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一个记者，于是坊间开始哄哄说，非虚构的春天到了。春天，无非是指会有更多人买书而已，可是像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她干上这一行时，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我要畅销”。
她是苏联人，即使苏联解体，庞大帝国土崩瓦解，也仍是“红色人”。她写的书专事记录苏联人的遭遇和心情，书写他们的“心灵史”。
“苏联的心灵”，在以赛亚・伯林的同名著作中是被帕斯捷尔纳克、安娜・阿赫马托娃等伟大的文学家所代表的，在斯维拉娜的书里却属于普罗大众。他们缺少系统思考问题的能力，心智偏瘫，是一群“不能为自己负责”的人;他们曾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择业自由、财产、政治身份、生命，却依然一代代忍耐强人政治的蹂躏。
《锌皮娃娃兵》写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之声》写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这两件分别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的大灾难，预先敲响了苏联的丧钟，而执政者只能靠又捂又堵，不让民众知道事情真相，设法蒙混过关。知识分子的责任浮显于焉：要写，写下来，发表出来，相信文字的力量。现实中的歧途和不公，只要留下文字，留下当事人的记忆，便会成为有价值的。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情，它的前因后果，被披露和被隐瞒的，务必要周知天下。
对苏联的批判都是连皮带肉地“吊打”。她认为，必须用这样不带喘息的连续动作来刺激到读者，否则，那些生活在安全环境里的人是不要听的。至于目的，法国有名的哲学家，比她大16岁的（斯维拉娜生于1948年）保罗・维利里奥，曾与她有过一次对谈，她道出了一点个人的执念：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应该像奥斯维辛一样，成为苏联贡献给世界的一笔黑色的文化财富，因为它再度刷新了人类关于痛苦的想象的下限――切尔诺贝利是个历史事件，只要它释放出一批真实的个人故事，就可能“催生一批哲学家”。
这是一个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记者和作家。对不公平敏感非常，不能漠视他人的痛苦，与强权势不两立，以及，将知识精英视为改善当下唯一的希望所在。对于阿富汗战争也是一样：首先要让当事人自己出来说话，然后，读者透过叙述人冷峻的、知性的笔触，触摸到真实发生过的事并被它所灼痛。
从战场归来的人自述：“回到家，我们看到什么？我向一个朋友要五块钱，他不肯，因为他老婆不让。这叫什么朋友？我很快就知道我们要得太多了在这儿，生活就是一个大泥潭，所有人都只关心他自己的豪宅、汽车，在哪儿能买到一点熏香肠要不是我们的人多，我们有十万人呐，他们就把我们挡门外啦在那边我们都恨死了敌人。但是这里我得找个人来恨，非得这样我才能重新交到朋友。但是，恨谁呢？”
至于前线的情况，他们回忆则充满了人们都熟悉的细节：新兵被逼着给老兵服务，任其驱驰，供其取乐，新兵被欺负到了一定时候，就转向比自己更小的人撒气。每个人都逃不掉这样的宿命，先被人欺，然后欺人。
采访这些人，记录这些事，斯维拉娜想过要畅销吗？设法探入世上最狠毒的恶行，挖出它的所有细节，这需要强韧的神经。我觉得，斯维拉娜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同她憋了一口气，要与那些制造人祸的人不共戴天的心理大有关系。她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的。
斯维拉娜用烙铁一样的作品灼伤翻开它们的读者，也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伤痕。假如我告诉你，这位作家两岁时差点饿死，靠着父亲行乞所得，加上母亲做修女换取的羊奶勉强度日，你或许还怀疑它们有虚构和夸大之处;但在读过她的书后你会改变印象：她对个体痛苦的卓越的敏感度，恐怕来自于人生早期的训练;在别人的事和自己的事上，这个是非观爆表的女人，都见不得虚构。
拿走别人的故事，写出自己的书，非虚构的这一根本特性，能把一个有良知的作者折磨到抑郁发疯。她用以宽慰自己的，绝不会是书的销量，也不应该是新世纪以来，她名下渐渐多起来的奖项;也许，是内心始终藏有的一点希望。
别人获奖，我们或见到文学的力量，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我们却可见文学的弱。相比她所书写的那些大灾难，一本书算什么！与灾难无关的人，会问“为什么我要知道别人的苦楚”，亲历过灾难的人也能轻蔑它，好像是他们舍给了作家一口饭吃。读《锌皮娃娃兵》，你能领会到作者的无助感，她在采访了一个个对象的同时，也不懈地叩问自身：我访了，我知了，我写了，人们读了，然后呢？要抵达一个谁都没见过的彼岸还遥遥无期而且，万一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彼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