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发现自己过得非常不快乐，我想，那是因为我老了。
我因为买房子而频繁与中介接触，他每天给我打十几个电话说：“蒋姐，我给你说一个事。蒋姐，我觉得这个房子还是要拿下。蒋姐，你这个房子要涨……”他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我很不适应，就制止了他对我的称呼，说我一定比他小。他很羞涩地说：我是93年的。世界变了。我总是习惯性地成为最小的那个，最年轻的那个，最肆无忌惮的那个。一夜之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姐”、“老师”，变成了中青年，变成了过来人。
上个月，我去南京的一所大学主持讲座，我讲自己的写作包括生活经历。最后提问的环节，一个大二学新闻的女生拿到了话筒，她说：“第一，我觉得你做为一个已经成功的人，再介绍这些关于成长的话，特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第二，你熬了这样大的一锅心灵鸡汤，和我们每天看的没有任何区别;第三，你自己说的话，你相信么？”她话还没说完，就被周围同学以“你这样会得罪蒋姐的”、“蒋老师多下不来台啊”的眼神制止了。
但她说的话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尤其是最后一点：你说的话，你相信么？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上一次问自己这句话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高三时成功洗脑，把自己变成一个学习狂魔，在不锈钢杯子上刻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相信健脑产品的小广告上印着的一切励志传说。高考结束第二天，我去了四川。因为那年发生了“5・12”大地震，我去了北川，在这个成了废墟的城市走了一整天，遇到一个中年人。他说自己是本地人，我就开始条件反射地去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话，企图用正能量去感召他。
他最后大概实在难以忍受，就说了地震那天的事情。他和女儿在家坐着看电视，忽然地动山摇，因为他已经老了，跑不动了，就坐着等死。他女儿跑下了楼，可是，楼并不是直上直下地垮下来，而是从后往前倒。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压死。当时，我非常后悔自己说了强迫他乐观的话，虽然那时候我也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在人生中大部分时候，我发现自己虽然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是总在劝那些比我更悲观的人要乐观一些，要更相信“相信的力量”。生活是一半合理一半荒谬，一半快乐一半后悔，一半欢合一半悲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恰好是那些最容易被消灭和摧毁的东西，那些看起来很温暖的事情，往往被证明是一次被策划的活动，或者有一个令人错愕的反转;那些美好的感情，总是结束于最不堪的话语;善念会消失，好人会老去，弱者在得到帮助之前就死去。
我们做一个怀疑主义者，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也是经验性的。可是，因为怀疑让生活变得痛苦，所以人不得不去找一些理由去更好地面对这个世界。比如亲人死去，人们就会劝未亡人：人死了，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活的人哭坏了身体怎么办？于是，人们因为相信自己的痛苦无法改变事情，就转移了注意力。
多疑的年代，并没有孕育出改变世界的人，反而孕育出了一大批盲目乐观的人。因为绝望是一劳永逸的，人们觉得无法改变，所以人们的相信变成一种惯性：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相信现在不好，但是以后一定会更好;相信自己的命运，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受到召唤，得到改变。励志话语和心灵鸡汤变得如此受欢迎，就像是因为太过痛苦，而不断地嗑药，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轻松愉悦的幻觉之中。
无论是怀疑，还是相信，都是生而为人的一种义务。怀疑的目的是去发现那些能够改变的，相信的目的是为了挖掘不断被埋入尘土的人性光芒的碎片。怀疑与相信，都不是为了让人生变得更轻松容易，而是为了让人生变得更加艰难，有了反抗的道德立场和勇气。怀疑与相信，都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到达彼岸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