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贝松去年的电影《露西》里，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学生露西意外成为一宗跨境毒品走私的被迫携带者，藏在她腹中的毒品在她被关押殴打后爆裂，泄漏的毒品却使露西成为唯一一个使用100%发挥脑潜能进行思考的人。发挥了100%脑潜能的结果是美艳的露西在一大堆顶级科学家的众目睽睽之下，灵魂犹如出窍般的游走，经历了五洲四海外太空粒子世界的极限挑战后，终于不可避免地穿越时空而去。在亿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一条小溪边，一只温柔的猿人缓缓转过头来，这个猿人也叫露西，是人类的祖先。两个露西的相遇以美艳露西化身为一个USB存储器为结局，她用尽脑能量想到的生命意义是―传承……
站在埃塞俄比亚人类博物馆里猿人露西的残骸前，想起吕克・贝松如何在亿万年后的今天仍然拼命地捧起“传承”这个概念， 我忽然觉得跟露西之间，并没有隔着这玻璃柜一样的时间，她也好，浑身穿戴着高科技的现代人也好，生活从未改变，人类每一天都在抵抗被消灭的虚无命运，活着是为了不死去，就算死去也要留下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而传承不过是人类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 奇奇尼亚的姑娘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中心的奇奇尼亚(Chichinya)到晚上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白天绝大部分商店都大门紧闭，晚上这些店却都通宵毫不张扬的留着门缝，让室内昏暗的彩色灯光流泻到大街上。它们都是一些小型的咖啡店和酒吧，放着并不吵闹的音乐，通常门口站着一位腿长长画着浓妆的姑娘。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路一般都有路灯，只是在奇奇尼亚没有，姑娘们借着暗沉的皮肤隐藏进浓浓夜色，车灯晃过才能看清楚她们的脸，大部分时候，只能看见一条条热裤在黑暗中温柔暧昧地闪烁。
这是亚的斯亚贝巴的红灯区，某天晚上，我和几个中国男性朋友走过那些姑娘们，他们很自然多看两眼，而姑娘们却是忍不住要走近他们，面带挑逗和寻找商机的意味，似乎对这样的客人并不陌生。 区内有一个韩国餐馆，亚的斯亚贝巴也有一个韩国医院和一些韩国公司，但翻译说，当地人完全分不出韩国人和中国人，所以把东亚长相的都当成中国人。他还说，这个区里也有中国姑娘，玩一次的均价大概相当于300元人民币，不过有时因为中国姑娘价钱比较低，两边的姑娘甚至会打起来，只是我们并没有撞见。我只在昏暗中看到两个穿着西装，带着金边眼镜、50来岁的白人，也在跟姑娘调笑着，然后就一人搂着一个走了。唯一让人心惊的部分是我们靠着马路边行走，却不知何时会踢着一团东西，仔细蹲下去看，才发现是个人，只是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旁边的路人却都早习以为常的表情。
当地的中国朋友带我们去火山湖边的度假村去喝咖啡，谈到埃塞俄比亚姑娘，其中一个男性朋友成为另外两个调侃的对象，暧昧的言语暗示他是个胆够大敢吃螃蟹的真男人。这几个都是很温和面善的人，在建筑公司里工作，一直在海外项目里泡着，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家里的一切只出现在电话和微信的照片里，有些项目在荒远的村子甚至沙漠里，大部分时候他们只在营地里和工地上来回，只能靠麻将、扑克和相互插科打诨来打发日子。我曾去过一个营地，他们只是住在简易的活动板房里，门口地上的烟头已经快形成一片沙滩，苦病寂寞愁只能自己抽下去，再狠狠把它喷个烟消云散 。
传承这种概念化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没什么意义。
无论是某种程度上自愿的，还是被身后的老鸨或毒品操纵着的，这些姑娘和来玩她们的客人，都一样是在努力咬着牙活下去，不要明早起来没有饭吃，不要家乡的家人饿着了冻着了，不要变成街边的那团东西，而为了这些“不要”，他们短暂而紧密地搂抱在一起，达成生存的联盟。 中国移民：像野生动物一样思考“早晚是要回中国去的”。
在非洲，我见到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蹦出这句话。这种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都是以赚快钱为基点的。除了参与公路水坝石油电站通信网络这些长期项目的中国管理人员，其他大部分都凑合着过，不在乎当地的环境如何改变，政治气候如何，文化是怎样，他们吃着专门供应中资机构的中国农场种出来的蔬菜，中国厨师做的饭，看着网络上的中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住在非洲的中国村里，甚至工资都是从国内直接发到家属的账户里。
和那些在北美和欧洲扎下根的中国人不同，很少非洲的中国移民会把这里当故乡，即便他们中的许多都已经在非洲呆了超过七八年以上，还有的甚至买了地娶了当地老婆，或是儿女也在非洲生活，这里仍然只是赚钱的地方。他们热爱“山高皇帝远”的无政府主义生活，那些中国在非洲建基地，派驻安全公司保护国企员工的新闻距离他们非常远，如果不是做着国企项目，他们深知在非洲，只有靠自己。
但这种靠自己，和在短期内赚快钱的出发点，却让他们开始像野生世界里的动物一样思考。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寻找着任何一个快速致富的机会，期望最妥善的加以利用。
我曾经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郊区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农民，他不远千里从江苏去到那个一天最高气温可以去到52摄氏度的地方，包下了一大片农地开始种田。尼罗河边有着全地球最丰饶的土地，当地人却不会务农。结果这聪明的中国农民没有挑选当地人，反而跑到附近一个达尔富尔难民居住的地方挑了3个瘦骨嶙峋的难民。
两年之后，难民逐渐长胖长壮，并在中国农民手把手的教授下，成了一把务农的好手，在他们的农场里，我看到各式各样玲珑的瓜果在酷阳下闪着诱人的光芒。而脱离农田的中国农民再次发挥聪明才智，在农地旁边挖了一个大而深的洞，把它变成了一个卡车都可以开得进去的地窖。他利用非洲的夜晚地底温度低的特点，配合两个制冷器，硬生生把这地窖改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蔬果留一半卖一半，旱季农业荒疏的时候，剩下那一半拿出来高价卖，谁都知道他卖得贵，但谁都来买，而且愿意跟他有长远的合作。他的案例在中国商务参赞那儿甚至成了中国人帮助达尔富尔致富的楷模，而他雇请的难民，收的工资远没有当地人高，住在田边黑漆漆的土房里，却真心实意地对他感恩戴德，而且心怀着远大的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达尔富尔和平了，他也要回去开一个这样的农场。 这个中国农民在跟我的谈话中，也说着“早晚是要回去的”之类，但缺少那些国企职员背后天然的依靠，让他更具有危机意识和相对公平意识。比如他对雇员很好，不克扣他们的工资，帮他们每一个人把钱存进账户里，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做，可能会有一把刀在黑夜里抵在他的脖子上。再比如他不像其他那些中资大企业雇员那样，去了非洲几年也只会很少几个单词，他跟着农场周边的村庄打交道学会了阿拉伯语，在教达尔富尔农民的过程中甚至学会了富尔语，这样他就知道周围环境里发生了什么事，在察言观色中他看到哪些人可能对他有敌意，应该用什么手段摆平。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他可能不懂太多，但生存需要什么，他就非常配合地去寻找或是提供什么。相对奇奇尼亚的姑娘，他是一种更强大的动物，而他知道要维持这种强大，需要付出对等的代价。 创新还是顺从?
事实上，达尔文对物种起源和进化的猜想正因为缺乏证据而遭遇空前的挑战。
达尔文认为进化中的自然选择需要依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改变，长期不断的累积才能发挥作用，而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因此进化树的意思是，位于根部低端的是低等物种，高处的树枝才是那些高端的物种。但考古学却从来没发现过介乎于低等物种向高等物种转换过程中的中间生物化石。甚至连大家公认的“人类祖先”露西，都曾被鉴定成一种已经绝种的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跟当今的人类没什么关系。
但他的生存法则听上去要合理可靠得多。这意味着人类无论“进化”得多强大，都必须要面对最初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在“气数已尽”之前不被各式各样潜藏的危机打沉。不只是人类这样的个体，企业，国家和那些巨无霸式的国际机构也面对着同样的命运。
而作为人这样的个体，想要生存下去，无非是吃饭穿衣，警惕着生老病死，企业想要生存下去，就得开始担负着内忧外患，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中与消费者，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
在埃塞俄比亚采访那里的中国通信企业，结果带我们去首都的一个中学。据说已经是当地条件不错的学校了，教学楼大概跟中国一个县城的中学差不多，学校操场的地上坑坑洼洼，不少明渠里流动着肮脏的水。一个临时的教室里，天窗的玻璃上只是刷了一层绿漆来遮光。几排课桌上摆放着一些款式比较旧的电脑，老师在给一些孩子做培训，告诉他们怎样用这个视听教室去学习课堂以外的知识。这是当地教育部和文化部的项目，目的是改善本国师资力量弱，许多偏远地区学校甚至没什么老师的状况，利用电教资源来提高教育质量。项目中包括100多个学校，听上去是非常有气派而温暖的项目，主要用政府采购的形式来完成，中标的中国企业为拿到的单兴奋不已。但他们清楚可以拿到单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最初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做了许多免费的、捐赠的、带公益性质的项目，能不能找到和做好这样的项目，绝不是靠一颗慈善之心就可以做到的，看不透环境就找不到商机，找不准市场的脉就没有生意。根据博弈论的许多解释和推导，好意，敏锐，长期战略能提高好好活着的几率。
企业是如此，作为国家这样的个体要盯的事就得更多，维持一个越庞大的身体去运作，吃啊活动啊就得更多更小心，一举一动都伤筋动骨。更重要是得有反馈环境的能力，在撒哈拉以南国家碰到的当地人，现在对中国的不满越来越多了，说我们以前把你们当兄弟，你们把我们当原料产地和次品倾销地，现在我们只能把你们当生意伙伴了，咱们别说友情，说商业模式吧。
对中国是如此，对其他国家也一样。
前一段时间我在东京参加日本和欧盟合作举办的学术论坛，重点是新兴经济体的行动方式正在对老牌富裕国家的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理由是市场全球化中，中国，巴西等等这样带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和理念的国家崛起，他们不按照旧的规则行事，那么这种情况下，西方富裕国家怎么办，他们所持有的那套可以保证他们地位和利益的体制怎么办?论坛中许多人在用“物竞天择” 解释这一切的变化，他们认为这旧的体制如果不能适应环境的改变做出相应调整就会被淘汰。
新的研究开始集中在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外国人好奇当中国快速成长起来之后，她的行为会向西方国家靠拢还是越来越远，她会归顺这套保证富裕国家利益的体系，还是会建立新的自己的房子，打破旧的那个?那个最终会粉碎这旧体系的人，究竟会何时到来?你看，无论曾经多么的富裕，多么让中国人羡慕，他们今天仍然在担忧着，恐惧着。
我猜没什么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最近的一个趋势是，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开始像发达国家和他们的企业那样去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和邻里、环境的关系，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认识各种各样的标准，然后按标准做事情?或者不要只顾挣钱，然后拿出塞牙缝的钱去做点小慈善，而是像比尔・盖茨那样，把慈善和责任聪明地转化成生意来做?再或者不要只是想突飞猛进新三板，在股市里狂捞一笔就算，而是想想怎么样创造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创新，然后长期可靠地持续发展?
毕竟，被消灭的阴影，从来就紧跟在所有个体的旁边，也许趁你有松懈一不留神就会将你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