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在发展进程中受到中原本土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引导，使得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最终演化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艺术。佛像的雕刻形式表现出与外来形式的相互交融到本土化风格的文化演变过程。佛教造像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或审美对象。我国的佛教造像，属于社会文化现象，涵盖了许多传统文化、宗教意识以及统治阶级审美思想。表现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思想气质，形成了具有民族精神和汉人特点的定型化的艺术模式。
服饰是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是民俗生活或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看似随意简单的穿着能却与一定的政治、文化状况以及一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佛像服饰主要式样
袒右式。袒右式袈裟服饰与本尊佛像庄严、静穆、超脱的品貌融为一体，显得庄重肃穆。其构成与表现：一整块布料缠裹而成。布料从左肩斜披而下直至右腋，衣服的两个边缘，一则在胸前从左至右斜线而下，一则搭在右肩头顺右臂膀而下，右胸和右臂均坦露在外。有些佛像其袈裟斜披致使右肩全裸，有些则并未全裸，因此有“右袒”或“偏袒右肩/履肩右袒”之说。雕刻技法上采用阶梯式平直刀法。衣褶多为平行而隆起的粗双线。造成服饰厚重、质感强烈、立体真实的视觉美感，显得美观而凝重。
通肩式。通肩式佛装的构成是将宽敞轻薄的长衣紧紧贴在身上，衣服随佛像身体的凸凹起伏，形成若干等距离椭圆形的弧形，由肩头一直到膝干。大衣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这种佛像服饰，因为是全部穿裹于身上，服饰前面没有间断处和联结处，衣纹呈现出对称与和谐，清新与明快的美感特征。而且这种形式的佛装通体下垂，广泛使用舒缓流畅的弧线形，强化了服饰明净、温和和含蓄的审美效果。佛教早期创作非常流行的服饰式样是通肩大衣式和右袒袈裟式。一般是佛在大众集会受戒说法，或是出入城镇村落及宫殿时穿着的。是来自域外佛像粉本的形象，在早期的众多石窟造像服饰中有所体现。早期域外佛像塑造的样式多穿着单薄、飘逸，这与印度所处的亚热带气候有直接关系[1]。这两种服饰衣纹线路深厚而又细密典雅，其技术处理都体现着犍陀罗艺术和北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菟罗艺术的审美特征与雕刻风格。在继承和利用佛像服饰外来文化和艺术的样式同时，我国佛像服饰又创造性地表现本民族服饰文化观念和审美特征。因此佛装造型早期的“通肩大衣式”和“右袒袈裟式”逐渐过渡到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文化精神的“冕服式”和“菩萨装”的审美风格。
冕服式佛装是佛像服饰由外来式样向中国式样转变的标志。它是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服饰式样。冕服式佛装式样，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佩带系结。右襟有衣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质地厚实，衣褶距离较宽，呈阶梯状，这种服饰造型与前面的“通肩大衣式”和“右袒袈裟式”服饰相比有一个鲜明的不同，就是它具有更多的人工缝制和巧于装饰的审美特征。这种佛像服饰在外观造型上有几个特点：注重形式上的宽大和轻松，注重线条的柔和和洗练，注重质地的细腻平软，注重视觉上的清爽飘逸，注重佛像神态的潇洒和王者风范。这种冕服式佛装揭示了佛教服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内容和历史文化蕴涵。以宽大柔软，轻薄尊贵为表象特征的“冕服式”服饰与超凡脱俗，气派尊严的佛陀造像结合在一起，互约表里，体现出潇洒飘逸，王者至尊的审美特征。该服饰上的领带装饰又给人某种启发意义，某种遐想。象征拓跋鲜卑族祖先的云冈石窟佛像，其服饰造型与今天的朝鲜民族服饰非常相近。
佛教造像的服饰样式，在此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主要的四种，远不是全部。在不同的时期的不同造像中，还有众多的服饰种类和样式，诸如供养天人的服式，飞天的服式，弟子的服式，金刚力士的服式，比丘的服式和其它天神俗人的服式等等。在石窟造像中的这些服饰制式，既有印度式的，西域式的，也有鲜卑式和中原汉地式等，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织成的佛教石窟艺术服饰的文化体系。
三、结束语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即圆融无碍、宗法伦理、男女同尊和天人合一的精神。佛教造像表现出的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以华美、典雅、绮丽高贵为特征的菩萨装饰体现了佛教僧徒和佛教艺术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艺术构想，体现了这一虚构社会总体的精神文化特征。佛教艺术家们在刻划华美、典雅、绮丽、高贵的菩萨装饰的同时，又赋予这种服饰以富足、安逸、舒适、幸福的思想内容与生活情调。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内涵的服饰，纳入到佛教服饰文化的系统中来，而且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中，注重服饰整体装饰的审美效果，注重多姿多彩的服饰式样[4]。在这些丰姿华美或端庄娴静的佛装中我们领略到的是古代艺术家生活创造的伟力，领略到佛教石窟艺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审美情感，领略到的是它折射和映照出来的我们民族的生命历程.领略到我国壮丽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社会文化习俗与佛教的融合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