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是它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更离不开人类社会优秀的文明成果。它是中国的国别史和世界历史、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交融的结果;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又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 这是一位学者从世界历史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审视。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研究的兴起，我们越来越发现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于我们观察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立足中国，从中国历史进程出发，更要放眼全球，有世界关怀。
一、在世界历史中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即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实现一样。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二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个人所代替。 基于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就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而言，首先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之必然。根本原因在于普遍的交往和竞争使得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为共产主义创造了前提;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仅拓展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范围，也大大加剧了劳动和资本双方的严重对立，同时也造就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拓展，更是思想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过程。运用世界历史理论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其内在的原因不能仅仅从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考察，而更要从世界历史的层面进行分析，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加剧了落后国家国内的矛盾，使得这些落后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阻力最大。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使得落后国家的人民能够吸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进而走向革命，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命题的时候是从世界历史的层面出发的。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挫折，有学者认为要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紧张、对峙和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在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化了阶级观点和阶级的分析方法，进而导致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否定，对形式自由的忽视，推向了纯粹的抽象对立和绝对的紧张对峙的境地，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形式自由的意义，忽视法治立国、拒绝对西方市场法治理论的批判性借鉴，成为了社会主义史上长期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
注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主流趋势。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性命题。赵甲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时代转变的历史起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对外开放和和平发展，恰恰顺应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发展中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 不仅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讲起，更要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讲起。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一直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伴随。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伴随着俄国革命产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相联系;而新中国的建立，更是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社会主义走向改革的重大标志。这就为我们从世界历史角度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世界历史看中国革命：中国之所以跨越了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既不简单是中国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产物，更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中国高度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使得改良之路行不通，革命成必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更是把中国革命纳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体系;中国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形成互动，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了中间地带的革命。从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都为中国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是最终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深究其中的原因，除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中寻找原因之外，还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危机的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指出有两种革命，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经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这就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
从世界历史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并非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没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把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过分从阶级观点审视社会主义建设，忽视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导致了自身的封闭和落后。
从世界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同样，我们应当看到，当代世界的开放性增强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性。在这种共生性的作用下，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原来孤立存在的民族国家只有摆脱民族界限和地域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而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邓小平作出的重大判断。只有自觉融入世界历史，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在世界历史过程中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
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身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中进行研究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源头，可以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讲起。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更加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脉络，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认识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置身于世界社会主义中进行研究。无论是从总体角度，还是从比较视野来看，都有许多新成果的出现。
从总体的角度看问题：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轩传树认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变革，大调整，需要我们做出判断，社会主义流派不断在嬗变，不断进行重组;无论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派别，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战略;不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也不断处于整合之中。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变动的趋势，需要我们正确应对。 蒲国良认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首先在于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自己的发展勾勒出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表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是以自身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即不再纯粹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之上实现自身建设的超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点的社会主义，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是开放和兼容的社会主义，善于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胡振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体现在从理论上看，吸收、借鉴、扬弃了其它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集中表现在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革新，对自由主义的借鉴和批判、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超越;而从政治实践上，也超越了其它主义代表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利益，其从现实发展的逻辑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远超出了其它主义。而如果我们从全球化的语境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则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回避全球化，而是在主动适应全球化的过程中努力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在致力于实现全球合作的过程中建设和谐世界，并逐步使得全球化进程由资本主义引导转向由社会主义引导。
从比较的视野看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比较研究，近年来比较集中的研究聚焦于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个流派的身上，原因在于这两个流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选择，从放弃新民主主义，到开展大跃进运动，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我们都可以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黄宗良认为，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以俄为师，后来又探索出自己独特的建设道路。 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超越，体现在几个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了苏联模式的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初级阶段论，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提出市场经济理论，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提出改革开放，超越了僵化封闭的苏联社会主义。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对苏联模式的扬弃，理解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各种政治力量派别，乃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也都对这种思潮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尤其以基尔特社会主义、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影响最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曾经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和主要国家的社会党恢复了交往，而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上展现出的优势，使得这种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蒋锐在一篇文章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从所在的政治派别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属于世界左翼政治派别，两者同源而不同流，但在很多方面还是有着根本的分歧，具体体现在指导思想的不同，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元，但又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而另外一个指导思想从本质上说就是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来源;一个最终目标追求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有明确的制度要求，一个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在价值观上逐渐走向中立;在斗争策略上，一个是在长期革命基础上逐步构建出的，一个则从一开始就坚持改良主义策略，企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修补实现目标;最后，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这两种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民主问题、国家问题以及所有制问题上两者有着根本的分歧。 从历史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治理的成功有着很多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因素，不是万能良方;而在当代，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和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的前瞻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更加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贡献。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某些经验。
关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陈学明等认为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体现在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还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大难题，即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力回击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说和早产说，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此外，中国道路还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发展到现在的包容和开放的社会主义，善于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结合起来;陈明凡认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成功解决了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即后发国家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如何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如何防止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贡献体现在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另外一种选择，即在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选择，即一条新型的，迥然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对于要求非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西方现代化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这一点越来越被研究者所关注，即研究作为一种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制度，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胜利的制度成果，即无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制度的探索，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列宁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从比较的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体现在经济制度的灵活多样，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厚重有力的政治制度，发展扎根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的目标不断得到落实;和而不同的文化体制，坚持一元主导下的多样发展;兼容并包的社会体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些制度设计恰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在竞争中彰显自己的优势。国外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制度所具有的重大优势，体现在中国制度的创新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借鉴，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考察中国的经验来加强自身制度创新的能力。
关于中国理论，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全新的话语体系，在解答当今中国的时代问题的时候，把中国的问题置身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的背景之下去研究，体现为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坚持对时代发展的新的判断，越来越强调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重新构想和世界的关系，积极借鉴世界不同各国的发展道路。 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又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都对这些问题做了有力的解释，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研究的思考和前瞻
(一)从世界历史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长期停留在政治话语中，而向学术话语转换是下一步深化研究的必然选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轩传树指出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格局大趋势中去，创新话语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破除教条主义的误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孙代尧认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具有大历史的眼光，时代主题的转换和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条件，要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的背景下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学者们的见解是很深刻的，提高研究的学术化水平，离不开世界眼光。
(二)从世界历史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近年来，关于话语体系的构建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而从现实的角度看，我国现在恰恰正处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全球化的速度正在加快，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科技，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着中西方之间的话语冲突甚至是话语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面对这种交锋，如果没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境地，我们便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有着自身独到的优势。如宏大高远的历史维度、立足全球的视野广度、扎实缜密的研究厚度、理性思辨的思考深度，但由于自身立场、研究视角的差异，其话语体系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对于价值层面的判断上。而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坚持了正确的价值立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但在国际视野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与国外学者的对话中略显不足。我们要自己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政治话语、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话语四者之间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