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和柳永是唐宋词坛上两位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词人，他们作为正宗的婉约派词人，终未摆脱“言情”的束缚。在表现手法上，温庭筠采有绮丽软媚的风格，是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中专力描写女性的第一人；柳永的情词十足的体现出歌妓之词为歌妓所唱的俗化特色，柳词语言清新、明白晓畅，工笔细摹，追求情景融合，留不尽之意于言外。对柳永、温庭筠词中女性形象的对比。
温庭筠柳永女性形象比较
温词多以贵妇，宫女，商妇为对象，以此衬托晚唐女性精神生活的风范。这其中由温庭筠开启其艺术精神并主导着相应写作，他好用华丽的辞藻，于实物上冠以金、银、玉、画之类装饰字眼，借以渲染情调气氛，但却不用虚字连通，以便使脉络贯穿畅达；从而造成意指的跳跃。柳词中的杨柳烟波，伴随着绿杯红袖，正是女儿悲景伤怀的最好场景，南国水乡及通常的物象既蕴含着轻柔迷离的典型情韵，又演变为特殊人文意义的第二自然，这一切促使他的词作充满了女性的温软婉邈的风调。而女性主体对象由写实、唯美到抽象，女性形象所寄托的情感由单调向复调、个人化向时代化转变，从温柳词中女性的形象的流变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词的变化过程。
温庭筠的词主要以女性生活为题材，表现女性的娇艳形貌和哀怨情怀。他的女性词中常见的有闺阁女子、贵妇、女冠等，用词来反映他们内心始终无法排遣的哀怨愁情。正是缘于此，她们的形象在词人的笔下才会被演绎得情韵深长，凄婉悱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佩带金钗玉钿，居所富丽堂皇的娇女艳妇，词人通过环境与情态的描写，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华贵的外表下面，鬓云美目之间流淌着鲜为人知的怅惘之情，传达出的是那种积淀在她们心底深处缠绵的相思愁怨。
温庭筠透过女性的外貌、环境的烘托等修辞手法去刻画她们的内心世界，因而使这些女性形象本身具有了审美价值。另外，脂粉香气、艳妆丽饰、娇姿眉容、病体弱质的女子的外部特征，在温词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在这错金镂彩的外部特征下掩盖的却是柔婉灵秀、细致乖巧的内部特质，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给人一种距离的美感，这些如明月花枝一般静美的女子俨然是真善美的化身。
温词以深闺少妇为吟咏对象，除了对她们美艳的外表进行镂金错彩的刻画外，多数词通过男子们负心远遁的行为，描写这些少妇独守的凄苦和寂寞，来衬托其心灵的真纯静美。美丽的容颜与精美的服饰透出对爱情的深笃，情意的的缠绵，真挚而动人的追求；从侧面反映了词中女性要求摆脱现实的束缚，渴望执着如一的爱情以及对自由自在的平凡生活的向往。
柳永词的一大题材是描写男女情爱词，刻画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他把言情之作的对象，由宫廷妇女转到底层妇女身上来，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刻画生活在底层的妓女的不幸和她们愿望的那些词。柳永的这一题材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为后来文学的通俗化进程开辟了道路。纵观柳词中的女性形象，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即歌舞妓、闺中少女少妇和民家采莲女。他吟咏时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常常是以几乎对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吟咏的，这正是因为他本身的生活就处于那个社会之中的缘故。
柳永的一生离不开他的诗酒风流，离不开生活于市井之中的世俗女子，柳永词中的女性不同于传统文人对女性的描写，他侧重于真实地再现女性的日常生活，真切地表现女性的爱恨情仇，突出了以歌妓为代表的世俗女性的整体形象，因此，对柳永词的分析，能让我们深刻的了解那些“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流”的女性。
言情道爱，本以含蓄为贵，柳永所表现的却是浅而又浅。柳永词中的世俗女性大胆地追求爱情，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例如《锦堂春》，“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取无端。”这是对世俗女子情感的直接表白，既有对无端离别的情人的抱怨，又设想如何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惩治他。
尽管世俗女性大胆追求爱情，可惜社会历史的倾向性和她们身份的特殊性使她们的愿望常常落空。男子追求功名，女子苦守情感，二者的不协调造成深重的无奈和深刻的伤痛。正因为男子的轻别，使得心思细腻的女子对年华早逝更觉哀悲悱恻，特别是青楼女子，她们以色艺谋生，一旦青春流逝，她们便失去了谋生的资本。在宋代社会，女子比男子更能真切地体会到“无常”。于是，他们总有“常只恐，容易华偷换，光阴虚度”（《迷仙引》）的感慨，她们更加珍惜青春，也更加大胆地发出了“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词中更多的女性在爱情受到背叛之后，不是以一个愁眉深锁，缠绵幽怨，身体倦怠而略显苍白的形象出现，她们不是一味的自怨自艾，感叹命运多舛，而是直斥对方的“薄情”，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世俗女性心中的愤恼，以及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他的词中所描绘的独特女性形象，特别是先进的女性思想，都值得学习。
通过对柳词和温词的女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如温庭筠所写的‘鸾镜与花枝’的女子，虚幻的意境，虚幻的对象，似乎都已经不再是现实中所可确指的人和物的感情，而是以诗化之语言所表达的一种已经诗化了的女性人物和感情。然而柳永所写的则是以铺陈的长调，用通俗和坦率的语言，来叙写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即如他所写的“终日厌厌倦梳裹”的女子和“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的爱情，便丝毫没有一点理想的色彩。
如果单从形象的本身进行阐述，便可发现温词和柳词的相通之处，即女性至纯至真至美的内在个性特征，它们普遍存在于二人词中，并且经历了从隐约到清晰、从朦胧到真实、渐渐丰满的一系列似断实连的变化轨迹。由此进一步发掘唐宋时期乃至整个女性形象，以及其背后蕴涵的社会文化背景，将会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温词和柳词的意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