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女子因错爱成恨，最终走向复仇之路的故事不在少数，下面就通过对《武孝廉》和《丑狐》两篇文章进行具体分析，初步探讨狐女的复仇成因与渊源。
一、狐女的主动性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篇目多以异类女子倾慕贫寒落魄的士子为题材，她们以获得真爱为目的，主动对逆境中男子施以帮助，使其过上美好生活。如《武孝廉》中的石某，在求取功名的途中忽染重病，又遭遇仆人背弃，在“魂魄已游墟墓”之际，狐女挺身而出，“以药饵石”“榻供甘旨，殷勤过于夫妇”，因此石某得以痊愈，之后狐女又资助他博取官位。《丑狐》中的穆生，深陷“家清贫，冬无絮衣”的窘境之中，丑狐与之温存过后，言：“倘得永好，勿忧贫也”。二者都是救人于困难之中的形象。这样的笔法凸显了女性对于爱情的主动性，展示了她们非凡的能力和优越的自身条件，同时也打破了封建礼法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制。
封建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女性没有话语权。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反现实而行之，许多故事都将叙述重点落在了女性对男性的救赎上。她们温柔善良，有着非凡的能力法术，主动帮助他人，大胆追求幸福，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爱憎分明的情感。《聊斋志异》通过女子极富主动性的爱情模式来解构男权世界，使女权在这个人鬼狐妖紧密联系的世界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与发挥。
二、落魄男子被救赎的意外性
《聊斋志异》的这类故事中并没有给男女相遇相知过多的酝酿铺垫及细节描述，男女的相遇几乎都是有着惊人意外性的。《武孝廉》中石某在生命垂危之际偶遇与他同泊一处的狐女，然后恶疾被治愈，经济危机也得以解除，整个过程带有着明显的突发性与偶然性。狐女的解危之情，“情”字是停留在恩情这个层面上的，狐女的照料和金钱资助，带给石某的是感动，感动之外未必不会有侥幸心理的存在。此外，石某第一眼看到狐女时，目测年龄“妇四十余”，而“时石三十余”，近十年的年龄差距，致使石某病好之后对狐女的态度是“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由此可见，石某与狐女基本上是没有爱情基础的，这也就为之后石某富贵忘本埋下了基础。
《丑狐》中穆生则是由于经济困窘与丑狐硬“生情”的。一贫如洗的穆生在发呆之时，丑狐突然闯进来求欢，“生惧其狐，而厌其丑，大号”，当“女以元宝置几上，曰：‘若相谐好，以此相赠。’”时，穆生马上“悦而从之”。由此来看，穆生与丑狐间的关系比石某与狐女间的更为意外和荒唐，完全靠金钱来维持，故之后穆生的背叛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女性施援的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男子被救赎的意外性，再加上情感基础的缺失或残缺，激发了轻薄子富贵忘本的劣根性，从而导致了女性复仇的必然性。
三、轻薄子富贵忘本的劣根性以及女性复仇的必然性
《聊斋志异》中女子复仇形象的塑造，是女性面对男权世界的压迫时发出的振臂一呼。
《武孝廉》中石某受惠于狐女，临别之际与狐女相约求官之后与之同归，但石某却“因念妇腊已高”，背弃诺言。待狐女找上门后，石某又百般防备与猜疑，甚至起了杀心。狐女在石某企图加害她时，使用法术迫使他吐出了那颗曾令他起死回生的药丸。最终石某旧疾复发，吐血而死。《丑狐》中穆生受丑狐资助摆脱穷困之后，对丑狐心生厌倦，请术士画符于门，丑狐指责穆生“背德负心，至君已极”，施展法术令其贫困如初，并使一只猫首狗尾的动物啃食穆生的脚趾，最终穆生家败足残，自食恶果。
蒲松龄在《丑狐》结尾说道：“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在他看来，无论人鬼妖狐，女子受到欺凌与背叛时，可以通过法术计谋来复仇雪恨，维护自身的尊严和利益。
四、复仇的渊源浅析
蒲松龄喜读《庄子》、《列子》等书，并深受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他自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此外，科举考试的屡屡受挫，官吏欺压百姓的黑暗现状，迫使蒲松龄将希望倾注于鬼狐世界，通过虚幻的世界来伸张正义，也通过异类世界来承载自己的精神寄托，获取心灵上的安慰与平衡。所以，承蒙传统文学的影响，受困于现实中的种种不公，蒲松龄打造了复仇主题，这也是书中女性受到不公待遇后开启复仇模式的一个必然因素。
异类女子通过法术复仇，这样一种充满幻想的奇特复仇方式，将本在现实中可能的困难重重变得简单直接。这也寄托了作者惩恶扬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作者将神异的法术，非凡的技能赋予这些被欺骗、被辜负的女性，表达了他对女性的爱护和怜惜，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女性观。
参考文献：
[1]张友鹤：聊斋志异（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安国梁：“论《聊斋》中的“痴负型”故事”，《中州学刊》，1996（6）
[3]王平：“论《聊斋志异》复仇作品的当代价值” ，《聊斋志异》研究，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