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印度。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可知，佛教大约于两千多年前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而佛教雕塑的传入则要晚一些。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崛起，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16个王朝，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江淮以北的广大地区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民不聊生，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为了安抚民心，北魏皇帝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广大民众经历连年征战之苦，需要精神上的抚慰，也希望通过信仰佛教求得出世轮回。因此，佛教和佛教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兴盛。
一、北魏前期的佛教雕塑
北传佛教由印度北部，沿丝绸之路经由西域、河西走廊向东进入中原地区。在东进的过程中，佛教雕塑艺术不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型艺术、审美观相碰撞、吸收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雕塑艺术。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域的重要通道，东渐的印度佛教及佛教雕塑艺术与汉文化在此交汇。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泛指河西走廊地区)是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早期佛教文化艺术的集大成之地，是佛教文化艺术的传播中心之一，对中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凉州样式佛造像身体雄伟粗壮、造型简洁概括，面相方圆、朴拙敦厚，鼻梁挺拔笔直，嘴唇紧闭、嘴角内敛，神态沉静恬淡。从佛造像薄厚适中的袈裟，流畅而凸起的衣纹线可以看出，其保留有强烈的印度佛教造像的特征。
1962年，在永靖炳灵寺169窟发现的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O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的题记揭示出，永靖炳灵寺石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十六国时期的石窟。以169窟第7号龛立佛为代表的西秦佛造像，身体健硕，造型简洁概括，面相丰润，眉目细长，鼻梁挺拔高直，嘴唇厚重、嘴角紧闭内敛，神态沉静恬淡。立佛自上而下的U字形衣纹线叠襞流畅，显现薄衣透体的特征，体现出其受到印度马图拉佛教造像的影响。在十六国时期，僧侣、工匠往来于中原和西域，向东是西秦，向西就是北凉。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北凉与西秦的佛教造像都是在河西地区本土的基础上，受到来自于印度和西域佛造像的影响，属于同一个造像样式北凉样式。
公元439年北魏灭亡北凉后，太武帝将北凉人，包括僧侣和工匠、技师等在内的北凉百姓尽数迁移至京城平城，这使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与包括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在内的凉州样式在风格上一脉相承。文成帝时期，掌管北魏王朝佛教大权的沙门统昙曜就是来自北凉的高僧。云冈石窟是由北魏皇室建立的第一座大型石窟，昙曜五窟(第16-20窟)是云冈石窟群中开凿时间最早的洞窟。石窟平面呈马蹄形，造像题材以三世佛为中心，本尊造像以北魏开国皇帝太祖以下的五位帝王为蓝本，均为13米以上的巨像(16窟主尊立佛高13.5米、17窟主尊坐像高15.6米、18窟主尊立像高15.5米、19窟主尊坐像高16.8米、20窟主尊坐像高13.7米)，象征着皇帝即如来。昙曜五窟的营造开启了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时代。以昙曜五窟为代表的北魏前期佛教雕塑的特征是造型简练概括，体态健壮浑厚，体躯虽然略显扁平，但短粗的颈部、宽广的臂膀、厚重挺拔的胸部等无不充满着体量感，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伟岸。造像面部方正丰圆，前额饱满宽阔，鼻梁高挺，略微细长的眼睛因镶嵌黑石而目光深邃。雕像的嘴唇棱角分明，嘴角上翘呈微笑状，呈现出一种内省而刚毅的宗教气质。20窟的坐佛外着半披式袈裟，内穿僧祗衣，其衣纹贴体的表现手法与印度马图拉样式的薄衣透体表现如出一辙，面部造型刻画又受到印度犍陀罗样式的影响。同样，其他各窟中佛立像的U形衣纹线的处理也体现出马图拉样式的特征。总之，北魏前期佛教雕塑明显受到印度佛教造像样式的影响，是印度外来造型与中国固有造型的结合，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造像样式。
二、北魏后期的佛教雕塑
西晋末年，与北方纷争割据的混乱状态相比，中国南方相对安定。公元317年，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睿在建邺(今南京市)建立了东晋王朝。随后是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南朝。东晋、南朝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贵族的扶持和推崇，得以广泛传播，客观上促进了佛教艺术在南朝的繁荣和发展。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如大力吸收南朝汉族的文化，学习汉人的官律、律令和立法，任用汉族人制定礼乐制度，改革鲜卑旧俗，改穿汉服、说汉话、使用汉姓，提倡和鼓励鲜卑族人与汉族人通婚等。
公元493年，北魏王朝迁都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与之前孝文帝的改制，加速了北魏佛教造像样式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艺术家在带有印度佛教雕塑犍陀罗样式和马图拉样式痕迹的北魏早期造像基础上，将中国本土汉民族的老庄思想融入到佛教造像形式中，演变成脖颈细长、两肩削窄、体躯修长、庄严端正、相貌清瘦、眉目清晰、面含微笑，带有超逸脱俗、神秘超然气质的新风格中原样式佛教造像。
北魏后期的佛造像体现出褒衣博带和秀骨清像的衣着与审美观。褒衣博带是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和文人雅士的着装写照，秀骨清像最早见于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作品，体现出玄学名士清赢示病之容的意蕴。
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窟龛。位于正壁的主尊释迦牟尼居中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造像颈部细长，两肩略窄，体躯修长，比例适中。上身内穿的僧衣与下身的裙带作结呈现下垂状，外披的褒衣博带式袈裟的衣襟由下向上呈U字形衣纹搭于左肘上，衣裙的下摆呈现整齐的层层叠压状覆盖在须弥座上。造像面容沉静，相貌清瘦;鼻翼较为宽大，鼻梁窄而挺拔、直通前额，与宛若新月的眉骨相连;薄薄的双唇向上弯起，嘴角上翘并内陷，使造像略显微笑之意。眼睛雕刻成自然隆起形，上眼睑线穿过眼球的高点并呈弧线状，下眼睑线穿过眼球的低点并呈略有弧度的直线状，这使双眼呈现向下俯视的形态，同时与略微前倾的人物体态相呼应。造像面容沉静，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具有神秘感和威慑力的宗教氛围。
外来的佛教造型艺术与中国本土固有的造型艺术、审美观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雕塑艺术后，产生了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洛阳向外辐射的传播过程。如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敦煌莫高窟、巩义石窟、青州龙兴寺等均可以看到中原样式的佛造像，甚至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飞鸟时期知名雕塑家鞍作止利的祖上是由中国南北朝时期经朝鲜半岛到日本的移民，其创造的止利样式雕塑与北魏后期内在神秘的佛造像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从中原样式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地方样式。
结语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在经历了400多年的吸收、融合后，在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北魏前期佛造像中仍能看到印度佛教雕塑犍陀罗样式和马图拉样式的痕迹。随着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和龙门石窟的开凿，南朝汉民族士大夫的褒衣博带着装和秀骨清像的审美观对北魏后期的佛教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外来印度的佛教造型艺术与中国本土固有造型艺术、审美观相融合，完全中国化的具有端正庄严、神秘超然的造像风格中原样式。由此，中国佛教雕塑艺术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