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人们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画家无需独对造化采天地之灵，诗人不必感时忧世穷年忆黎元，甚至哲学、宗教等一切植根于人的命运处境、熔铸了人的心智并内涵着人生忧患和心灵憧憬的精神乡土，也被现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处围猎然后论价开发！在市场与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与裹挟之下，没有了人性自给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园，当然也就不会有灵魂的栖居之所，连思想、语言、乃至情绪表达都被纳入同一性的体制范式进行“货币化”定量分析，哲学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奥的意义阐发，宗教不再关注有限性焦虑从而失去了内在的救赎功能，人们也还在求神拜佛而且不无端肃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于人生困厄的心灵慰藉，而是异质化的另类利害权衡和颇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这时候，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势能强大的公权意志大面积浸蚀剥离，鲜活灵动的个人被整饬、被分解重构，然后一个个被按符号或概念编程设置，成为便于行政权力中枢分级操控、率性拿捏的“无机物”。总之，个人既不必作判断当然也就无所谓选择；既无需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作符合切身体验的意义诠释，也不必对个人化的未来作某种价值预期，因为一切都有组织替你着想、有单位帮你谋划，你只需将自己按社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路得胜者的趣味和意图裁剪组装，成为符合专权意图和市场化收购的标准材质，将个人自主的功能消解灭失从而完全托身于“代表公众”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权力与经济组织，你便可以作到生存无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贵可享。
在现代性与极权“结盟”之下，传统赓续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机制纷纷解构碎裂，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人们便只能收缩目光只顾当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强大的技术助阵，一切都是触手可及而且现成高效的，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于现货收购和不劳而获的怠惰品质。至此，人们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视状，不再临渊遐想听水鸣峡，人间没有了离愁别绪和上下求索，甚至关于青春叙事和男欢女爱的勉力咏唱，也因渗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计而被拆解为声情分离的口技秀。总之，人们只习惯于灯红酒绿之下的身体休闲和名利场的争吵，只习惯于通过电子读数和视频消费获取现成的人生经验，因而导致感觉疲惫肢体慵懒，缺乏内省的心魂被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牵引着与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时，个人化的经验和生命本应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审美的意蕴和可以深究的价值，从而让空心化的犬儒主义将人们进行转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这时候，人们只管用眼晴读图用耳朵听事，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心灵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显晦暗，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端赖骨体肌理之愉悦和肠胃之所好，然后无所事事地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痴心注目，也无需内在的性灵抒写，甚至也不必有明确的目标和始终如一的信念执守。总之，在个人无法掌控的现代环境里，你只需面对自己的当下策略性地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尺度，确认你的体温尚存理智清醒，习惯于与寡廉鲜耻的鄙俗风尚和平共处，并将这种认知作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务精心操练，就算是对个人的看顾，就算是对个人于现实困迫中唯一有意义的救赎，所以，卢梭一言成谶：“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一个现代人都在经历着精神分裂，人们无路可逃”！
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