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南亚的妇女，两个现象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历史上的东南亚尽管深受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但妇女被公认地位较高，曾盛行父系和母系并存的双系制，女儿可以继承财产，妇女活跃在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领域，在政治上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个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涌现出多位女性领袖，即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和阿罗约总统，印尼的梅加瓦蒂总统，泰国的英拉总理。缅甸的昂山素季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但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恐怕更大。
不同宗教对东南亚女性地位共同产生影响
上述的两个现象与宗教有何关系？在东南亚盛行的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各种宗教本身都有一整套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和规范，似乎并不支持东南亚女性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政治参与权。
宗教与父权制结合，形成一整套男女有别的性别规范，主要包括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婚女嫁和一夫多妻（欧洲除外），规定女性要服从、贞节、柔顺、依附，女人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如基督教信徒保罗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的”。《古兰经》指出“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印度教则认为无论妇女属何种姓，都不能获得解脱，除非来世生为男人，因为女人是卑贱的，生为女身就是恶业的结果。佛教宣扬人人皆可成佛，但也有些解释者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具修持上的便利。
之所以历史上东南亚妇女比同期的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妇女地位要高，主要是因为各种宗教传到东南亚地区之后发生了变异，性别规范并未得到严格复制，东南亚妇女拥有财产继承权和离婚权，不会被强制守节，她们能够参与农业和商业活动，在家庭内外发挥重要作用。
但东南亚毕竟总体上是父权制社会，而且随着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儒教文化圈的巩固，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也对东南亚女性地位产生了影响。在泰国、缅甸等小乘佛教国家，佛教实际上将各种活动分成不同等级：佛教活动最高，政治活动次之，经济活动最低，因此佛教是男人的专属领地，政治是男人的主导领地，只有经济是女性的活跃领域。在东南亚很多佛教圣地，妇女不能进入其核心区域。男性可以成为比丘而直接获得功德，还能多次还俗、反复出家，但是女性一旦成为比丘尼就不能再还俗。在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女性被要求服从丈夫，安心家务和照顾孩子，不要从政。在菲律宾这个天主教国家，“理想女性”的形象被塑造为“服从命运的安排，为家庭和丈夫奉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
但近代以来东南亚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对宗教的性别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妇女运动追求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和婚姻家庭权利，取得较大进展。同时，女权主义者也对宗教的父权属性提出挑战，认为千百年来男性权威垄断了宗教的解释权，突出宗教教义中男尊女卑的教导，并与父权制不平等的性别制度相结合，利用宗教来规范妇女的行为。因此，必须从对信徒影响极大的宗教入手，重新解释宗教经典，将妇女的经验加入经典解释中，清除男性权威对宗教经典的父权式解释，还原宗教的本来面目。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姐妹、印尼的穆斯利马等妇女组织致力于在伊斯兰的框架内提高妇女权利，重新解释《古兰经》和圣训，以伊斯兰赋权妇女，追求性别平等和公正。菲律宾的斗士修女还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和女权运动。
当妇女运动和宗教在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相遇
妇女运动和宗教在东南亚民主化浪潮中相遇，对东南亚女领袖现象的出现发挥了一定作用。
上世纪80年代，菲律宾的妇女组织和天主教会为把科拉松・阿基诺推上总统宝座发挥了重要作用。科・阿基诺被认为“体现了一个被社会所接受的妇女的传统角色――一个虔诚的女儿（天主教徒）、一个辅助和温柔的妻子、一个非常有教养的母亲”，是“菲律宾的玛利亚”。菲民众响应红衣大主教海梅・辛的号召，上街阻挡政府军的镇压。修女们跪在军车前组成第一道防线，妇女、男人和儿童组成第二道防线，军车动弹不得。修女和妇女向军车上的士兵送上食物、香烟和鲜花，让他们不要开枪。军士们没有勇气开枪，于是掉转车头返回军营。
在泰国和缅甸，非暴力与佛教的慈悲为怀相通，有利于具有温柔形象的昂山素季和英拉。昂山素季深受佛教和甘地主义的影响，被视为民主和非暴力的象征。她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从长远看，非暴力斗争更好”。英拉也强调非暴力，常说“大家都不喜欢暴力，女性是和平、安静的象征，在政治中，这也是女性的优势”。强调非暴力帮助她们赢得民众的支持。
东南亚宗教适应时代发展，支持平等和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因而支持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但在堕胎和同性恋议题上，不论是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都持反对态度或者不够宽容，这影响到妇女自主支配生育的权利以及同性恋群体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