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影美学对于作品的系统性分析――《黄金时代》的“特色单元”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电影作品显现为一种复杂的系统，电影美学的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整体的复杂构成。”[1]而这个系统有四个基本单元：知觉单元、故事单元、思想单元、特色单元。《黄金时代》在知觉单元上看，大量采用实景拍摄，据说在哈尔滨拍摄期间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35摄氏度。这种真实的场景还原，激发了演员表演的真实感。
而《黄金时代》在四个单元中，体现的最鲜明、最关键的，还是在特色单元。影片运用了“间离效果”前前后后通过10多个与萧红有过交集的人的视角来叙述，而且这些人物直接对着镜头叙述，并且打破了时空顺序，使影片更像是一部对萧红这个传奇人物的讲述。这部电影想传达给观众的，似乎并不是萧红是怎样的，而是萧红这个人是谁。至于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应该由观众自己去填补。导演没有试图去捕获萧红，而是环绕着她，以对萧红的记忆和讲述，去勾勒她的形象。“间离效果”的使用，虽然是削弱影片的故事层面的表现，但这样是符合创作初衷的，毕竟萧红是那个灾难的大时代里的“大鹏金翅鸟”，她身上有太多苦难，也有太多争议，毕竟我们谁也没有亲眼看到那个时代里的萧红，我们对她的认识也只不过是通过那些残存的史料和她得以幸运流传的散文罢了。一千个“观众”，可能就有一千个“萧红”，这些片段式的铺述，是去叙述历史的，始终环绕着她来供观众去想象和解读。
二、 从审美关联律角度分析《黄金时代》票房失败的原因
审美关联律（转换性规律）是在电影审美中最多用到的。在这条审美规律中，审美对象的存在只是一种单纯的形象，观众是通过一种“关联”来和对象进行心灵沟通的，并且去认可它，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体会到我们认为的“美感”。那么，在电影中，这种“关联”就是值得我们观众关注的事物，或者可以产生共鸣的事物。
而我个人认为，《黄金时代》票房失利的原因是，就“审美关联律”这一点上来看，观众无法轻松地与影片对话。换句话说，影片无法打动如今的大部分观众，不过这并不是影片本身的问题。“《黄金时代》的形式和设定，要求人们了解萧红、萧红的时代，她所书写的时代，而且必须多少了解此后大半个世纪里讲述、评判萧红的历史。”[2]每部影片都有设定的观众群，而这个高门槛本身就已经把一部分观众挡在电影院以外。影片中片段式的铺陈也并没有给观众交代萧红这个角色是从哪来，每个小章结都缺少动机，电影院里的部分观众更加觉得一头雾水，当然不包括已经了解萧红历史的那一部分观众。
在民国战乱、流离失所的这样一个时代里，萧红这个人物始终在流亡、求生。萧红的闪光之处，并不是她在乱世中的反叛出走、坎坷的爱情经历及女权色彩。而是在那个大时代中，依然能够保持一种“高姿态”，这是她骨子里的东西，与时代无关。她始终不像同时期的许多作家，是“为时代而生”的，相反，她是“攫住了她所遭遇的那个灾难的时代”。她在与萧军分手后，胡风问她：“你怎么没去延安呢？”
萧红：“我的愿望就是想好好写作，我愿意做一名无党派人士，对政治，我不了解，很外行。”
而罗峰和蒋锡金在追忆她时说的那段话或许是对萧红最好的解释：
罗峰：“1914年，萧红在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或者抗战小说，《呼》不合当时抗战民众的要求。”
蒋锡金：“当我们远离满目疮痍的战火时代，人们突然发现，萧红的《呼兰河传》像一朵不死的花朵，深藏在记忆深处。”
然而，观众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民国女性，而不是作家萧红。走进电影院的观众都是会事先抱有不同的预期，有些观众渴望看到一段战火纷飞的大时代下的旷世绝恋;一段“张爱玲”小说式的民国爱情故事。观众一旦抱有预期，那么这个“关联”也就坍塌了。影片呈现萧红的一直是碎片式的人生片段，如果观众不了解这个历史人物，是很难从这个个体上获得一种“关联性”的。他们无法从关心的事物上寻求“亲切感”，从而难以产生共鸣。
三、 从价值化角度出发，看待今年票房热卖的国产影片
从2014年票房可观的国产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们共有的一个标签――轻喜剧，电影似乎越来越沦为一种娱乐的方式。
而2014年最具争议的几部电影票房热卖，似乎与影片的价值更没有太大关系，更多归功于“粉丝效应”。这类影片最大的价值体现便是它们的“非价值化”。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部分商业片就是呈现这种状况，这些影片无需考虑价值取向，只需提供一种披着哲学段子做外衣、实质却在做“非价值化”表述的思想即可，这样做很讨巧，因为不必担心是否会与观众的价值观起冲突。这种现象源于电影人和观众的相互影响、牵制。
市场当然要做符合大多数观影者口味的电影，然而越是这样，中国电影市场“价值”的底线越降低。但在部分电影制作者看来，票房似乎才是王道，这也正好迎合和中国大部分观众的观影心态――“娱乐”。2014年某些国产电影的“非价值化”表述，是对我们大部分观众的迎合，更是一种“纵容”。不管是在经济全球化，还是影片进口配额放开的背景中，一旦接下来的电影人完全摒弃“价值化”这个概念，不仅我们在历史进程中得而复失的东西会再度丢弃，仅仅就“电影”这个产业来说，我们也未必走得长久。虽说是在一个行业“价值化”的丢弃，但反映出的，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整体的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