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妻子对丈夫不忠，并要求奸夫杀死亲夫，奸夫激于义愤，却将情妇杀死，此类故事自唐中期产生以后，即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到了明代，又异变为奸夫看见亲夫疼爱妻子，即因痛恨情妇背叛亲夫而将其杀死。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著名小说《竹林中》更描写了强奸者因为看到被强奸者对丈夫不忠，而要将其杀死的情节。如果说前者作品中的奸夫形象尚有正义一面的话，后两者则纯属邪恶。此类作品的产生和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红颜祸水的思想密切相关。
关键词：盗亦有道男尊女卑红颜祸水
文学作品中的奸夫一直是令人不齿的反面形象，其中尤以《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为典型代表。但在中外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盗亦有道”的奸夫形象，尽管和人通奸，但当他认为情妇在肉体或感情上对亲夫有所伤害时，挺身而出，将情妇杀死。为什么会出现此种另类的奸夫形象？本文试图略作分析。
此类人物形象最早出现在中唐沈亚之所作的唐传奇《冯燕传》中，该作叙述魏人冯燕平素好任侠，因搏杀不平逃亡滑州。后与滑州将张婴之妻有私情，张婴知后，屡殴其妻，引起妻党不满。一日冯燕恰在张妻室中时，张婴醉酒归来。冯燕躲藏于门后，却发现头巾落在枕下。此时张婴已昏睡，冯燕指头巾欲取，张妻却递上头巾旁之佩刀。冯燕杀张婴妻而去，张被诬为凶手。将就戮，冯燕挺身而出，自白其事，终得免死。
沈亚之在文后的议论中说道：“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其宾党耳目之所闻见，而谓余道元和中外郎刘元鼎语余以冯燕事，得传焉。呜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从这段议论中可知作者取材于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他创作的目的除了戒淫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歌颂冯燕的义气。沈亚之认为冯燕的义气体现在三件事情当中：一是在魏时因路见不平而拔刀杀人；二是杀死自己的情妇，因为她要谋害亲夫；三是当张婴被冤枉时，挺身而出，慷慨赴义。在沈亚之的叙述中，冯燕的行为不仅感动了当地的官员，甚至连皇上也被感动，导致“下诏，凡滑城死罪皆免。”
在本传奇中，最重要的情节是冯燕杀张妻一事，如果加以仔细考察，会发现原因并不在于张妻背叛张婴。在冯燕和张妻偷情这件事情上，主要责任并不在张妻，虽然作者把她描写成一个“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但作者又写道：冯燕“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可见是冯燕主动勾引张妻。如果主动勾引他人妻子，又以对方不忠于丈夫为借口而将之杀死，于情于理均不合。
冯燕杀张妻的主要原因是张妻递佩刀给他，此时张妻误会了冯燕的意思，因头巾“中堕枕下，与佩刀近……燕指巾令其妻取”，张妻自然就认为冯燕是要取刀杀张婴。而且因为张婴“累殴妻”，导致张婴“妻党皆望婴”，可见殴打非常严重，张妻对张婴怀恨于心也可以理解。虽然就我们现代人的观念认为张妻递佩刀给冯燕是情有可原的，但古代的士大夫们却普遍认为张妻太过歹毒，如果说张妻与人偷情仅仅是道德层面有所亏欠的话，她要杀张婴就严重违背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
作者用“燕熟视”三个字表现冯燕的心理过程，而他杀张妻则是非常心狠手辣，“断其妻颈”，而且杀完之后没有任何留恋，“遂巾而去”。
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勾勒出整个故事的逻辑关系：冯燕勾引张妻→张妻被张婴殴打→张妻痛恨丈夫→冯燕与张妻偷情时突遇张婴→冯燕欲取头巾逃跑→张妻误会递上佩刀→冯燕杀张妻而去。
如果不是最终张婴几乎被问斩一事，我们似乎要误会是张婴和冯燕设计陷害张妻，两人共同安排好一个圈套等着张妻这个可怜的女性往里钻。
本传奇中三个主要人物，冯燕勾引人妻后又以义为借口杀之，张婴经常因妻子不忠而痛打，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过错，只有追求爱情的张妻最终顺理成章地身首异处。而就是这篇非常明显体现夫为妻纲思想的作品却被后代不断改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母题。
汪辟疆先生曾说：“冯燕事，在唐时盛传。其见诸歌咏者，则有司空图之《冯燕歌》，至宋曾布又演其事，为《水调大曲》。皆本沈下贤《传》而衍为长篇者也。”
晚唐司空图的诗歌《冯燕歌》对冯燕作了充分的美化，首先把冯燕和张妻相识的过程改写成张妻主动勾引冯燕：“掷果潘郎谁不慕，朱门别见红妆露。故故推门掩不开，似教欧轧传言语。冯生敲镫袖笼鞭，半拂垂杨半惹烟。树问春鸟知人意，的的心期暗与传。”同时，为了表现张妻杀夫没有任何理由，纯属内心歹毒，删除了张婴殴打张妻一事。而在冯燕屠杀张妻的过程中，更对冯燕的心理作了详细的描写：“尔能负彼必相负，假手他人复在谁？”给冯燕的杀人行为增添了正义的理由。最终作者又直接出面歌颂冯燕：“千古三河激义风。黄河东注无时歇，注尽波澜名不灭”。
到了宋代，曾布的大曲《水调歌头・冯燕传》，内容和《冯燕歌》基本相似，只是增加了描写张妻美貌以及被杀之后凄惨场景的诗句，这也许是受了《长恨歌》的影响。结尾则和《冯燕歌》一样直接歌颂冯燕：“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河东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难泯。”就这样，被现代学者评价为“盗张婴妻，淫而杀之，何侠之有”。的冯燕在古代士大夫的笔下却成了名留青史的义士。
钱钟书先生认为“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向拱杀所私潞氏妻事，《纪录汇编》卷二。一陆《病逸漫记》北京马姓事，又卷二二祝允明《前闻记》某校尉‘床下义气’事，均与冯燕行径大似，《贪欢报》第八回铁念三事所出也。”据李剑国先生考证，类似故事有六则之多：“后世记载亦有类冯燕事者。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向中令徙义》之向拱杀所私潞氏妻，事又见上官融《友会谈丛》卷中，明陆《病逸漫记》之正统初北京马姓杀所私里妇，祝允明《前闻记・床下义气》及《野记》之洪武时京师校尉杀所私邻妇，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之洪武时京城少年杀所私校尉妻，明话本集《贪欢报》第八回《铁念三激怒诛淫妇》之营兵铁念三杀所私崔妻，凡此皆是。《三刻拍案惊奇》第九回《淫妇情可诛，侠士心当宥》入话演冯燕事，正文所叙永乐时役缉耿埴杀所私董文妻邓氏，亦冯燕型故事。” 此六则故事中，《铁念三激怒诛淫妇》和《淫妇情可诛，侠士心当宥》两篇话本小说和《冯燕传》情节大致类似，另外几篇则有所不同。
《向中令徙义》中向拱杀所私潞氏妻，是因为后者与邻人之子谋，许钱数十千，并应许嫁之，邻家之子将其夫潜杀而埋之，向才责所私妇人曰：“尔与人私，而害其夫，不义也。尔夫死，盖因我，我不可忍。”此文加进了邻家之子这一人物，并说两者已经将亲夫谋害，向拱激于义愤，才将两人一并杀死。此文中的向拱和冯燕相比，增添了很多正义性，可称为真正盗亦有道的奸夫形象。虽然作者把向拱描写成正义凛然的形象，但没有任何直接出面歌颂，而且向拱是亡命后，
“会赦方归”，可见作者的记叙比较客观。
《病逸漫记》、《前闻记》、《菽园杂记》中三篇故事的情节大致相似。先看《病逸漫记》中北京马姓杀所私里妇事：
正统初年，北京东角头有马姓者，通其里妇某。遇妇之夫自外归，马潜隙以伺。至五鼓，夫起有他出，以天寒不欲其妇同起，且为之覆被，按抚极其周至，然后去。马窃视之甚审。因念其夫之笃爱如此，而其妇乃反疏外通于人，甚为之不平，入厨中取刀杀其妇而去。后以夫杀死坐其夫弃市。马遂陈其见杀之由，曰“是某杀之也。”监刑者止其事，遂皆释之。
此文中马姓者所作所为甚为荒唐，自己和他人之妻私通，等到看见对方丈夫对妻子甚为爱护，即认为情妇不应有负于亲夫而将其杀死。此马姓者行为中，唯一正义的一点是丈夫即将被杀时自己能挺身而出，而竟然他最终也被释放。
再看祝允明《前闻记》中《床下义气》一事：
洪武中，京师一校尉与邻妇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出，即入门登床。夫忽复归，校仓惶伏床下。夫入房，妇问曰：“何故才去又回？”夫曰：“我既行，见天寒，忽思尔熟寝，足露于衾外，恐尔冷，来为加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曰：“彼爱其妻至此，此妇乃忍负之而与我私耶！”即取刀径杀其妇而去。少顷，有卖菜翁常供蔬妇家，至是入门，见无人即出，邻人执以闻官。翁不能明，竞诬伏，狱成。将弃市，校出登场大呼曰：“某人妻是我杀了，奈何要别人偿命！”遂白监决者：“我要面奏。”监者引见，校曰：“告上位，此妇人是臣杀了，不干卖菜老子事。”上曰：“如何？”校曰：“妇颇有姿色，臣实与之通奸。其日臣闻其夫说话，臣因念此妇忍负其夫如此，臣在床下，一时义气发作按不下，就杀了他，臣不敢欺，愿赐臣死。”上叹曰：“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可佳也。”即释之。
此文和《病逸漫记》相比，情节更为生动，并添加了卖菜翁这一人物。最终被释放的原因是“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可见祝允明也认为此校尉的所作所为是正义行为。
接着看《菽园杂记》中一文：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关姿，日倚门自炫。有少年眷之，因与目成。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五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一二步，复还。以衣覆其妻，拥塞得所而去。少年闻之，既与狎，且问云：“汝夫爱汝若是乎？”妇言其夫平昔相爱之详。明发别去，复以暮期。及期，少年挟利刃以入，一接后，绝妇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报其夫。归，乃摭拾素有仇者一二人讼于官。一人不胜锻炼，辄自诬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伏罪云：“吾见其夫笃爱若是，而此妇忍负之，是以杀之。”法司具状上请，上云：“能杀不义，此义人也。”遂赦之。
此文中的少年更有心计，看到丈夫疼爱妻子后还要“与狎”，又约好相会日期，第二晚则“挟利刃以入”，在“一接后”，将此妇女杀死，杀的过程也是心狠手辣，
“绝妇吭而去”。如果说前两文中的主人公是激隋杀人的话，此少年则很明显是预谋杀人，而他竟然也被认为是义人而被释放。
此三则故事中，夫妻之间感情似乎较为深厚，丈夫怕妻子寒冷，或起床时或半路折回替她盖被，而妇女也并没有害丈夫之意。奸夫仅仅是因为看到丈夫疼爱妻子的情景后，就想：“彼爱其妻至此，此妇乃忍负之而与我私耶！”即将她杀害。祝允明把此种行为评价为：“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可佳也。”陆容也评价为“能杀不义，此义人也。”可见士大夫普遍认为此行为是正义的。
在中外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与《冯燕传》情节区别很大，但主题大致类似的作品。先看《皇明诸司公案》，余象斗在其卷一“人命类”《左按院肆赦误杀》中，记载了如下情节：安宁县秀才樊士会与库吏文达节之妻有私。一夜文达节归家捉奸，其妻却让樊持刀藏于门后，要求其待文进门后杀之。但因当时天气昏黑，樊望门边人影一刀斩之，却正中其妇，遂弃刀逃走。县主不问情由，妄断文达节疑妻有奸，故于夜杀之而托言贼也，遂判死罪。樊得知后恻然怜念曰：“我淫人妻，误杀其命。今又陷入夫以偿命耶！纵逃人诛，岂无天谴？”即到官自首。左按院判曰：“淫妇之死，自不足惜。杀夫之谋，又幸未成。减死为义士之旌，编管示淫人之戒。”免死改为流刑。
余象斗认为即便奸夫原来是想谋害亲夫的，只要他所杀的是淫妇，即可赦免，因为“淫妇之死，自不足惜”。
此类母题在日本文学中也时有表现，日本小说《竹林中》即描写了类似情节：盗贼将武士绑在一边，又当着他的面强奸其妻子。随后在盗贼的花言巧语之下，武士妻子愿意跟随他而去。临走时，她却突然要求盗贼将武士杀死。“连盗贼听到这话时，也骇然失色了”。他一脚把武士妻子踢倒在竹叶上，问武士道：“这女人要怎样发落？杀掉她？或是留她一命？你只要点头回答，要杀吗？”而武士认为：“这句话，足以让我原谅盗贼所做的一切罪恶。”
可见芥川龙之介的思想和我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如出一辙，他甚至认为强奸者只要将淫妇杀死就可被原谅。
综上所述，《冯燕传》成为一个重要母题之后，类似创作就不断出现。此类母题的文学作品可以很清晰地分为如下小类：情妇与他人合谋将亲夫杀死，并将详情告知奸夫，奸夫激于义愤将情妇杀死；情妇要求奸夫杀亲夫，奸夫却激于义愤将情妇杀死；情妇与亲夫感情深厚，奸夫以对方背叛亲夫为由将其杀害；情妇要求奸夫杀亲夫，奸夫答应后却不慎将情妇杀死；被强奸者与强奸者产生感情，要求其杀亲夫，强奸者激于义愤而杀被强奸者。 尽管情节有所不同，但作者都无一例外地把男性主人公刻画成一个讲道义的正面形象，即一个男人，无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在他看到女性要损害男性利益的情况时，挺身而出，他就应该是值得赞美的。
在上述众多作品中，男性不想谋害情妇的亲夫自然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想谋害情妇的亲夫也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所杀的是淫妇。相反，如果女性想谋害亲夫自然是不可原谅的，即便她不想谋害亲夫也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丈夫对她有恩，她就应该知恩图报。这就把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毋庸讳言，此类妇女的行为自然是有过错的，问题是此过错是否要以生命为代价？而犯有同样过错的奸夫是不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可以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而“以理杀人”？
如果说冯燕和向拱的人物形象中尚有正义一面的话，另一些奸夫的行为则恶劣之极。
李剑国先生将冯燕评价为：“冯燕一强悍之徒，私人妻室复杀之，固为劣行，然杀妇乃以其不义（刀授燕令杀夫），复又能自首雪不辜，诚属义举。亚之赞其为古豪，又责其‘淫惑之心’，抑扬不失分寸。”从这个角度评价自然有一定道理，张妻毕竟要谋害张婴，冯燕最终又挺身而出，为张婴申冤。
至于《竹林中》，盗贼先是强奸妇女，又以此妇女背叛丈夫为由而要杀害她，而丈夫仅仅因为他的这一行为就原谅了他。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男尊女卑的等级社会中，只要不违背上下尊卑的社会规范，其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可以饶恕的，而一旦下等阶层对高高在上者有所不恭，他就是万恶不赦的。
《竹林中》盗贼问武士应该如何处置其妻子，要杀还是留她一命？这段描写很清楚告诉我们，妻子的生死是由丈夫决定的。在一个提倡“夫为妻纲”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在法律上原本就有不同的规定，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这些所谓“义士”的“道义行为”其实就是对等级社会的维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要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