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序》具有杂采百家经传的性质，并融合了刘向的创造，具有丰富的中国古典写人技巧，是塑造人物艺术手法的宝库。具体来说，该书主要采用了十种塑造人物的技巧;《新序》中少量的“累积性”人物比绝大多数的“闪现型”人物形象更为丰满鲜明。
关键词：刘向 《新序》 塑造人物
《新序》是一部“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1]（P322）的书，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故事进行说理，故事人物众多给这部书增添了不少文学色彩。据笔者统计，其中约有450个人物形象（不含不确定的人物，如《杂事二》“齐有妇人”章中的“左右”，《杂事四》“有司请事于齐桓公”章中的“有司”，“晋文公伐原”章中的“原人”“温人”之类），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有240个左右，主要有君主、人臣、普通百姓（含没做官的士）三类。因为刘向对故事“根据表达的需要，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润色”[2]（P13），所以其中人物的塑造，既有所出典籍的基础之功，又有刘向的改造之力。
总的来说，《新序》中的人物具有类型化、性格较为单一的特点，但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正如谢明仁评价《说苑》的人物塑造所说：“读完这些故事，尽管我们看不出人物性格的前后发展变化，但对于这个人物形象的把握，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画出个轮廓来的。”[3]（P256）“看不出人物性格的前后发展变化”“大致画出个轮廓”也正是《新序》所有人物形象的特点。用吴志达的话说：“人物形象尚欠丰满，但某一性格特征却较鲜明。”[4]（P63）《新序》具有杂采百家经传的性质，并融入了刘向的创造，具有丰富的中国古典写人技巧，是塑造人物艺术手法的宝库。具体来说，该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十种塑造人物的技巧：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写人
孙耀煜、郁沅、陆学明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提到：“对话，是通过人物之间交谈方式进行的。言为心声。……人物语言是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它的根本要求是个性化。所谓个性化，是指人物的语言应符合人物的独特身份、经历、教养、职业地位、精神气质、心理状态，从而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点。”[5]（P298）《新序》中的故事有大量的人物对话，有的是长篇大论，有的是只言片语，但却都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能表现出人物某方面的特征。例如《杂事三》“梁惠王谓孟子曰”章梁惠王的话：“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毫不掩饰自己的缺陷，直截了当地讲出自己的喜好，足以显示梁惠王的直率性格。《杂事四》“梁尝有疑狱”章，朱公用两块白璧价钱的不同来说明“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的道理，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表现出他商人、富豪的身份。再如《杂事五》“齐闵王亡居卫”章公玉丹的两句话，活画出了他的阿谀逢迎、投其所好的谗臣嘴脸。
公玉丹对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贤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
丹又谓闵王曰：“古人有辞，天下无忧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有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盈，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
只有惯于进谗、溜须拍马的人才能在主子逃亡的境遇中说出这样的话。
以上几例都是让人物自己说话来表现自己，《新序》中还有一种借对方的话塑造人物的方式。比如《杂事一》“中行寅将亡”章，中行寅德义薄、赋敛厚的特点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话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祝简之口说出来的：“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不忧其薄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车百乘，不忧德义之薄也，唯患车之不足也。夫舟车饰则赋敛厚，赋敛厚则民怨诅矣。”再如《杂事二》“昔者”章，燕相重财轻士的性格也是借门下一大夫之口反映出来：“亦有君之不能养士，安有士之不足养者？凶年饥岁，士糟粕不厌，而君之犬马，有余谷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体不蔽，而君之台观，帷帻锦绣，随风飘飘而弊。”《杂事五》“子张见鲁哀公”章揭示鲁哀公不诚心用贤才也同样如此，子张所讲的“叶公好龙”的故事使他的这种本质暴露无遗。
二、用行动塑造人物
《杂事四》“边亭之瓜”章，写梁大夫宋就，借边亭之瓜被楚人嫉妒骚扰，采取以德报怨、息事宁人的办法，终于取得化敌为友、睦邻友好的效果之事，表现出政治家的气度和才智。《节士》“延陵季子剑挂徐君墓”章，通过延陵季子心许赠徐君宝剑的心理和将宝剑挂徐君墓的行动，生动地展示了延陵季子不欺心、不伪心、重信义的品格。“介子推不受晋爵”章描写了介子推宁被烧死而不受晋封爵，刻画了介子推清高耿介的情操。“苏武”章，记叙苏武出使匈奴，不为贵爵、重禄、尊位所诱，守节不移，虽有斧钺汤镬之诛而不惧，坚决不降，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这种手法在此书中非常普遍，不一一列举。
三、通过细节来刻画人
游国恩在评价《世说新语》时，曾对这种手法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6][P307]《新序》中的一些细节也有同样的效果，例如《杂事一》“禹之兴也以涂山”章，写樊姬听了楚庄王“今日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贤相为虞丘子的话后，“掩口而笑”这个细节，就很能展示樊姬的人格风貌。笑而掩口，是因为面对的是君王，大笑失礼，也有可能使庄王误会这是嘲笑他而使他发怒，所以这个细微的动作就写出了樊姬的守礼而又谨慎，当然这个动作也能传达出她作为女性所特有的娇媚。再如《节士》“齐大饥”章中的饿者在听到黔敖“嗟！来食！”话之后所做的“扬其目而视之”的细节，这与他开始来的时候“蒙袂接履，贸贸然来”，用袖子遮着脸，趿拉着鞋，两眼昏花的状态很不相同，这时候眼睛放亮了，表现出一种受侮辱之后的愤怒在其，传神地表现了这位饿者宁死也要保持人格尊严的性格特征。再如《义勇》“崔杼s庄公”章在晏子说了“婴闻回以利而背其君者，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的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话后，崔子放他走后的一个细节： 崔子舍之，晏子趋出，援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驰不益生，缓不益死。”安行成节，然后去之。
这个细节中的一系列动作：趋出、授绥、乘、拊其手、说话，让我们感受到此刻晏子的勇敢、沉稳与细心，与上文他不为利诱的忠诚和不与坏人同流合污的坚贞相得益彰。
四、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
这种手法在《节士》《义勇》《善谋》（上、下）四卷中运用得较多。像《节士》“申包胥”章，楚国被吴所灭，申包胥在国家危亡时刻主动挺身而出，去秦国求救，但是秦国不答应出兵，这样就形成了申包胥“乞援”和秦哀公“不出兵”的矛盾冲突。而接下来申包胥“倚于庭墙立哭，日夜不绝声，水浆不入口，七日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答应出兵，化解了矛盾。这一过程中申包胥为国奔走、强烈的责任感、伟大的爱国热情全部展现出来。“公孙杵臼、程婴者”章也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故事的矛盾冲突表现在一方面屠岸贾要杀赵氏孤儿，一方面公孙杵臼、程婴要保赵氏孤儿。开始的时候，随着屠岸贾的步步紧逼，气氛愈来愈紧张，先是屠岸贾和韩厥朝廷争论赵氏该不该杀，继而是屠岸贾将赵家满门抄斩，这时赵朔的太太生了赵氏孤儿，屠岸贾听到后赶到宫里追杀，然后是公孙杵臼、程婴谋划营救，用别家的一个婴儿顶替赵氏孤儿，保全了他的性命，公孙杵臼被杀害，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程婴也自杀。公孙杵臼、程婴的受人之惠则死人之难，忠心报主的性格就表现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善谋》（下）“汉五年”章，故事一开始就把人物放到十分激烈的冲突中，刘邦追击项羽到阳夏南部，与韩信、彭越约定好了会合进攻，但两人却没按时会合，楚军把汉军打得大败。这个故事中出现了双重矛盾，一是刘邦和项羽的矛盾，一是刘邦和韩、彭两人的矛盾，而张良却能出奇谋巧妙化解两个矛盾，张良的足智多谋展现无余。
五、使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
《杂事一》“秦欲伐楚”章，把昭奚恤与令尹子西、秦使者作对比，对于楚王“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的问题，令尹子西的回答是：“臣不知也。”而昭奚恤却能直言秦的真正用意：“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国之宝器，在于贤臣，夫珠宝玩好之物，非国所宝之重者。”面对秦国使者，昭奚恤表现得胸有成竹，慷慨陈词，而秦国使者却是“萑晃抟远浴保两相对照，使昭奚恤明察事理、舌辩明快透辟的才能表现得十分突出。《刺奢》“鲁孟献子聘于晋”章，孟献子和韩宣子两个人物也形成鲜明对比，韩宣子的奢豪与庸俗使孟献子显得更加高贵与伟大。
《节士》“原宪居鲁”章对子贡和原宪衣着打扮的描写显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子贡闻之，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冠叶冠，杖藜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衽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
不同的穿着打扮反映两人的不同人生处境、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风貌。
谋臣策士互相辩难，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刻画出谋士的不同风采。如《善谋》（上）“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章中的卫鞅、甘龙、杜挚对于是否变法各持己见，卫鞅舌战群雄、坚定变法的立场显出一个改革家的决心和气度，甘龙、杜挚保守护旧、抵制革新的立场显出他们谨小慎微、求安求平的思想。“秦惠王时蜀乱”章的司马错与张子就“伐蜀”还是“伐韩”展开辩论，两人分析利害得失，各执己见，展现出各自作为谋臣不同的眼光和韬略。《善谋》（下）“汉三年”章的郦食其和张良对于挠楚权的计谋也形成对比，郦食其的目光短浅、才智浅陋和张良的深谋远虑、思维缜密形成对比。
六、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写人
《新序》中大多是借助另外一个人来烘托主人公，像《节士》“晋献公太子之至灵台”章为了突出太子不因祥瑞对自己有利，就危害父王的忠孝形象，安排了御者这个人物，他坚决主张太子拜祭祥瑞，反对太子自尽，认为此举是失礼，是不孝。有了他的烘托，然后太子说出“吾闻为人子者，尽和顺于君，不行私欲;恭严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国，是君失安也，见国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闻得国而拜其孽，非君欲也。废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国之危明也”“不然，我得国，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谓礼。见S祥而忘君之安，国之贼也，怀贼心以事国，不可谓孝。挟伪意以御天下，怀贼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国之危明也”的话，再伏剑而死，晋献公太子的忠孝形象就更为鲜明。“子列子穷”章中列子的妻子也起这样的作用，对于子阳送来的粮食，她对子列子的做法大为不解，拍着胸口埋怨他不接受相国送来的粮食，表现出与子列子不同的思想境界，而她的出现和做法更利于表现列子“见得思义，见利思害”的高尚的人格和远见卓识。
另外《节士》“晋文公反国”章中的晋文公、《义勇》“崔杼s庄公”章中的御者、《善谋》（下）“赵地乱”章篇中的众人都对主人公的塑造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七、通过人物的外貌、环境描写来塑造人物
《新序》中的故事是不太注重人物的外貌和环境的描绘的，但少数篇章使用了这种手法，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肖像描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杂事二》“齐有妇人”章对无盐女外貌的描绘，“臼头深目，长壮大节，昂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人，f嫁不售，流弃莫执”。这段文字，从正面和侧面描写无盐女的奇丑无比。正面写到她头凹眼深，身材高大、骨节粗壮，隆鼻突喉，脖粗发稀，腰曲胸高，皮肤漆黑;侧面写她三十大龄而无人娶，更衬其丑。但她的胆识与才智和她的相貌却形成对比，她敢于主动求见齐宣王，而又能向他陈述齐国的四大危机，这就显示了这个人物的可爱之处。同时也衬托出齐宣王不以貌取人而重才德的王者风度。类似的肖像描写还有上面提到的《节士》“原宪居鲁”章对子贡和原宪的衣着打扮的描写以及“子列子穷”章对列子的“容貌有饥色”的描写。
在环境描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原宪居鲁”章对原宪的生存环境的描写：“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这段描写突出了原宪贫困的程度，表现了他安贫乐道的性格。 八、以要言不烦的叙述勾勒神态，透露内心世界
这种手法通过第三者之口讲述故事，描述人物，主人公很少出来活动或根本不出来活动。例如《杂事一》第一章“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对舜、孔子两人的塑造，就完全借助于第三者之口，舜和孔子如何孝，有哪些事迹，全凭别人说出。《节士》“屈原者”章、“苏武者”章对屈原、苏武两人的塑造，都采用了这种手法。
九、使用评论性文字进一步揭示、凸显人物性格或某个特征
《新序》故事之后或故事当中经常有一些议论性的话，有些是刘向的评论，有些可能是原书就有的文字，这些语句对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种手法在书中随处可见，我们仅以《杂事四》中三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楚庄王伐郑”章篇末写道：“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庄王之谓也”。“晋人伐楚”章篇末：“孔子闻之曰：‘楚庄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敌还，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也。”“郑人游于乡校”章篇末：“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三句话都是对主人公所作所为的肯定，它们使主人公的形象更为高大。
十、用书信塑造人物
《新序》全书中共出现三封书信，一封是燕惠王写给乐毅的信，一封是乐毅对燕昭王的回信，还有一封是邹阳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信，这些信对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一种刻画人物的方式，它与第一种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是书面的，一个是口头的。燕惠王在信中虽然对乐毅因自己听信谗言而出走他国有表面上的一丝自责，并强烈希望乐毅回国，但他更多地是站在臣道的立场上，责备乐毅此举不合道义，表现出一个君王不虚心认错，又渴望贤者辅佐的性格特征。而乐毅的回信则历述自己对先王的忠心和对国家的功绩，和受到惠王不公正待遇的复杂心情，以及自己最后的选择及其原因，写出了一位有赫赫战功却遭受不幸，又非常明智的武将形象。邹忌的信则表现了他过人的才学，信中大量列举忠而被谗的贤臣的不幸遭遇，借以表达自己的忠心和受谗之怨。读完此信，邹忌受谗言迫害而又对梁王忠心耿耿的贤士形象就会浮现眼前。
《新序》中出现的塑造人物的方式，主要有上面十种。其中第一、二、三、四、九用得较为普遍，而其他五种相对较少。综合运用多种人物塑造方式的情况也存在，在此仅举一例，如：《义勇》“崔杼s庄公”章综合运用语言描写和人物的行动描写，并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用一系列细节加以塑造，突出了晏婴痛斥弑君凶手的胆量，不为利诱的忠诚，威武不屈的果敢和不与坏人同流合污的坚贞品格。
需要注意的是，《新序》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绝大多数的“闪现型”人物，少量的“累积性”人物（借用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的概念）[7]（P33）。当然，后者比前者形象更为丰满。比如孔子的形象在全书中共出现了五次，《杂事一》第一章“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主要表现了他笃行孝道的教化力量，《杂事四》“哀公问孔子曰”章主要写他为鲁哀公言哀，告知哀公为君为政的道理，《杂事五》“哀公问于孔子曰”章写他认为的五不祥，“孔子北之山戎氏”章则表现他对妇人的同情与对苛政的深恶痛绝，“孔子侍坐于季孙”章反映他君臣名分当正的思想，这五章共同展现出来的孔子就是一个血肉较为丰满的形象，他既有孝德，又精治国之术，还对不幸百姓充满同情，对不良政治充满愤恨，爱憎分明。这样的“累积性”人物还有楚庄王、晋文公、齐宣王、魏文侯、晏子、宋玉、管仲、张良，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注释：
[1]赵善诒：《新序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邢培顺：《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材料来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滨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3]谢明仁：《刘向说苑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版。
[5]孙耀煜，郁沅，陆学明：《文学理论教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6]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7]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海涛 云南丽江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 674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