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古玩藏家们谈及佛像，“永宣造像”是一个意味特别的词。“永宣”指的是明代永乐、宣德两朝，其时，佛造像艺术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御用监有专门的“佛作”，以暹罗国（现在的泰国）朝贡的风磨铜炼制成形制各异、神姿庄美的佛像，后世称之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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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古玩藏家们谈及佛像，“永宣造像”是一个意味特别的词。“永宣”指的是明代永乐、宣德两朝，其时，佛造像艺术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御用监有专门的“佛作”，以暹罗国（现在的泰国）朝贡的风磨铜炼制成形制各异、神姿庄美的佛像，后世称之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这个名字的背后不但有“永乐盛世”与“永乐大典”，还有“靖难之役”的政变背景。《明史・成祖本纪》评价朱棣曰：“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这样一位“武气”浓重的帝王，似乎并不怎么像是虔心礼佛、淡泊权势者“该有”的模样。
就在刚刚改元“永乐”那一年，朱棣托名徐皇后搞出一部《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及徐后的长序，颁行于世。在序文中描述徐皇后与观音菩萨“梦感”相见，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春正月，即太祖死前和建文帝即位之前。而此时菩萨已预言：“今将遇大难，特为接引，以脱尘劳。”这个“难”，即建文削藩，随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这件事披着佛教的外衣，为朱棣起兵造反找出了最有权威的解说―“顺应天意”。
此外，在建都北京、营造宫室的同时，朱棣亦同时营建了数量不少的佛寺道观。僧人道衍是发动“靖难之变”的主谋，成祖即位后，复其姚姓，赐名广孝，使之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皇帝的垂青使道衍和尚成为当朝第一高僧，天下僧人莫不仰慕，朱棣亦被视为崇佛好僧之帝。
朱棣崇佛，但并非信佛，他的治国之道依然以正统儒学为主，释道兼而辅之。让百姓拜佛问道，用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理念安身立命，这是释道对永乐内政的意义所在。而在加强与周边地区羁縻的措施中，佛教更占据了重要地位，也直接催化了大量“永宣造像”的诞生。
自元至明，朝廷都非常重视和藏区高级僧侣集团的联系。藏、青、甘、川等藏区占全国版图四分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地域上，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僧侣拥有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控制力。朱棣即位之后极为重视周边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推行“羁縻”政策，一边大封僧官建立制度，一边频加礼遇以结其心。这一切都是为了积极凝聚藏传佛教僧众对明朝皇权的向心力，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防止西藏上层因中央政府改朝换代而裂土自重，脱离大明一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永乐佛造像艺术独特风格的出现，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明廷规定，凡三教受封为“国师”以上的僧俗官员，都有资格派代表进京朝贡，贡品自定。对入朝进贡的藏族官员，明政府给予优厚回赐，赐品价值往往数倍于贡品。由于各类佛像特别是金铜佛像乃佛门法身且价值昂贵，入贡者极为看重，夙夜欲得，朝廷亦作为极品礼物予以赏赐。明政府亦允许朝贡人员来往经商，有些受赐物品还在沿途出售。因为朝贡名利两收，藏区首领竞相前往，代代相效，随行人员也日渐增多，以致后来朝贡使团踵迹于途，络绎不绝，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数千人。与此同时，出自宫廷的“永宣造像”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其时，在隶属于“御用监”的“佛作”中，技艺精湛的工匠在官吏的监督下，依据宫廷要求和藏传佛教定型的造像模式，融入内地传统的审美情趣、表现手法和工艺特点，按照严格的量度和仪轨统一制作佛像。由于选材用料考究，制作规范精细，600多年来永乐造像以神韵精美曼妙、仪态华丽端庄而独步中外；以造型匠心别具、风格兼容汉藏而冠绝古今。
永宣佛像之美，在于将各擅其美的汉藏造像元素融为一体―审美主体是汉族的，雕塑母题是藏族的，严格遵循藏传佛教图像的规范，但在艺术表现上又与藏族原型不同。永乐佛像把汉藏艺术因素巧妙结合，水乳交融，形成它独特的艺术风格，雍容而不失秀逸，浑厚之中透着温文尔雅。时至今日，美轮美奂的永乐宫廷金铜佛像，依然让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僧俗信众为之倾倒。
永宣造像的主流为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佛母和护法，造型端庄秀丽、衣饰繁复华丽、做工精巧细致、鎏金饱满肥厚，既为宫中内设佛堂自用，又作为珍贵的礼品赏赐给来朝贡的西藏各派宗教领袖。这些佛像的面部宽平，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大方。四肢粗壮，肌肉饱满，细部刻画精细入微。衣纹采取中原地区表现手法，优美流畅，质感颇强。装饰上亦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手法，特别是菩萨和女性尊者胸前及腰部的U字形联珠式璎珞，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
所有造像皆配有莲花座，莲座造型规范，装饰讲究，上下基本呈垂直状，座壁满饰一周莲花瓣；莲瓣饱满有力，头部饰有立体感极强的卷草纹，上下边缘又各饰一周大小一致的圆形联珠纹。莲花座刻“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六字纪年铭款，字体柔美；铭款从左至右刻写，而非当时中原流行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如此刻写旨在迎合和顺应藏族人的藏文读写习惯。莲花座下皆有装藏，封底盖中央部位刻画十字金刚杵，固定封底盖的方法为剁口法，底盖封实后，一般要用掺有朱砂的封蜡封好底盖周围的缝隙。用黄铜铸造，采用中原传统失蜡技术，不同于惯用的翻砂法，铸工精细而复杂，涉及冶炼、塑模、制范、铸造、打磨、镀金、装藏等多种工艺。铜质细密莹润，铸完后进行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流光溢彩，彰显出雍容华贵的皇家艺术气派。
如金刚持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崇奉的本初佛，毗瓦巴是萨迦派尊奉的重要上师，喜金刚和二臂玛哈噶拉也是萨迦派专门崇奉的本尊和护法神，文殊菩萨、地狱主为格鲁派崇奉的本尊和护法神。这从侧面反映了明廷对西藏推行的“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再者，少数造像题材来源于汉地佛教，如旃檀佛、高僧形象的地藏王菩萨等。特别是旃檀佛，堪称内地佛之重宝，因为它是模仿十六国时期传入汉地的一尊印度旃檀佛像制作而成。
明代宫廷造像创始于永乐时期，但只延续到宣德时期。永宣之后，明代宫廷造像突然销声匿迹，至今尚未发现有永宣之后明代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现存明代宫廷藏式佛造像中，永宣造像占九成左右，约为400尊，国内有300余尊，首都博物馆收藏50余尊。2006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推出英国收藏家斯皮尔曼（Speelman）历40余年收藏的14尊永宣造像，是已知国外永宣造像最大的藏家。
永宣造像也存在风格流变的分水岭，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即永乐前期、永乐后期和宣德时期。
若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教，都是明成祖朱棣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永乐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也只是他政治舞台上的一种“道具”。然而这丝毫无损永乐造像自身的精神内核，更无损其超卓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佛装”和“菩萨装”/
藏传佛教佛像分为两种：“佛装”即螺发、身披袈裟，无项链、璎珞装饰；“菩萨装”即头戴珠宝冠，身披绸衣，佩戴璎珞、项链等饰物。“佛装”佛像的刻画较为简单，释迦牟尼像通常着“佛装”；藏传的度母、菩萨像、金刚像则是多着“菩萨装”，并且常常配以珠宝、璎珞、项链等饰物，增加了美感，也推高了其市场价值。而财神、宗喀巴、罗汉、莲花生等佛像价格相对较低。
另外，佛像所持法器、饰物的多少也直接影响了佛像的市场价值，因为这些均展示出当时高超复杂的工艺。法器是指佛像手中持有的器物，包括宝瓶、宝珠、法轮、莲花、杨枝、各种兵器等。“菩萨装”像所持法器比“佛装”像多，在收藏市场上往往价格更高。
铜鎏金文殊菩萨坐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文殊菩萨一头四臂，面相浑圆秀美，神态安详。头戴五叶宝冠，袒上身，细腰束裙，褶纹转折自如，流畅起伏，潇洒飘逸。主臂右手上举持剑，左手结期克印牵莲花茎。另外两手中的右手持箭，左手上举持弓，全跏趺坐。端坐仰覆莲座，莲瓣细长挺拔，上下边缘饰联珠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