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主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并日渐盛行，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不仅为古代文学史的重新审视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引入，有助于我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的研究，并导致道德观、价值观乃至审美观的变化，并有助于构建我国新时期女权主义者所极力倡导的双性和谐的诗学体系。两汉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文学史、美学史乃至思想史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审美特征与价值观念固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基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能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帮助。
一、汉代文学中女性主体性地位与社会身份变迁
1. 汉代文学中女性主体性地位的消解与重构
一般认为，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偶家族与夫权社会产生的催化剂，并直接导致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首次出现于人类社会。在这一背景下，从原始社会群婚制解放出来的婚姻关系，便以家庭的形式凝固下来，并不断消解女性主体地位，使其逐步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生育工具。上述转变从先秦到两汉一路走来，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并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汉代是我国封建礼教初步形成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建议，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正统，从此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也逐步走向单一化。特别是在伦理方面，董仲舒提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这一论断成为封建社会妇女要遵循的三从四德的雏形。而汉代的文学作品则与思想领域的转变遥相呼应，一般认为当时刘向的《列女传》与班昭的《女诫》是当时妇女们社会与家庭行为准则的主要文本。其中《列女传》是以男性的视角所提出的女德要求，而《女诫》则以女性的身份提出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三从与贞节观念的产生界定了两汉时期开始的中国妇女的属下地位，完成了对女性主体地位的消解。但任何矛盾都有其两面性，道德对女性的束缚剥夺了她们的许多权力，但同时又赋予她们另外的权力，也就是这种束缚所造就的性别差异，可以使妇女通过对自身贞洁的肯定来实现某种威望，从而获得某种超越感的心理体验。因此，当前对女性主体性的重构，应避免过分的性别对抗，而应结合社会历史现状，实现双性和谐互动的良好关系。客观而论，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文学中屡受当代女性主义者诟病的作品，其实并非无一是处。例如汉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表达和认同，尤其是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心理活动体验以及审美特征的表达，说明相当部分的作家与作品并没有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位置上，因此并不可全部予以否定。
2. 汉代文学中女性社会身份的变迁
许多中外论著都谈到了女人的三性，也就是女儿性、妻性和母性。三性不仅是中国传统女性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诠释，同时也深刻体现着女性本身的社会身份特征。
在女儿性方面，班昭在《女诫》中指出: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而从女儿一词的结构来看，为儿前加一女字，说明虽然男尊女卑，但是女儿也要担当儿子之道义，也正因为如此，才有班固的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的感慨。汉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体地位的日渐消亡，她们只有通过构建自身的德这一新权力，通过对自身高洁品质的肯定，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反映到女儿性层面，就表现为忠孝、勇气乃至非凡的才能。这些无论真实还是虚构的女性形象，也是原始女性意识的某种自然流露。
在妻性方面，随着汉代以来封建礼教的逐步形成，女性被限定在家庭之中，同时也要承担与之相对等的各种义务。除了操持家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对丈夫的绝对忠诚，即使死了也不可停止。但另一方面，道德对男性的约束很轻，面对丈夫的背叛，女性唯一可以动用的力量就是情与理。因此，在汉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怨妇的形象屡见不鲜。汉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诗歌通过男女主人公真挚的爱情和悲剧性的结局，告诫父母不要无端干涉子女的情感，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意义。班婕妤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弃妇，其失宠之后，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活下去。她在《自悼赋》中说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她本人也因此成为封建时期女性的道德典范。
母性是汉代文学作品中妇女的第三重身份。如果说当时妇女的妻性身份主要通过贤淑与勤劳的道德品质获得，那么母性则主要展现在教育方面。例如班昭在《女诫》的第四章明确提出德、言、容、功等关于女性的四大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女性美的最早界定，其强调的并不是外表，而是教育作用之下的内在美。也正是因为教育使得当时的母亲们能够实行举止上的自我规范，才有机会在当时的夫权社会中一展才华，为自己赢得地位。
二、汉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艺术发展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学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同时在艺术性上也呈现出发展变化的特征。女性形象在艺术上突破了先前时期那种简单与粗糙，创作手法日渐提高，并逐步走向成熟。
1. 从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
汉代的文学创作主要以诗、赋为主，其中诗歌到汉代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赋的产生相对要晚得多，但是也在汉代趋于成熟。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样式在两汉时期的发展状况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文学创作逐步摆脱生活的束缚，使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逐步显现出来，从而使文学作品迈向艺术真实。文学特征的变化也反映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以诗歌为例，先秦时期的《诗经》大多描摹的是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形象，其中的思妇往往十分大胆、热情，同时还具有一丝泼辣。而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则褪去了热情与泼辣，显得温柔和敦厚，呈现出一种思而不怨的特征，这些思妇形象已经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化处理，将现实生活中诸多女性的美好特征集于一身，这种艺术化的女性形象，显然比生活原型更具韵味和美感。
2. 女性形象从平面化向立体化演进
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表现手法、篇幅等诸多限制因素的影响，对女性人物的表达多是基于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和侧面，因此这种表达具有明显的平面化特征，也就是只展现了人物的一个侧面，丰满性稍差。汉代初期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仍有此方面的不足，例如《陌上桑》中对秦罗敷的表达重心是她的贞节，其他方面较少涉及。而后来的文学作品则产生了明显的进步，例如叙事名篇《孔雀东南飞》的篇幅明显加长，因此可以依靠足够的笔墨展现人物特征，塑造出性格特征丰富的立体化人物形象。其中的主人公刘兰芝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她擅长女红，对家人恭敬孝顺，对丈夫尊重忠贞，表现出其性格上温顺的一面。当她被弃还家，面对兄长逼婚，万不得已以死明其志，又表现出其性格中刚烈的一面。这一形象就比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丰满了许多，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3. 表现手法的多元化
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侧重于写实，较少利用文学化的表现手法。进入汉代以来，文学迅速发展，文学化的表现手法使用逐步增多，并体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例如《诗经》中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虽然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表达的先河，但是显得比较单纯。而汉乐府在女性形象的文学表达上就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例如《陌上桑》中就运用了反衬的手法来描写罗敷的美丽。而在《羽林郎》中作者则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胡姬的服饰打扮。上述描写显然并非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却收到了绝妙的表达效果。而到了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各种表现手法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开篇的比兴，紧随其后的排比，还是对府君送来聘礼的夸饰，抑或焦刘分别时的旁观者口吻，都促进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章的艺术美感。
三、汉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审美特征
汉代一统天下，从根本上结束了自周代以来近千年的割据与战乱。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与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迅速提升，这为女性的装饰美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文人对女性的推崇与歌咏也为女性的装饰美提供了文化土壤。此外，随着独尊儒术的推行以及《列女传》、《女诫》的出现，忠贞成为女性品德的主要内涵。所以，汉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审美特征产生了较大变化。
1. 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修饰美
诗歌、辞赋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体裁，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外在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十分注重外在修饰，所有出场的美女们基本上都是满身绫罗、满头金银。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对郑女曼姬的描写: 被阿緆，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溪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葳蕤，缪绕玉绥。再如班婕妤的《捣素赋》中对赵女的描绘: 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这些上层女子们衣着华丽，配饰精美。不仅上层的高贵女子如此，就连下层劳动妇女的打扮也莫不如此。例如《羽林郎》中对胡姬的描述虽为夸张之辞，但是其注重外表修饰的风尚仍然让我们为之瞠目。由此可见，汉代女性的衣着打扮开始日趋奢靡，这与《诗经》中女性的朴素之美和《楚辞》中美人佩戴香囊的高雅境界已经大不相同。正如晋代葛洪所言: 古者事事醉素，今者莫不雕饰，时移世改，汉代已然。
2. 男性文人对女性之美的推崇
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指出: 汉代的文学其实就是楚文化，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对汉代的诗赋进行分析发现，这些作品中文人对女性之美的描述，确实深受先秦时期《楚辞》文学美学特征的深刻影响，不仅对女性之美的描写十分夸张，而且还穷形尽相、几近完美，这一特征从西汉张衡的《七辩》中可见一斑。
汉代男性文人对女性之美特别推崇，达到了自先秦以来对女性之美的终极，同时也将女性之美的推崇在文学塑造方面达到了极至。他们关于女性的审美特征成为我国古代相当长时期内度量女性美的标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以及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3. 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节操之美
如果说修饰之美是汉代女性形象的外在之美的话，那么节操之美则是女性形象的内在之美了。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节操之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妇女对丈夫的忠贞，二是妇女们对双亲乃至国家的忠孝。
前文提到，自西汉以来儒学逐渐成为中心，因此男忠女贞成为社会思想以及文学作品的主流，汉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极尽其美，另一方面却极少二三其德。无论是《陌上桑》中的罗敷，还是《羽林郎》中的胡姬，虽然都是社会的下层妇女，但是都在操守上表现得极为坚贞。而《上邪》中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更是流传千年的表达对爱情坚贞专一的名言佳句。正是这些诗歌对女子纯洁忠贞的反复咏叹，才使得汉代女性形象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从而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此外，汉代文学中还出现了王昭君和花木兰两个女性形象。王昭君为国出塞和亲，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出征，都使她们成为形象高大的英雄，这些文学作品将女性形象上升到了忠君报国和孝敬父母的高度。由此可见，汉代对女性的审美还是以儒家正统价值观为核心，将德行之美置于外在之美之上，从而暗合了班昭《女诫》对女性美的要求。
四、结语
整体而言，汉代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虽然并不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些作品及其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对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主体地位的消解与社会地位、艺术发展以及审美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启示我们: 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应该尊重历史、强调和谐，应该通过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爱情观、审美观、价值观的弘扬，构建现代社会的男女双性中心关系，而不是对夫权社会的简单否定及重回母权崇拜的历史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