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明的短篇小说《流沙》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苏北乡镇，一种专属于中国“前现代”时期的慵懒“村气”氤氲生起。作家笔下首创的“村气”二字实颇为传神，顿时将地域的封闭性与人群意识的钝拙醒目点染开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讲这样的一类乡土故事，“村气”是踏板，也往往是羁绊。
而宋世明叙事策略的精巧之处在于，首先让“我”隐在乡民之中，令“村气”如雾，绕缠己身。于是，我们借得了流沙县十二岁小乡民的眼光，来打量定期巡游卖艺的外来人――杨铁锤和他的一对子女杨小虎、杨小妮，《流沙》也由此被导入了一个清晰区隔自我与他者的叙事格局中。须承认，无论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记录里，抑或小说的故事讲述间，这种“自我――他者”的两分格局都可称做“经典式”的。
何谓“他者”（The Other）？此一概念在当下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里频繁出现，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等学科流派中皆可见此“关键词”。“他者”含义既多，运用途径亦五花八门。然而万般“他者”指称，不离其宗地，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即：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者，皆为“他者”。“他者”也暗示了边缘、低级、被排挤的状况。具体地对流沙镇众乡民而言，外乡人杨铁锤一家显然是不折不扣的“他者”。但《流沙》更为有趣，也更值得探究之处在于，小说语境中的“我”连同流沙县里的“我们”，究竟如何对“他者”的性质做出判定？说白了也就是，外来者为何物？或视之为何物？
在《流沙》之前，文化史中早已充斥着诸多以卖艺外乡人为主角的“他者”故事，据我所知，流传得最为深广的当属德国的“彩衣笛手”。它讲的是1284年间德国哈默尔恩城遭受大鼠害，居民束手无策间，从远方来了身穿斑斓彩衣的笛手施皮格尔伯格（所有的卖艺外乡人的身影，皆或多或少与我们的小说主人公杨铁锤相似）。与市民商定好将城里的老鼠全部赶走的酬劳后，他便吹响了手中的笛子。大大小小的老鼠竟鬼使神差地跟随着这位卖艺人，跃入城外的河里，全部淹死。事后市民们却忘恩负义，拒不付酬。于是，“彩衣笛手”再次吹响笛子，城里人家的百来个孩子便如老鼠一般紧随其后，朝着城东的一座高山走去。到得了山下，大地裂开，将可怜的孩子们吞没一空……
我在此不甚精准地套用哲学家张一兵做出的“他者”三分――“神性他者”、“魔性他者”和“奴性他者”――将古老的“彩衣笛手”称“魔性他者”;而《流沙》中的杨铁锤，在“我”这个十二岁男孩的眼中，因其“真刀真枪”功夫超绝，未尝不可称“神性他者”。同时，镇长、佟掌柜、赵金牙等人所见的杨铁锤则是“见了人谦和地点点头”，“得空了还帮人家开石头、凿石料”，亦多少有“奴性他者”的气味。《流沙》塑造“他者”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让杨铁锤身上容纳了判别的分歧。此种集于杨铁锤一身的矛盾性，也恰与此人送命前那悲剧性的歇斯底里相呼应。
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魔性他者”还是“神性他者”，皆是被传奇化的“他者”。他们的身上带着新奇的幻影，他们在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中出入。他们的存在，得自“自我”对于“他者”产生的想象或幻觉。当然，将“他者”传奇化的冲动，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宋世明亦极敏锐地将其揭示出来。《流沙》渲染“村气”过后，笔锋一转即写“文气”――八十年代中特殊的社会文化气氛。小说中点到的既有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战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亦有风靡城乡的草根文化极品金庸武侠《射雕英雄传》……上述一切虽说面目殊异，却共有“传奇”的内里。这一切都成为“我”在内心中将外来卖艺人传奇化的土壤。很快，宋世明写到了大彩电进村，电视广告声声入耳……似乎暗喻民间艺人杨铁锤巡游卖艺的最后一程乃至其人生的最后时日，也是盛行于八十年代的诸文化传奇的终场时分。以后的年岁中商业压抑文化，平庸取代传奇……此番小说外的现实景况，过来人都已有经历，倒也无需我赘言。
《流沙》或许又很容易被视为一篇灰暗的成长小说，或充满惆怅的怀旧小说。少年的“我”目睹了女孩的初潮、直面了传奇人物的惨死――“性”与“死”向来是成长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足以唤起充沛的岁月回想。但如果我们将《流沙》的故事拉回“自我――他者”的解析轨道，读到小说尾声中二十年后的“我”哀怨地为《流沙》出场人物一一草续的结局，不难体悟“自我”确是通过对“他者”的区分而建构，而这种构建被小说最终冷峻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迥异的命运。诚然，任何有关“他者”的故事，皆是一个隐喻、一则寓言。德国的“彩衣笛手”讲守信的道德哲理，宋世明的《流沙》则是一曲文化挽歌。它终究是以一个“他者”的死亡故事，来隐喻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如风而逝，不留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