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关键词：村庄性质 社会关联 村民自治 乡村秩序 乡村治理
贺雪峰，1968年生，法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仝志辉，1970年生，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1999级博士研究生。
社会关联的含义 村庄社会关联关注的是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当一个村民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社会这个网上面，这个村民就可以从容面对生产生活中的事件，他具备有效降低生存风险，经济获得公共物品，从容谈判达成互赢协议，以及稳定建立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能力。当一个村庄中不是一个村民而是相当一部分村民具备这种关系资源时，我们说这个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很高。一个村民在应对事件时无力调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也就缺乏发展的能力。
一个村民无力调用与其他村民的关系，其他村民也失去了调用与这个村民关系的能力。若一个村庄中的大部分村民都缺乏调用相互之间关系的能力，我们说这个村庄缺乏社会关联，或社会关联程度很低，这样的村庄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也无力与上级讨价还价。这样的村庄秩序也因此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对村庄社会关联作一初步界定。
首先，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关联不同于涂尔干在整体意义上使用的社会关联[3]，而是希望借用这一词汇来考察当前村庄内人与人之间正在变动着的具体关系的状? 觥４又赶蛏峡矗慷傻摹吧缁峁亓笔谴油庀蚰诳矗谴诱逡庖迳侠炊ㄒ濉吧缁峁亓钡模疚墓刈⒌摹吧缁峁亓笔谴幽谙蛲饪吹纳缁峁亓嘀赜谡诒涠诺娜擞肴酥渚咛骞叵刀陨缁嶂刃虻挠跋欤黄浯危缁峁亓煌诖遄诰哿4]。村庄内聚力可以看做是一种能量，是一种指向明确的具有“矢量”性质的能量。村庄社会关联是指那种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较村庄内聚力更为关注村庄中是否有一些人共同行动，而不强调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致行动。村庄内聚力可以看做特定村庄社会关联的功能后果；再次，社会关联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指那种构成应对事件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对村庄秩序影响力的方面。
换句话说，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结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主要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关联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行动能力，与公共生活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我们可以从结构、功能和价值层面对村庄社会关联作进一步的讨论。从结构层面看，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村民因为地缘关系（同一自然村或同一居住片所产生的邻里关系）、血缘关系（宗亲和姻亲关系）、互惠关系（礼尚往来和生产互助产生的关系）、共同经历? ㄍА⒄接选⑸馍系暮匣锶耍┮约熬蒙缁岱植悴纳缁崞踉脊叵岛腿ㄍ庸叵档鹊龋岢傻娜擞肴酥淞档淖芎汀Ｕ庵志咛宓娜擞肴酥涞牧凳侨烁鞑煌沂指丛拥模瓤梢岳丛从诼桌砗蜕裥缘却承凸亓部梢岳醋杂谏缁崞踉蓟蚓梅只鸬墓陀豆叵档认执凸亓猍5]；从功能层面看，一个拥有众多关系的人，在生产生活中遇到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时，他可以调用这些关系进行应对。当村庄中很多村民具有足够应对事件的关系时，村庄秩序也就有了基础。
当前中国农村的重要特点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解体，现代的社会关系尚未建立，这构成了当前农村普遍社会危机和村庄失序的重要原因。我们提出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是希望通过对当前农村正在变动的人与人关系的考察，理解构成农村社会失序的村庄原因；从价值层面看，因为村庄秩序是通过事件来建构的，重复发生的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使应对事件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重复博弈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隐形的、模糊的“约定”，约定各方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较为明确的预期，各方共享一种“承诺”或公认一种“游戏规则”，这种“承诺”或“游戏规则”构成了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6]。 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即从村民可以具体建立起来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应对事件能力的角度观察村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这个角度从具体的村民所可以建立起来的关系来看问题，具有可观察性和可计量性。可观察和可计量的村庄社会关联的指标是社会关联链条的长短与强度，所谓社会关联链条，就是从个人出发的可以延伸出去的各种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一般来讲，从个人出发可以延伸出去的关系越多，且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越强，则这个社会内部的社会关联就越强。从个人出发难以建立起较多的社会关系且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上的行动能力较弱，则这个社会内部的社会关联就较弱。社会关联链条的长短与强度可以用“社会关联度”一词来予表述。
在本文意义上，村庄社会关联一词特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体关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它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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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社会分化 当前村庄社会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是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经济的分化。其结果，原本经济上平等的村民中间，产生了一些经济大户，他们比一般村民占有更多资源，他们有时会利用这些资源来谋求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联，建立在这种社会关联基础上的一致行动，有时也会充满力量。例如，村庄内部的私营企业主会利用自己在村庄内的雇工关系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考虑到在均质农村社会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高大威猛的有雇工的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雇工又可以通过种种联系来延展他在村庄中的声望，这种声望就具有不可忽视的号召力。
在雇佣关系以外，占据优势经济资源者可以通过借贷、介绍外出务工机会、提供商业信息和专业技术服务，来建立不同于传统社会关联的现代型社会关联。有时候，仅仅是占据优势经济资源本身，就可以为他们获得声望与影响力。村庄经济能人还可以通过村干部来发挥他们对村庄事物的影响力。在经济社会分化越是严重的地区，声望与影响力的分配就会越不均衡，少数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就会越发具有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并由此建立起影响绵延、威力强大的社会关联链条。
经济社会分化通过社会影响力的分层，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村庄经济能人的生活面向与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农村总体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村庄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很可能面向外面的世界，在村庄以外重塑自己的生存价值，这时候，本来具有在村庄内部建立起强社会关联能力的经济能人们懒得理会村庄世界的生活，也不会关心村庄秩序的状况。而当那些村庄精英不能在村庄以外建立起自己的生存价值时，他可能是在村庄以外的世界里获得自己的经济资源，但他要在重建村庄秩序中获得自己的社会声望。
他念念不忘在村庄内部的得失，他因此愿意利用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来重建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链条，以经济社会分化为主导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因此若隐若现。 问题是，往往是在传统社会关联强有力的地方，占据优势经济社会地位的从村庄内部分化出来的村中精英才乐于回到村中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而在社区出现记忆断裂的村庄，占据优势经济社会资源者不仅缺乏回村建立自己生存价值的动力，而且他很容易割断与村庄生活世界的价值联系，而在村庄以外重建自己的价值世界。这样一来，在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密集的地区，反而容易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而在传统社会关联弱化的地区，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建立可能性也擦身而过。
4、村庄社会关联的理想类型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农村的调查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研读，这里对村庄社会关联的类型试作划分。总的来说，社区记忆受到持续市场化和现代传媒冲击会趋弱化，但如前述，在短时期以内，社区记忆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它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在有些情况下，正是高度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济资源，复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人际关系，从而强化了社区记忆。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层）就越明显，且村庄生活对富裕者的吸引力越大。
在东部和城郊农村，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较中西部地区明显。不过，经济社会分化毕竟是村庄内部的指标，不可简单以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化约。 以社区记忆强弱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二维因素对村庄作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图示如下：[11] 经济分化程度低
经济分化程度高 强社区记忆
A
D 弱社区记忆
B
C 从理论上讲，A类村庄不具有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但有着较强的传统社会关联；B类村庄既缺乏传统的社会关联，又缺乏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C类村庄传统社会关联力量较弱，但具有建立起现代型社会关联的可能性；D类地区则不仅具有强的传统社会关联，而且具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能力。这样，从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度来讲，D类村庄因为密集着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而有很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A类村庄因为有着可靠的传统社会关联，而具有较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C类村庄因为有着建立现代型社会关联的潜力而在村庄社会关联强度上较D类村庄次之；B类村庄则因为既无建立现代型社会关联的潜力，传统的社会关联又已消失，而使村民处于原子化状态。 以上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两种进路，第一，从截面看，可以结合实证材料，判断当前中国农村村庄的类型，特别是这些类型的区域分布，从而可以判断不同区域村庄社会关联的强度。结合这种截面的村庄类型的分区域研究，可以对农村社会治安、地痞状况、农民负担、乡村关系、村级组织制度状况、农民自组织能力和状况、农业产业化等诸多指标分区域状况的研究，建立起与以上理想型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谱系关系[12]。
这可能是建构村庄的一项基础工作，因为这可以对不同区域变村庄内部关系为资源的能力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这也是理解国家政策在村庄遭遇的一项基本工作。第二，从纵向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庄社区记忆会越来越弱，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难以预见，这样，在村庄社会关联强度方面，总的趋向是由D、A类高强度村庄社会关联向C、B类低度社会关联的演变。这种演变将对村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 １、村庄秩序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我们所说村庄秩序的核心是村庄可以获得的发展潜力，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获得经济的协作、保持社会道德、抵御地痞骚扰、一定程度上抗衡乡镇的过度提取和保持村庄领袖在主持村务时的公正与廉洁。归结起来，即为建设的功能和保护的功能。建设功能即积极的可以增加村庄和村民收益的功能，如经济的协作、道德的保持，可以降低村民生产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增加生产生活收益的质与量。保护功能即消极的保护村庄和村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功能，如抗御地痞骚扰和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保护村庄与村民的基本权利，维护村庄和村民的既得利益。
当村庄不仅具有保护功能，而且具有建设功能时，我们说这个村庄保持了秩序，即保持了村庄作为一个社会的力量。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近年都有大量相关文献发表。学术界研究乡村秩序的实践理由是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无序状态，但学术界治疗当前农村弊病的对策却大相径庭，大致说来，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反思现代化理论，应发挥传统在保持乡村秩序中的作用，应善待宗族、宗教和习惯法等等，如王铭铭、苏力、梁治平等人持此种意见[13]；另一种意见认为，重构当前乡村秩序的希望只能来自于制度建设，传统不仅不好而且也无可避免地衰落了[14]，新生的以代表制民主为典型的由能人到法治的制度建设空间正在长成[15]。
与国内学术界的两种对立意见相一致，海外汉学界也有两种关于中国国家与农村互动关系的研究模式，一种为所谓公民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过程。怀特在对浙江萧山地区民间社团的研究中发现，与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相契合，在国家与经济行动者之间，一种非正式的、非官方的民间经济和组织正在出现，它们与国家体制的界限日渐明显，活动空间正在扩大；另一种研究模式为所谓法团主义理论，其结论与公民社会理论有所不同。克利赫发现，农民间的冲突以宗族联结作为社会单位，其组织形态不是体制外的身份集团，而是跨越体制内外的同宗集团，很多时间，冲突不是发生在农民和干部之间，而是发生在一组干部和群众与另一组干部和群众之间。宗族网络模糊了国家和社会、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界限。
[16] 有趣的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以上研究者大都有农村调查的经历或以实证材料作为其意见的主要证据。不同的是他们所调查区域及运用调查材料的方法。而在以上关注者中，无论是主张传统重要者还是主张制度建设者，或公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理论，他们强调的内容事实上都与社会关联有着密切关系。具体地说，传统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制度建设则需要以强社会关联为基础。
公民社会理论大体反映了在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比较彻底地区的情况，法团主义的观点则大体反映了宗族势力在改革开放之初呈复兴之势地区的情况。公民社会理论所观察到的民间经济和组织与法团主义所观察到的同宗集团，均是构成强社会关联的因素，无论是哪种因素，除构成对社会关联性质的不同影响之外，不影响其强度。换句话说，相对于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理论这些外来话语，及主张善待传统或强化制度建设这些具体政策建议，村庄社会关联这样一个中观层次的概念更具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分析能力。通过社会关联的引入很容易发现表面对立的理论模式或政策建议的一致性。
2、村庄秩序的基础 依赖社区社会自身来获得秩序，是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也是社区社会在国家无力提供秩序时的应对策略。但是，社区社会往往不能单纯依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理性来形成秩序，而必须依赖理性以外的因素，[17]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即是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村庄秩序状况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表征。下面大略从建设功能和保护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村庄秩序与社会关联的关系。
建设功能。从历史上看，黄宗智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比较发现，水利工程的需要往往是决定宗族组织状况的关键因素。[18]反过来，村庄水利建设、修桥补路等公共事业离不开村庄组织发挥的作用。在集体经济不甚发达的村庄，公共工程建设需要从村民中汲取资源，这时的关键是村庄精英是否有能力争取到村庄可能存在的少数反对者的合作。
当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一致行动能力甚强时，村庄精英可以通过诸如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通过决定，并以此构成对少数反对者的压力。在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社会缺乏说服拒绝合作的少数人的能力，村民只能以个体但不经济的办法建设自己的服务设施。我们在江西宗族意识强农村调查时，由村民凑钱演出地方戏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在湖北宗族意识弱的农村调查，村民甚至兄弟之间也不共用耕牛，虽然一头耕牛至少可以耕作两户的土地，且养牛要花费农民大量的时间。 在国家无力提供足够公共工程时，表征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重要因素是村庄能否提供自足的公共服务。
在村庄社会关联度高的农村，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必然强，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亦强。在传统农业普遍不景气，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农业产业化几乎成为农业唯一选择的背景下，只有那些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才更有发展产业化农业的潜力。当前还缺乏比较精确的农村社会关联与农业产业化或农民自组织状况相关性的研究，不过，王颖通过对广东省南海市农村的调查，认为泛宗族文化可以构成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传统基础，也是南海农民普遍被各种中介机构组织起来的重要基础，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社会再组织的新集体主义的结论。[19]项飚通过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发现正是凭借温州人的家乡观念，“浙江村”的个体户们可以织成一张“流动经营网络”，并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
[20]凭借传统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在应对农业困境和农村发展之需时，可以更为有效地捕捉市场化本身提供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发展村庄的现代社会关联能力。 保护功能。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是对付地痞骚扰和与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国家还不能有效对付地痞的时候，村庄本身是否具有对付地痞的能力，就成为能否确保一方平安的关键。
地痞是孔武有力或三人成伙的，他们以自己的身体暴力来欺压一般村民。没有人不厌恶且憎恨地痞，但单个村民不敢直接与地痞发生冲突。强悍的有正义感的村庄精英是地痞们害怕的力量，不过，地痞在与村庄精英长期的消耗战中，可以通过烧草堆、毒家畜等办法令村庄精英防不胜防。村庄精英在对付地痞时，需要村民们一致行动起来，支持他制造令地痞害怕的气势，同情他在对付地痞时受到的损害，不把他的行为看作他与地痞的个人恩怨，而是集体的事业。
高度关联的村民们不仅可以成为村庄精英在与地痞进行消耗战时的支持力量，而且他们的一致行动本身就构成了对地痞的威慑。当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时候，强悍的村庄精英在与地痞相互消耗时，他会倍感辛劳，他很快就发现，为了村庄秩序而进行的战斗成了他与地痞之间的私人怨仇，而村民在旁边冷眼旁观自己与地痞斗戏变法。 村庄抗御乡镇过度提取能力的关键是村民能否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一致行动的村民不仅可以相互以国家的政策规定进行声援，而且可以向协助乡镇提取的村干部施加强大压力，而乡镇在失去了村干部的协助后，他们在村庄的行动大都会落空。
在国家可以想出千种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乡镇便可以产生万种向农民提取的理由时，村民本身是尤其关键的力量。散漫而缺乏关联的村民不仅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而且不能对协助乡镇提取的村干部们构成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