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田丰来说，他一生很低调，晚年时一心扑在“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里，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鲜有书信、文章、音像等资料留世。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田丰的作品研究方兴未艾，可他许多作品的创作背景与动机，迄今仍然是个尚未揭开的迷，这令研究者们颇感头疼。
由此可见，《田丰传》应该是当下学界的一部“及时雨”式的文献资料。这本著述主要以通过亲历者的见证，对作曲家田丰的生活、工作以及创作进行了梳理，《田丰传》主体部分由十二章构成，施先生以独有的视角，从云南画家毛杰反映作曲家的油画《殉道者》开启了对田丰的追忆为第一章，第二、三章是对作曲家童年成长历程的回顾；第四、五章综述作曲家在青年时期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及毕业前后的创作思想观念变化与形成：第六章主要呈现给读者的是“文革”时期给作曲家来带的文化思想冲击及对自身未来的思考；第七、八章着重笔墨叙述作曲家投身“伟大文化梦想”的缘由及思索；第九章以独有的视角阐述了作曲家丰富的情感生活；第十章、十一章对作曲家创立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在保护、保存民俗文化而作的努力及其影响；第十二章就像是作曲家对人类文化的一个“叩问”，也像是一个永远回响在宇宙间的《天问》：人类“源文化”如何保护与传承？
施先生以记者的眼光，文学家的笔墨和音乐学家的视域，不仅为当下音乐学者呈示了作曲家田丰的成长、生活、创作的片段辑影，还为学界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田野考察”的范例。笔者在浏览之余，梳理了阅读本书的印象与思考，与学界同仁共勉。
第一，传记成著的“田野性”研究方式值得借鉴《田丰传》其实质更是一部“访谈录”。但我们知道，田丰于2001年6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那么该著作又是访谈了谁呢？施先生说：
……我进入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漫长采访与写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我无数次往返云南、北京进行采访。在海口、武汉、重庆、南京、上海、西安等地追踪那些重要见证者，在田丰生前工作过生活过的地方，寻访了六十多位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及亲属，在这些亲历者的口中，寻找他鲜活的踪迹。
可见传记作者以学术研究中的“田野考察”作为主要的资料获取途径，对所采访的六十多位作曲家田丰生前的见证者进行了访谈，采用了录音后再整理的方式，最后梳理成稿。例如，施先生为了作曲家童年生活的真实性，不辞辛劳到海口访谈了田丰的姑妈杜斌女士，主要原因是当年田丰8岁时与姑妈一同逃难离开家乡去武汉，并投奔作曲家童年向往的偶像――表叔杜子才（现居武汉），当下杜女士是唯一知晓田丰那段生活经历的知情者。此外，还访谈了田丰的弟弟田益民、妹妹田保安，表弟杜左文（武汉歌舞剧院歌唱家，歌舞剧院艺校校长）等等，这可谓《田丰传》著述中极为珍贵的收获于“田野上”的原始资料。
在由录音整理成文稿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施先生花了更多的精力进行修整与编辑，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面对逾百小时的访谈录音，在近一年中，我埋首案头，陷入了痛苦的“分娩”之中。几乎每一个小时的采访录音。都得耗时四五个小时进行整理归类，分析考证与思考。……我患上了“录音恐惧症”，以至于一听到录音就高度神经质，坐立不安，逃离电脑，这声音太折磨人。在漫长的文字游戏中，我恍如走进了一条黑暗的隧道而不见到光亮。许多个深夜，寂静的书屋里，只有我家那只白猫，乖顺地趴在我的书桌上陪伴着我。而我唯一的快乐，就是眼见不断在增厚的书稿……
施先生在与笔者交流时曾透露，对每段采访录音形成文稿之时，都必再借以文献、资料等手段佐证被采访者所述内容，以更近事实之真相（注：有时被采访者因或时间久远、或情感所扰，言辞有所过与未及），为此一小时的采访录音花去整理者四五个小时的思索考证实为不过，甚至有时所费更多。作者对源自“田野路上”的原始材料，以视野内的当下文献为鉴，进一步修整成稿的写作习惯，实在是与作曲家田丰长期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浸淫于原住民文化，取材于千百年积淀起来“土得掉渣”的“田野原始性”音乐文化素材，运用自身当代文化视角，创作形成极具个性的“田丰式”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一脉相承。笔者以为，施先生这种根扎“田野考察”，佐证于“文献史料”，收获“文化成果”于书房的研究方法，可能是当下学术成果形成“文化精品”的重要途径与经验，值得学界高度重视。
施雪钧先生运用此种“接地气”的学术研究方法，使得专著《田丰传》在多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取得了很好的学术价值。例如，在施先生的“田野考察”中，收获发现了田丰先生生前撰写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文献“论变”一文，并向学界推荐了田丰的重要作品、还未首演的钢琴协奏曲《嘉陵江上》等；同时在采访过程中，还证实了田丰先生自嘲自己为“混血儿”的假象；另外，通过“田野考察”揭示了舞蹈人杨丽萍创作的《云南印象》与田丰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无论在演员选用还是音乐编辑等方面的内在隐蔽联系等等。再如，专著还翔实地披露了之前学界鲜为人知的作曲家田丰作为艺术家身份以外，一个普通人的轶事――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等问题。专著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经过“田野考察”，发现并梳理了田丰作为作曲家、文化人对艺术形态的早期预见，即对中国“原生态”艺术形态理论雏形的前期发掘与呐喊。这些都使得该部著述内容生动，真实鲜活，对于今人学者进一步研究作曲家田丰的音乐创作，梳理其艺术价值、人文思想等，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