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迪顿就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所属领域“唯一既具有权威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偏向的经济学家”。他证明，有智慧地利用调查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攸关人类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促进公共理性的生长。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迪顿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艾森豪维尔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经济学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是亚当・斯密的“老乡”，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然后在剑桥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迪顿早年曾先后就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后来于1983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至今。
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迪顿的工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与消费有关的各个方面问题的认识，他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经促使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出现了深刻的转变。 从消费者理论到微观发展经济学
迪顿在计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华，他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迪顿原本是一位数学家，后来因为对人类经济行为非常感兴趣，才决定进入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学习经济学。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称“国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创建的(还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斯通是迪顿的导师，对迪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初迪顿主要关注消费者行为，分析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国的应用》。1980年，他和约翰・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出版，立即成了经典著作，它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理论及结果进行了全面总结，阐明了消费者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此后，在对收入和消费进行研究时，迪顿发现了“迪顿悖论”。宏观经济学传统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的波动要比收入的波动更为平滑，其解释是，消费是由其永久收入决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动比当期收入小，所以消费的波动要小于收入波动(即更加平滑)。但是，许多学者在对收入的长期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收入通常是一个“一阶自回归过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今年的收入增长较快，那么一般来说明年的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对此，迪顿追问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因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动就会大于当期收入的波动，然而这样一来，如果消费真的由持久收入决定，那么从理论上讲消费的波动就应该大于收入的波动了。这个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迪顿指出，要化解这个悖论，就需要研究个体的收入和消费，用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的消费行为，而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却与平均收入和消费完全不同。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迪顿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微观发展经济学上。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的成员，这个项目使得普林斯顿成为全世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基地之一。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迪顿主持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问卷的设计，然后取得了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迪顿完成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在以往，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国民账户总量数据进行的分析。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实证研究领域，其基础变成了来自单个家庭的详细数据。迪顿是这个伟大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低收入导致低卡路里摄入，而营养不良的人当然不可能尽展才智去发家致富，从而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向穷国提供国际援助时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援助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导致卡路里摄入量明显增加，那么就应该直接援助粮食。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导致贫穷这个假设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一书中，迪顿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表的设计、经济计量分析工具的选择，还讨论了相应的政策问题。迪顿强调，家庭调查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数据源。
贫困、不平等和幸福感
迪顿非常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几十年来，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常比收入数据更加可靠。他给出了很好的范例，应该如何利用消费数据来衡量贫困、理解其决定因素。例如，贫困是在个人层面上定义的，而消费数据通常是在家庭层面上收集的，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是按照人均家庭总支出来衡量个人贫困程度，即假设儿童的消费与成年人相同。但是迪顿认为这种估计并不合理：儿童的消费支出通常仅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儿童的家庭的人均贫困程度被夸大了。迪顿警告，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往往会得到与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相反的结果。他还警告，对贫困水平进行跨国、跨地区比较时要特别谨慎。
称迪顿为微观经济学家当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的称呼或许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好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必定是理论模型与优美的统计计量(检验)方法和新颖可靠的数据的结合。迪顿的研究正是如此，它们构成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完美的桥梁。从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到探究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再到将微观计量方法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幸福感、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利用新型的家庭调查数据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迪顿自始至终一直在致力于协调理论与现实、模型与数据。
有人称，迪顿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在做出任何一个结论之前，他总是要求看到更多的数据。他认为，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把世界化约为简单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别人眼中的“因”和“果”之间，迪顿经常会看到无数个“第三因素”(例如，他说，并没有“你更健康，所以更富有;你更富有，所以更健康”这种“规律”，中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迪顿也确实经常扮演置疑者的角色：从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挑战，到对以总量分析为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扬弃，从对外国援助的批判，再到对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评估发展中国家政策干预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都是如此。
迪顿也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或许，正是因为时刻生活“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迪顿才成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怀疑主义者”。他的实证结论和在经济发展、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上的政策主张，都建立在对扎实的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所以他经常能够看到“众多指标显示趋势向好，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多”。
多年以前，迪顿就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所属领域“唯一既具有权威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偏向的经济学家”。他证明，有智慧地利用调查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攸关人类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促进公共理性生长。迪顿非常坚决地认为，公共政策应该是民主实践的结果，而不能让某些专家随意决定，也不能单纯根据“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决定;政府尤其不应试图将经济政策与公共辩论隔离开来。相信微观主体，怀疑专家和政府，迪顿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