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美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一个难题。女性主义在美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的反对选美的运动属于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批判女性的异化与时尚美女情结。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就是从反对选美开始的。无独有偶，80年代，中国妇女联合会所做出的唯一一次最有个性的宣言也是反对选美。在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中，选美被视为女性屈从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对容貌美和身体美的追求被视为女性主体的客体化，其中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觉得它贬低女性，将女性变成没有灵魂的性对象。女性主义运动反对选美，就是要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女性主义深恶痛绝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虽然我国解决温饱问题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从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主义对美的看法加深了一步，美丽神话（beauty myth）问题与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并列，不同的身体、肤色、个头和体重都被认可，美也被从正面接受，是容貌问题上的民主化改革时期。
第三阶段开展了关于美貌问题的论争（beauty debate）：女性主义应当赞成美还是反对美？赞成麦当娜还是反对麦当娜？赞成美容手术还是反对美容手术？美的民主化系统被提出，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自己在美貌问题上的选择。
在当代学术界，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之内还是运动之外，人们对“身体”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女性主义者重新审视斯宾诺莎的观点：身体不是被动听命于心灵的，而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新的身体观认为，身体不是天赋给定的，它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即是历史偶然的，又是社会造就的。（Jaggar, et al., 198）格罗斯（Elizabeth Grosz）认为，忽略身体的物质性是理性统治的条件，虽然理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强调“性别差异就像阶级和种族差异一样，是身体的差异。”“身体必须被重新接受为不是对立于文化而是文化的杰出部分。”（转引自Jaggar, et al., 80） 在西方的启蒙传统中，相对于文化和理性，即所谓“灵”，“肉”一向是被否定的，肉就包括肉身，肉欲，肉体。身体意味着疾病、残疾、衰弱和死亡。身体经验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忍受痛苦。因此，灵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价值，是被崇尚、被肯定、被弘扬的；而肉则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价值，是被贬低、被否定、被压抑的。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女性的装束、发式以及身体的某个特殊部位也有特殊的规训要求。例如中国女性的缠足，一开始是为了美观的要求，随后造成了一种限制女性走动、外出的后果。在中国国内战争时期，当局还曾禁止所有的女人留短发，并用是否留短发区分一般女人与革命女性、自由恋爱的女人，对后者加以迫害。再如，不只是伊斯兰国家对女人的装束有众所周知的要求，在1991年某西方航空公司开除了一名空姐，理由是她拒绝化妆。而莫桑比克的总统是这样批判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他说：“一个解放了的女人是这样的人：她饮酒，抽烟，穿长裤和迷你裙，沉湎于性放纵，不生孩子。”（French, 100）
针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外阴环切术。这一手术不是从伊斯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基督教和泛灵论开始的，但伊斯兰世界中有80%的社会实行这一风俗。女性一般是如何解释其美容手术动机的呢？第一， 她们并不是为了更漂亮，而只是想做一个一般人、正常人、跟别人一样的人。第二， 她们做手术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不是被男友或丈夫逼迫去做的。第三，美容手术确实涉及伦理问题，必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女性主义应当如何对选美和美容手术作出反应？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女性主义将美容手术视为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倾向；另一方面在发表反对选美、减肥、美容的意见时，女性主义又应当特别谨慎。因为这些事既是违背女性利益的，又有大量女性自愿从事这些活动，这就使女性主义陷入两难境地。
在美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解决的办法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案就是像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和中国妇联那样，坚决反对选美；反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病理化；反对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成为有问题的，需要改造的；减少不必要的美容瘦身；倡导女性不要过多关注外在美和肉体美，更要关注内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认和肯定美的复杂性，将美不仅仅局限于外貌和体型。
第二种方案是反对单方面选女性的“美”，而要选男女双方的“美”，也就是说，用男女两性身体的客体化取代女性身体单方面的客体化。事实上，从影视传媒中看，男性美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审美对象。这一立论的证据有：美男写真集的涌现，以男性为审美对象的杂志以及男性选美大赛等。
还有第三种方案，那就是美的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做出在美的问题上的选择。一个人既可以选择瘦，也可以选择胖；既可以选择按某种社会尺度看属于“美”的形象（比如34-18-34英寸的身材），也可以选择按这种尺度属于“不美”的个人形象。这才是最自由、最少压抑的做法。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允许这种选择，它将是一个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自由、轻松和愉悦的社会。只是社会规训的力量常常是盲目的、严酷的，并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损失的恐惧使个人不敢反抗，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又无时无刻不在诱使人们乖乖地遵循社会的规训，不愿做出个体化的选择。福柯所谓“随时随地的抵抗”就是针对这种规范的力量提出的。只有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男人和女人，愿意和能够做出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抵抗，规训的强制性力量就会被削弱以至最终被瓦解掉，一个在身体与美的问题上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才会最终出现。
二、男女两性的性差异
在对两性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性问题有多么重要呢？性的问题与性别问题各自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在我看来，性别、阶级、种族、性这四个范畴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性与性别是并列的两个范畴。但是性问题与性别问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跨性别倾向 (transgender) 就和易装、易性、同性恋、异性恋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解构二元结构时，既要解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结构，又要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结构。这样性问题就与性别问题连在一起了。性的世界中一个最主要的统治与从属的结构来自性别的差异。当然性别问题还同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有关，但是性问题是与性别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问题；性角度也是研究两性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性的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性与男女两性统治与屈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与性有关的问题有：性的性别差异，淫秽品问题，**问题，家庭暴力问题，性解放与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女性主义应当对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第一代性学家艾宾的一个关于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的差异的观点流行了数百年，很能代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他认为，在男女两性之间，男性拥有更强的性欲望。这种观念不仅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文化对男女性差异的信念。
西方19世纪的性指南上说：“作为一般规律，女性极少有为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她服从于丈夫，但仅仅是为了他的快乐。”(Hyde，400-401) 一位医生 (William Acton) 在1865年写道：“大多数女人很少受到任何性感觉的打扰。在男人是习以为常的事在女人只是例外。”(转引自Hatfield，et al.，95) 1875年，一位泌尿科专家说：一个温良的女性很少渴望在性方面来满足自己。她顺从丈夫，但只是为了让他满意。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性交基本上是一件令人厌恶的、残忍的和短促的事情，那时的女性对性活动没有兴趣，也被认为不应当对性活动感兴趣。令事情进入恶性循环的是，由于相信女性基本上是非性的，使那个时期的男性为他们不合格的性表现及忽视性伴侣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种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性的疏离。
一项以32个国家为对象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62%的国家中男性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高于女性，其中包括美国；其余38%的国家男女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相等——或者男女两性都认为重要，或者男女两性都认为不重要。(Hatfield，et al.，124) 不仅社会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如此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女性自身也会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女性主体。这种女性主体对自身性欲望的压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在性关系中绝对不愿表现主动性，对男性采取服从的态度，对男性有恐惧感，不敢坚持提出快感要求，不敢要求充分的刺激，以为一旦男性达到高潮，性交就完成了，只关注给男性带来愉悦，不关心自己的愉悦；
第二，对性活动本身的自我压抑，其中包括对性欲望、性唤起和性快感的压抑；
第三，性欲低下。(Stimpson，et al.，53)
总而言之，从对男女两性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及观念的分析中，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男性比女性的性欲更强，对性事的兴趣更大，对性伴侣数量的需求也更多。显然，这种传统的以女性为非性的观念同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的男女双重标准不无关系。经验调查所发现的两性性行为模式的差异并不能说明女性的性欲和性能力确实低于男性，而是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压抑从而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的结果。因此，从表面现象看，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似乎超过女性，但如果我们观察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就会发现，这种区别并非来自两性生理的区别，而是来自社会规范的影响。双重标准的社会规范几千年来一直向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男性的性欲望比女性更强，性能力比女性更大。结果不仅男性相信这种说法，就连女性也对此信以为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欲低下并非由生理决定，而是受社会规范塑造的结果。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女性的性欲低下、性冷淡和女性这个性别的非性化。尽管长期以来，无论是科学界还是一般公众都对于男强女弱的观点信以为真，但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男女两性的性唤起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女性主义因此认为，上述神话之所以能盛行有大可质疑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男权社会为了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女性的性权利而有意制造出了那样一种观念。在许多文化中盛行的男性需要多性伴的看法和说法，为男性的性行为其中包括剥削和伤害女性的行为提供了生理的依据。虽然现代科学早已否定了这种貌似科学的以生理学面貌出现的冲动理论，但一般公众中还是有许多人相信这种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区别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模式的理论。
在与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中，还有一个主动性与被动性的问题。有人提出，性活动本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男性是攻击，女性是接受、服从。男性竞争，女性选择。如有雄性用臀部示意雌性，便被称为“同性恋”。 但是，从动物行为模式看，存在着例外的情况，在其中雌性是追求者；雄性是被追求者。例如有一种鱼类，雄性个头较小，颜色也不靓，在性方面比雌性害羞。雌性的颜色更亮丽，肉体上也更有攻击性，在性活动中取主动姿态。而雄性则像灵长类的雌性，养育后代，用腹腔收缩来生育，使人想起雌性的生育动作。还有很多昆虫也是如此，交尾时雄性是在下的、被动的；雌性是在上的、主动的。（Barash, et al., 29-31）
那么，男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如前所述，不同的社会、文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滥交的后果对于男女两性是不同的。因为女性要考虑在后代生命的头几年里照顾他们，所以她必须挑选最佳配偶，而男性滥交可以增加留下后代的机会。另一种说法是：原因在于在性关系中，男人追求数量，女人追求质量。还有一种说法是：女人的性总是要与情连在一起，男人却可以接受没有情的性。各种各样的说法中要数前面提到过的部落民的说法最有意思：土著人认为，这种区别的原因是男人吃土豆比女人多的缘故。 对于这种现象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据此认为男性是比女性更优越的性别，因为他的生命力比女性要强；有人则作出相反的评价，认为这恰恰说明女性比男性更优越，因为她的道德比男性要好；也有人看去不偏不倚，他们说，既然男女的区别是生理决定的，就应该充分满足男女两性各自的需求——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一夫多妻的依据。在我看来，这件事有三个要点：一是事实，二是原因，三是评价。
先看事实。男性果真比女性性欲强吗？仅仅用一生有几个性伴侣是证明不了这一点的，男人“花心”也许就是因为心太花（从某种道德标准看，就是操守不好），并没有什么生理依据。既然性能带来快乐，有什么证据表明女性就比男性比较不喜欢、不需要这种快乐呢？相反的证据也能找到：女性可以有多重性高潮，而男性高潮之后倒有一个长时间的不应期。如此说来，男性和女性究竟哪一性的性欲更强？这个所谓“生理事实”的确是要存疑的。其实，这是社会文化氛围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期望所造成的错觉。后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就推翻了上述观点，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男女两性的性反应周期是基本相同的；女人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绝不弱于男人；而且在一次性交中，女人常常可以多次达到高潮，以此与男人的不应期相比，甚至可以得出女性的性能力高过男性的结论，至少不会低于男性。
再看原因。即使从社会现象上看，男性的确显得比女性性欲强，男性的性伴侣比女性的性伴侣多，也不能只到生理上去找原因。从历史上看，男性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比女性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们据此制造出一种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要求女性更收敛、压抑自己的需要，甚至要对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惭愧，而男性却不必如此。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伴侣，那是成功、性感的标志；而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伴侣，却是无耻、堕落的标志。我看这个双重道德标准已经足够解释女性的性伴侣少于男性的现象，用不着再去找什么生理原因了。
最后，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我认为，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性伴侣，既不说明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不说明女性天生比男性更贞洁、更有操守，它只是表明，经过几千年男权社会的文化积淀，男女在对待自身性欲望上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不平等的：男性能够更自由地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性欲望，而女性则更习惯于压抑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更加自由的表达和实现，男女两性因此都应当比现在更快乐一些。
三、女性性快感
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在性方面的独特之处有二，其一是人类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性交；其二就是人类女性可以有性高潮，而其他种类的雌性动物没有性高潮，或很少见。因此，人类这一物种的女性性高潮几乎可以说是灵长目动物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对此，有一种从社会生物学角度出发的进化论式的分析：人类女性性欲高潮的发展是由于人类婴儿生来就特别不能自立，需要父母照顾。女性性欲高潮以及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任何阶段对性一直感兴趣就是为了维系永久配偶而发展起来的。
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早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将女性的性快感划分为阴蒂快感与阴道快感。前者是不成熟的表现；后者才是女性在性方面成熟的标志。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中还有人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演绎：女性从前青春期到青春期的一个主要课程是学习从阴蒂高潮转向阴道高潮，这种转变象征着从主动性到被动性的转变。阴蒂高潮象征主动，这是作一个真正女性化的女人应当抛去的男性成分。
在男女两性的性差异问题上，一个著名的也是最遭女性主义诟病的理论是阴茎嫉妒理论。阴茎嫉妒理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它的观点是，女性在幼年期发现自己没有阴茎，于是对男性的阴茎产生嫉妒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女性主体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阴茎嫉妒力量实际上是在暗示：女性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缺失”、“萎缩”和“衰退”的性器官，只有阴茎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性器官。女性虽然有一个阴蒂，但是它远远不能同高贵的阴茎相比，甚至也比不上她身上洞型的管道——它在性交中接纳和抚摩阴茎，对于女性来说，阴蒂是一个非法的或男性气质的器官，它转向自身，自我接纳。（Jackson, et al., 79）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阴蒂快感不可能是成熟女性的自然的方式，要想达到成熟境界，必须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而这在生理上不可能做到（因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实验室研究业已证明，这两种快感实际上是同一种快感。即使按照格拉芬伯格的发现，也只有少数女性才能够区分两种快感），致使许多女性有挫折感和沮丧感。更重要的是，如今女性必须要靠男性插入才能获得快感的神话已经被否定掉了，女性现在在性上可以不依靠男性而独立了。于是，女性主义对阴道快感的神话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既然女性可以选择其他形式的快乐，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快感还是必不可少的吗？（Jackson, et al., 111）在西方，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把性快感看成不道德的、堕落的、邪恶的或者不正常的体验。中世纪教会的性观念主宰欧洲时，强调男子射精时间越短越好，以防止女性获得性高潮。为了打破这种观念，西方学者常常引用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女性性高潮的观点作为对比。中国有关的古籍上主张，对于男人来说，理想的状况是尽量延长性交时间，男人在性交过程中所吸收的阴的本质的多少视性交时间长短而定；男人还必须成功地激起女方的性高潮，使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性能力。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一个独特的观念，即认为女方的性高潮对于其自身和男方都是同等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虽然在近现代有所改变，但这种文化的底蕴还深藏于社会的心理之中。
根据一项近期的调查，中国女性中竟然有26%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近80%不知道阴蒂在哪里。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与西方女性中只有10%从未经历过性高潮的情形相比，地域与文化的差异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真不可思议。比起已经超越了性快感的享受，进而受到“高潮强迫症”困扰的西方女性，我们社会中的女性简直就像生活在原始部落中的人们那么古朴。在不知快感的情况下，许多中国女人居然就那样忍受着毫无乐趣可言的性事，为男人服务，还生了数以十亿计的孩子，真是太难为这些女性了。 如果用福柯的“凝视”意象来分析，西方女性在获取快感方面更能感到社会凝视的压力，而中国社会的“凝视”目光还没有转向这个方面——这决不是说中国社会的“凝视”范围窄些或程度差些，只是说它的凝视贯注在其他方面，如非婚性关系，各种“变态”的性活动等方面。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在对待性高潮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在某些社会里，女性的性生活比西方社会要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 (frigid) 或能否到达高潮，很可能她从不知高潮为何物。但在西方社会中，男子必须使女子能经历所谓“高潮体验”，才敢相信自己算个男子汉；女方则不但必须使男方经历高潮，以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需要自己拥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否则就要担心自己患上了性冷淡的毛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中对性快感的看法。我想，它对中国女性对性快感的想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当既反对“高潮恐惧症”，又避免“高潮强迫症”，使广大的中国女性能够享受到健康、美好的性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