说话，勇敢地行动。”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她在呼吁女性走出固有的家庭圈子，勇敢地跳出舒适圈，走入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行驶自己的权利，为自己描绘出新的色彩。在龙应台看来，女性应该先为“人”再为“女人”， 在《查某人的情书》一文中，龙应台就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女人除了在厨房和梳妆台边走动外，更要作为社会公民，为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做出应有的努力。这项工作也许艰难，也许会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围剿，但龙应台无惧任何困难，她说：“我知道，我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但是如果把我当作20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典型，这些文字或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时代对于女性隐性的不公，在21世纪依然存在，但是龙应台的摇旗呐喊却是时代吹出的一股清新的柔风。 三、对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和观照
除了批判男权文化意识和倡导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之外，龙应台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书写和观照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龙应台在她辞职后的公开信《第一里路》中坦言，“文化部”的“第一里路”只有一次，母亲的“最后一里路”也只有一次，同属人生中不可错失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这种女儿对于长者的脉脉温情，在龙应台的作品《目送》中俯拾皆是，在这本被誉为21世纪的《背影》的书里，龙应台用细腻温情的笔触，写了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了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了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随着生命行径到为人母的阶段，她的笔触开始由犀利变得温柔，在《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中，我们看到了龙应台作为母亲展现出的深沉母爱。她曾在书中坦称：“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的胸口，就能让我感到幸福。”她享受着这种男性所无法享受到的幸福，正是这种幸福，使她由年少时的犀利、咄咄逼人而逐渐变得深邃内敛。有学者就曾这样评论她：“她如此享受做母亲的角色，而且这个享受完全是原始人或动物性中的自恋情结，当了母亲之后，在她眼中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老先生都只是孩子而己。”她也很感激自己有享受“母亲”这一角色的权利，认为是育儿的经历让她得以认识生命的本质。有一次龙应台在接受访谈时说：“如果说我知识分子的气质是往天上张望的，那么育儿经验是我脚踩的泥土。没有这片泥土，我可能只是个浮夸空泛又自大的知识分子吧。”十三年专职育儿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孩子的纯真与智慧，也让她深知母亲责任的重大。在《孩子，你慢慢来》中，孩子成长的琐事被娓娓道来，她惊叹于孩子对自然世界、人类自身的初识，惊叹于孩子对快乐的简单理解，惊叹于孩子对宇宙无穷的追问。孩子的每一句话语、每一次动作都让她感悟。在这一篇篇朴素得如同生活纪实的文字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性十足、温柔得不能再温柔的母亲形象。她将类似流水账的日记变成自己作为母亲私我体验的呈现。她用亲身经历现身说话，告诉她的读者：真正的女性气质就在于此，真正的女性价值、女性魅力就在这母亲的角色之中，就在这母性的流露之中。
龙应台曾说：“我是一个有权利的人，手中的笔就是权利。”她用她暴风骤雨般的文字直指社会现实，批判种种陋习，作为知识分子的她是犀利的、理性的。但是作为女性，她的笔触转而变得温柔和感性，用婉转细腻的笔触传达出了她的女性观，全面深刻地展示了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丰富性，也为她的写作生涯留下了多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