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信念是推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力量，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进行。要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就需要以史为鉴，分析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社会主义信念的特点和成因。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坚定期、怀疑期和理性增强期。
[关键词]社会主义信念;历史;特点;阶段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对国家建设尤为重要，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要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就需要以史为鉴，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社会主义信念的情况，分析出影响社会主义信念的因素。纵观历史，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大致经历了从萌芽、坚定、怀疑到理性增强的四个阶段。
一、萌芽时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灿若星河的古代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一次次盛世荣景，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粉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一系列不平的条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与奋争的血泪史，西方列强的肆意抢掠使得我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哀鸿遍野、百姓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为了救亡图存，收复祖国河山，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励精图治的探索。从洋务派推行的洋务运动，到维新派主张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探索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更没有结束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
二、坚定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全国领土的基本解放，给祖国人民带来了期盼已久的领土完整、祖国统一;1950年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剥削土地制度，从根本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民夙愿以偿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之后，党和政府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并在工矿企业进行民主和生产改革，废除了欺压剥削工人的旧制度，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极大的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三年，国家经济情况有了根本好转，党和政府实施的益民政策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建设新中国的干劲和信心，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开始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土地改革后，农民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农业互助合作社，“从1953年到1956年，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兽，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杜会变革、社会进步。”[3]在手工业方面，国家采取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逐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改造的顺利进行，极大地鼓舞了手工业者，“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巳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4]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充分调动和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顺利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50年代是社会主义信念的确立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信念为支撑，稳定国家局势，肃清反革命分子，领导人民积极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5]全国人民满怀激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饱经颠沛流离、剥削压迫的中国人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平静安稳生活，亲身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三、怀疑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前期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年中共八大召开，大会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正确分析，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政策和方针，也获得了人民的认可和积极响应。 然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却事与愿违。“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条总路线提出的初衷当然是想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久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6]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一大二公”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由于党内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当前形势，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致使无人敢于谏言，纠“左”进程中断;祸不单行，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人们食不果腹，饿殍遍野，这时许多人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甚至将这一切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
党和政府在极端困境中逐步清醒过来，开始反思问题，着手调查，调整政策。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却忽视了政治和思想领域上的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反革命集团借机作乱，造成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夫妻离间、人人自危的局面。十年文革浩劫，严重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7]
四、理性增强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党和政府开始反思和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扭转了十年的内乱局面，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断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8]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给人民提供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根据，使人们从盲目的个人崇拜中清醒过来，更加理性地看待“真理”。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在文革中饱受屈辱和诬陷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等都恢复了名誉，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更多人意识到需要正确地看待建国以来党的决策和方针，科学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理性地树立社会主义信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在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本质上看，有利于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但由于封闭的时间过长，某些思维定式已经形成，突然的对外开放，人们在面对很多从未遇到的问题时，就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从而对社会主义信念造成冲击。20世纪末到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沉重打击，许多国家的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国内有些人开始动摇社会主义信念，怀疑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甚至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去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学说。在这国际局势动荡的紧要关头，我国在重大会议上相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邓小平理论”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导向，使人们冲破了苏联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去分析和思考我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亲身感受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变化，理性鉴别真正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制度，重新树立社会主义信念。
