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对文学有“相关性”要求。在反映战争和灾难这样特殊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事件时，文学常常会因为“相关性”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大营救》中有很多故事主角的“自叙”，采用连串对话、细节描绘、数字罗列、夸张比喻等方式，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营救过程中那一环扣一环、惊心动魄的脱险过程，作者不是新闻记者胜似新闻记者的在场感和对真实性的忠诚可见一斑。
作者行文的情绪是收放自如的，节奏是松弛有度的，与其说他是在构建一个历史上早有的故事，不如说是他胸中的澎湃在引导他与读者一起去冒险。该叙事的时候，他就去紧锣密鼓地布局，需要鼓动情绪的时候，他大声呼唤，会议开着开着，他就激动起来，胜利完成任务，他和主人公一样欢呼起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出来，但又不过分用力，也不干涉主人公的情感表达，恰如其分，浑然天成。可以说，正是这种极度的自豪感和无限的荣誉感融为一体的“政论”性质的历史文学作品，极大地满足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需求。
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和文学阐释语境的转变，一部作品很容易变成“过时”的废品和时代的“残骸”，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会有难度，甚至会有偏差的阅读感受。《大营救》作为一部历史纪实小说，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感，还有一种普遍的情感内容。多年后，作者的议论和抒情手法也许会被读者淡忘，但那梦魇一样的惊险场景刻画，像是已经深扎记忆要害的细长又尖锐的芒刺，每当想起便不胜唏嘘，正如那句著名的台词：“回首往事，不过虚惊一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大营救》若是改变成电视剧或者电影，也是极为合适的。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当代文学叙事史上出现了一种“简单粗暴”叙事模式，简单来说，当时许多作家满足于平庸乏味的个人经验的叙写，对生活和事件没有探究的欲望，往往流于表象化或者闹剧化的表现手法。王国梁擅长于同时塑造多个人物，他似乎天生具有对复杂事物的敏感，以及对表现否定性的自觉。从《沧海英雄》、《广东人是天下的眼》开始，他对于恢弘的画面以及众多人物的“适配性”刻画，就逐渐呈现炉火纯青的把控能力。
《大营救》全书涉及几百个人物，精心刻画的也有几十个，无论是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张友渔、蔡楚生、胡蝶等被“营救”的文化精英，还是组织营救的廖承志、尹林平、张文彬、曾生 、潘柱、罗衡、陈勇、小巢等等，亦或是日本“鬼子”酒井隆、池本大佐、久田幸助，每个人都是“活”的，性格鲜明的。如果说历史事实是可以查证的，那么历史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被放在了第一位。王国梁笔下的人物，浑身都是“戏”，走到哪，哪就是一串故事，每出现一个人物，就如同“立起一座大山”。整部作品看下来，群山巍峨，又各具姿态，有大格局，也有小细节，有铿锵玫瑰的柔和线条，也有铮铮铁骨的分明棱角，很有质感和力度。
好奇，是小说家的天性。如果缺乏对史实的好奇，很容易沦为早期一板一眼、平正无趣的报告文学。王国梁善于推演，也善于渲染气氛。简单说来，他是可以跟笔下人物“对话”的。以《大营救》中描写何香凝为例，对待曾经是老农会会员的农民老伯，她耐心又易感，“鼻子一酸，差一点溢出泪水”，继而“蘸墨挥毫”，潇洒大气;面对陈立夫的“特使”，她“纵声大笑”、“柳眉一扬”、“朗声笑道”、“拂袖入内”，寥寥几笔，将何香凝的铁骨正义、爱憎分明和狗腿子的谄媚、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比，捕捉得很巧妙，直到最后一句“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把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剧情设置推向了高潮。真正具有灵魂的作品，不仅仅是讲好一个故事，更是让故事中的各色人物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动机、欲望和性格，而不是靠作者用自己的话语来给他们下定义。这一点上，《大营救》显然做得很到位。
卡尔维诺说，文学写作在本质上更接近农业的劳作。这说明了文学写作是无从偷懒和投机的，有几分耕耘，就有几分收获。王国梁多年兢兢业业，对待写作始终保持有一颗尊重和赤诚的心，才有了今天《大营救》这部华丽又不空洞、朴实又言之有物的长篇历史文学作品面世，实乃未曾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代读者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