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法隐喻表达语义和词汇语法之间的内部层级关系，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词汇语法、小句和语篇层面。以一部研究罪犯边缘话语的学术文稿为例，探索将学术语类隐喻为文学语类的可能性，在理论上延伸了语法隐喻的研究范围，在实践中突破了学术语类由于技术性强、学术语言深奥而限制了学术成果普及和推广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法隐喻;学术语类;文学语类;罪犯边缘话语
一、引言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法隐喻”表达词汇语法与语义之间的内部层级关系，它首先由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中提出，并在随后的各个版本中加以完善和深入地论述。在提出语法隐喻概念的最初阶段，Halliday认为判断语法隐喻产生的机制是语义和词汇语法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同时提出“一致表达式”和“非一致表达式”的概念，并以前者为参照，若语言在使用中出现了后一种表达式时，便产生了语法隐喻，并将后者称之为“隐喻式”［1］。与语言的三种元功能相对应，Halliday认为语法隐喻主要有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类型。前者有体现为及物性隐喻和名词化的词汇语法形式，后者由语气和情态实现。
学界从不同的维度阐述语法隐喻的运作机制，并在词汇语法层面、小句层面不断对其深入研究。但是Halliday对语法隐喻的分类中，尚未提及语篇隐喻的概念，文献中也很少讨论语类(Genre)层面的语法隐喻机制及其实践价值。本文将以一部文学作品为例，在书名、作品章节标题、主人公人名、故事情节等维度，探讨语类隐喻的潜质，发掘它的社会经济价值。
二、语法隐喻的运作机制及运用
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变化，难以准确追溯和确定“一致式”，因此，通过对照“一致表达式”与“非一致表达式”的方法，探讨语法隐喻的发生的机制具有较大争议。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提出“级转移”和“转类”阐释语法隐喻的方法并将其分为13种类型［2］，从而使语法隐喻的理论研究更具科学性，在实践层面更具可操作性。系统功能语言学基于大量的篇章分析对语法隐喻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研究组织语篇的方法时，提出隐喻主位和隐喻新信息作为组建语篇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将语法隐喻的范围由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扩展到语篇隐喻，首次提出语篇隐喻是与语篇元功能相对应的一种隐喻形式［3］。这一研究将语法隐喻研究从词汇语法层延伸到语篇层，拓宽了语法隐喻研究的范围。
因而，国内外学者针对语言三大元功能中存在的语法隐喻，分别展开了不同类型的研究。就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而言，关系过程中的认同型过程，在科技、商业、政治等语篇中的使用十分普遍［4］。语法隐喻的研究，尤其是篇章层面语法隐喻的研究，开始从理论层面的探讨发展到操作实践层面的研究，如在研究大量英语论文摘要中的语法隐喻的基础上，发现语法隐喻对实现论文摘要的交际目的和提高有限语篇的交际效率，具有与其他语篇运作机制不同的作用。［5］名物化是一种级阶转移的现象，也是构成语法隐喻重要的资源，它的运作机制是将及物性过程中的属性重新隐喻成名词［6］，目的在于将动态的动作静态化，使之易于被修饰，同时增加有限语言单位的信息量，提高交际效率，达到交际目的。
在科学和技术语篇中，名物化起着构建技术术语的框架，将复杂的语篇用名词“打包”成主位的作用。因此，名词化在科学语篇和技术性语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它是写作和组织科技语篇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的路径。名词化的打包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书面语，特别是论文摘要类语篇的交际效率［8］。通过梳理国内语法隐喻研究的历程，可以将我国语法隐喻研究分为引介和阐释阶段，创新和发展阶段、跨学科融合发展阶段［9］。
首先，胡壮麟等学者将语法隐喻理论引介到国内［10］，这是语法隐喻研究在国内的起始阶段。随后，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致力于理论指导实践，它是一种“适用语言学”理论的观点［11］。作为“适用语言学”［12］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法隐喻研究同样追求和强调它的“适用性”。语法隐喻在科技语篇中具有极大的适用价值，它是科技语篇和学术语篇中的一种普遍语言现象［13］［14］。
同时语法隐喻的“适用性”还体现在从功能文体学的视角，研究它在文体学中的作用［15］。在学术论文摘要这一文体中，语法隐喻组建语篇的“适用性”价值更加显著，在写作英文摘要或翻译摘要时，以英语本民族语言科技工作者写作的学术论文摘要为参照，可以大大提高翻译中文摘要的水平［16］。综上所述，语法隐喻是构成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它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中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是科学语篇、技术类语篇、论文摘要类语篇中。无论是功能文体学的研究，还是语法隐喻在翻译中的运用，都践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理论主张。
但是，目前语法隐喻在语类层面的探讨较少，还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将语类进行语法隐喻的研究。本文尝试对这一语言使用现象展开研究，旨在将学术文体隐喻为文学文体，解决学术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三、学术话语的文学隐喻可行性
本文中隐喻的概念不同于传统修辞学中隐喻或暗喻(Metaphor)的概念。我们所讨论的隐喻是指Halliday在其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SFL)中，提出的语法隐喻的概念［17］。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法隐喻(隐喻)，比传统修辞学中的隐喻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我们的书稿《来自高墙的言说———罪犯边缘话语的文学演绎》，是基于一项以罪犯边缘话语为研究对象，采用文学语篇的形式对该项目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报道的文本。
研究项目的《任务合同书》中承诺完成的任务是一份20千字的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围绕研究对象中3名较为典型的服刑人员的人生经历、犯罪和接受教育改造过程的资料，完成了一部30万字左右的纪实文学作品。撰写《来自高墙的言说———罪犯边缘话语的文学演绎》这一作品出于以下目的:一是项目研究成果客观上受制于研究项目《任务合同书》中20千字的篇幅，无法全面反映罪犯这一边缘群体的真实情况，课题组研究的成果无法全面向课题研究受众展示。二是考虑项目研究成果受众的接受程度。
如果项目研究成果完全以学术研究的范式进行报告，学科术语众多，学术性较强，不利于研究成果在多数受众中普及，无法达到和满足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要求，与项目作为应用型研究的初衷相背。三是项目研究中尝试对“语法隐喻(隐喻)”这一学科理论应用的创新和突破，以期解决项目研究中遇到的几个问题。首先，项目研究设计中，计划使用20千字的篇幅报道研究成果，受篇幅限制，无法完整、全面报道研究成果。在具体开展和实施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所收集到的关于罪犯这一边缘群体使用的边缘话语，形式十分复杂，内容颇为丰富，仅仅选择性地报道部分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研究成果，就占据了研究报告的大量篇幅。
报告无法全面反映项目研究的完整面貌，也不可能深入地通过边缘话语的研究展示这一群体的生存和接受教育改造的生态。受这一客观要素的限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展示研究成果时尽管完成了项目《任务合同书》中规定的研究任务，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受。因此，为了更加准确、真实、全面地反映研究成果，特别是更加深入地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罪犯这一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接受教育改造过程，我们选择篇幅长度不太受限制，报道更加完整、全面、清楚的文学创作方式。其次，项目研究成果推广的路径和成果接受度的瓶颈问题。
从项目研究成果推广的路径来看，如果项目研究成果完全按照学术研究报告或者学术论文的范式写作并进行推广，研究报告中诸多学科术语(如: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边缘话语分析、权势、意识形态、霸权、定因分析等)将研究成果的受众，仅仅限制在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或边缘话语分析等学术性较强的学术圈内，将其他领域或非学术领域的受众拒之门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限制了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范围，同时也降低了项目研究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最后，“语法隐喻”这一学术领域的创新和实践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理念的问题。通过上文对国内外语法隐喻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梳理和考察可以看出，隐喻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词汇语法和小句层面，研究方法则主要是从最初的“一致式”与“隐喻式”的对照，到后来的“层级转移”的方法。语法隐喻研究在高于词汇语法和小句层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认可。
虽然，刘承宇较早提出了从功能文体学的视角，探讨语法隐喻的文体学价值［18］，但是语法隐喻在文体学的层面研究还未得到进一步深入，文体学层面的语法隐喻仍然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和话题，几乎没有对文体学的语法隐喻这一概念付诸实践的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理念。同时，语法隐喻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其理论的“适用性”。我们将学术性较强的项目研究成果，使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报道，从学术的视角来看，就是将学术文体隐喻为文学文体;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视角看，就是在实践层面践行文体学语法隐喻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实践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中的“适用性”。因此，将学术性较强的罪犯边缘话语研究成果，隐喻为文学叙事的文本进行报道，在语法隐喻这一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是一种新的尝试，在学术成果的展示和推广方面也是一种创新。
四、学术话语文学隐喻实践性
《来自高墙的言说———罪犯边缘话语的文学演绎》在名称的选取、文中章节标题的拟定、文本内容的构思、人物角色名字的启用、文中人物故事的刻画等各个方面，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每一个层面，在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将学术话语的研究成果“隐喻”成为文学话语的文本，采用文学的范式来演绎学术的内容，一直都在践行语法隐喻的“适用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书稿选用了一个隐喻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极为明显的标题作为书名:《来自高墙的言说》。在书名中，使用广为人知的“高墙”隐喻我们的研究对象———监狱，“言说”则隐喻的是监狱内部的主体，即罪犯这一边缘群体的一种生存状态。同时，为了表明写作的目的，让读者对书稿的内容一目了然，在书名的主标题下增加了副标题《罪犯边缘话语的文学演绎》，明确阐释了作为纯学术项目研究的罪犯边缘话语分析与书稿内容之间的关系，即在书稿中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和项目研究成果的受众阐述学术的问题。
因此，我们设计和选用《来自高墙的言说———罪犯边缘话语的文学演绎》的标题作为书名。二是书稿以文学的形式报告学术研究成果。书稿中四个故事选择的主题、人物角色、故事情节，均是项目组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并深入了解到的罪犯这一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故事中的各个角色都选择与这一边缘群体身份相符的，典型的言语方式———边缘话语，叙说着他们在高墙内外不为人知的边缘人生。
我们通过精心甄别和挑选，选取了这几个主题明确，隐喻深刻的故事，采用一种学术隐喻的形式，向读者和项目研究受众，报道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目的在于:
(1)警醒那些还没有走进高墙，但距离高墙不远的群体;
(2)为与这一群体相关的人员对这一群体的教育和矫正提供参考，并将高墙内这一边缘群体隐蔽和边缘的生存状态，真实地报告给高墙之外的群体，改变高墙之外的人们对监狱的误读;
(3)对高墙内的这一群体起到进一步的警示作用，为他们适应改造生活、诚心接受改造，在执行期满后顺利弃边缘化，真正能够融入主流社会提供借鉴。书稿中的故事虽然经过了文学加工，增加了文学的色彩，但书稿中的每个故事，故事里的每个情节，都取材于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取材于我们调研的数据。项目研究的工作过程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并没有任何杜撰的成分，而是在非常严谨的学术研究指导下对所调查、采集到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文学加工。因此，书稿中的人物故事全部有据可查，真实可靠，故事所反映和体现的人和事，由于其真实性而具有了独特的警示教育作用，这也是书稿作为文学文本存在的学术意义。
三是书稿中每一节的标题，是我们根据本节的内容，精心挑选的具有深刻隐喻意义的标题。如第一篇的第一节“高烧退却的岁月”中的“高烧”一词，就是采用其隐喻的意义，与之搭配的“退却”也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第二节的标题“春到花儿都谢了”中的“春”从字面意义上看，取材于故事中的主人公“黄盼春”的“春”字。故事中黄盼春的老“父亲”(养父)黄耀文对儿子的一种期盼，反映的是天下父母对儿女的一种持久并且痛苦中挣扎式的期盼。
标题中的“花儿都谢了”这一过程则主要隐喻黄耀文作为父亲，对儿子期望所必须面对的痛苦且纠结的漫长过程，也隐喻他作为父亲将自己的“身价”和“梦想”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却不断地见证自己“梦想”破灭的过程，正如目睹了在春光一片大好的时候，自己最爱的“花儿都谢了”的场景。四是故事中每一个主要人物角色的名字，均用谐音的方式隐喻或寓意他们生命状态中持久而典型的言说方式。中国文学经典著作《红楼梦》一书中的人名多数也具有谐音寓意的语用功能，如脂砚斋注明的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甄英莲(真应怜)，霍启(祸起)，元、迎、探、惜(原应叹息)等等［19］。本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运用谐音的隐喻功用，如第二篇的主人公王武，他的姓名隐喻了他本人长期采用暴力方式进行言说的性格;又如第三篇中的两名主要人物，一是养父陈勇的姓名隐喻了为实现报复目标，他可以“勇敢”、甚至有些“快乐”地接受苦难和承受绝大多数男人都难以承受的屈辱。
二是陈勇的儿子(养子)陈真借用一个传奇武林人物的姓名，隐喻了在他年轻的生命历程中将暴力言说践行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文学加工的过程中，无论在选择故事主人公姓名，还是每一节标题的挑选，以及书稿中每一个人物的刻画方面，都在按照其身份的言说，坚持将隐喻贯穿全篇的原则。因此，书稿《来自高墙的言说———罪犯边缘话语的文学演绎》，从微观的故事中主人公的姓名、每一节的标题、书名，到宏观的故事主题等，每一个层面都在贯彻着隐喻的思想，最后由这些成分组成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在整体上就是学术语篇的一种文学体裁的隐喻。
五、结语
总之，选择文学的文本报道学术研究的成果，采用文学的语类演绎学术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是尝试对“语法隐喻”的一种创新和突破，在时间上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宗旨。同时，这一种创新的方式也帮助我们解决了研究报告不能全面、完整报道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报告无法广泛推广研究成果，以及纯学术研究成果接受范围比较狭窄等实际问题。这不仅将语法隐喻研究的范围延伸和拓展到语篇、文体学的层面，同时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应用型研究学术成果的推广，找到一条可循之路。但是，这样的语类隐喻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和创新，对于语类隐喻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